沃爾特·米德：鷹派和鴿派都看錯了伊朗

Hawks and Doves Got Iran Wrong

鷹派和鴿派都看錯了伊朗

來源 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作者 l Walter Russell Mead

事實證明，這場戰爭比美國人預想的更艱難，也更必要。

隨著最近這場海灣戰爭的加劇及其經濟后果的擴大，兩件事似乎已經明朗。首先，許多伊朗問題鴿派嚴重低估了試圖與該政權共存的風險和代價。其次，許多伊朗問題鷹派嚴重低估了通過軍事行動對抗德黑蘭謀求地區霸權所帶來的風險和代價。

結果是，這場戰爭比鴿派想象的更必要，也比鷹派預料的更難打。

美國歷屆政府中的伊朗鴿派曾希望，通過安撫與威懾相結合的方式，能讓美國與伊朗共存。

這些期望反映出一種信心，即伊朗復雜的公民社會最終要么會推翻伊斯蘭共和國，要么會推動其政權朝著更溫和的方向變革。

它們也反映了對軍事沖突成本和風險的合理解憂，因為伊朗的國土面積幾乎是伊拉克的四倍，人口接近伊拉克的兩倍。

在這種情況下，“踢皮球” 式地拖延問題并寄希望于轉機出現，在許多聰明人看來似乎是各種糟糕選項中的最佳選擇。

在政策辯論中還有其他的鴿派論點。在右翼，許多人認為美國的能源獨立意味著美國在海灣地區不再具有核心利益。

在左翼和極右翼中，不斷高漲且激進的反以色列情緒，試圖促使美國結束與這個猶太國家的盟友關系。

對伊鷹派則圍繞兩個論點達成了一致。第一，德黑蘭統治者謀求主導海灣地區的野心，使得華盛頓與伊朗神職政權（mullahcracy）之間無法實現長期共存。

伊朗政權秉持革命性的宗教理念，并基于經濟和地緣政治考量，決意掌控海灣地區，以躋身世界強國之列。

德黑蘭執意發展軍事力量和網絡，在某些時刻，這將對海灣地區的航行自由以及全球獲取其化石燃料和其他商品構成不可接受的威脅。

鷹派的第二個觀點是，海灣地區的安全仍然是美國的重大利益。

雖然我們自身可能不需要那里的石油和天然氣，但考慮到向關鍵經濟伙伴和盟友供應中斷對美國經濟和金融市場造成的后果，以及該地區某些非石油進口（如化肥）的重要性，美國仍需要保持海灣地區航行開放。

目前 , 伊朗即使在遭受以色列和美國的空襲后，仍有能力（至少是暫時地）封鎖海灣并對鄰國造成重大破壞 , 這突顯了伊朗軍事力量對該地區構成的不可接受的危險。

與此同時，海峽封鎖帶來的巨大經濟后果凸顯了一個事實：美國的利益仍然與海灣及其周邊地區的航行自由（以及生產安全）緊密相連，不可分割。

所以我們現在面臨這樣的局面：盡管在空中和海上取得了軍事勝利，但以色列和美國至今仍無法保持海灣開放，也無法保護海灣國家免受伊朗的攻擊。

在美國國內 , 民主黨人大多陷入了反對這場戰爭的立場中，許多鴿派認為總統本可以并且應該避免這場戰爭。

許多基層民主黨人堅信，唐納德·特朗普對美國構成的威脅，比伊朗神職政權（穆拉統治集團）的幸存成員更大，這種信念強化了反對立場。

這也增加了民主黨政客尋求在反伊朗旗幟下團結民眾的政治成本。

在國際上，雖然盟友承認美國軍隊正在捍衛其經濟賴以生存的重要航道，但這種認知正受到公眾對美國總統的厭惡，以及對其獲勝意志和能力的懷疑的沖擊。

特朗普先生經歷過許多危機。伊朗戰爭是他面臨的最大、也是最嚴峻的挑戰。

哈里·杜魯門、林登·約翰遜和喬治·W·布什都可以告訴他 , 在一個分裂的美國，作為戰爭領袖是多么困難。

當美國開始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尋求團結整個國家。1940年，他任命1936年共和黨副總統提名人弗蘭克·諾克斯（Frank Knox）為海軍部長；曾在塔夫脫和胡佛政府任職的元老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出任陸軍部長。

隨著1943年戰爭變得更加殘酷且代價高昂，羅斯福告訴國民，“新政醫生”（Dr. New Deal）必須退后，為“贏得戰爭醫生”（Dr. " bdsfid="1753">Win-the-War）讓路。

特朗普先生發動了他預想中會很短暫的戰爭。

人們希望這種樂觀被證明是正確的，但如果戰爭再持續幾周以上，他將需要在國內外建立更廣泛的支持以渡過難關——同時還要保持他的MAGA基本盤團結在他身后。

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但從未有人說過當美國總統是一件輕松的差事。*

作者沃爾特·拉塞爾·米德，美國外交政策專家，現任哈德遜研究所戰略與治國方略杰出研究員，佛羅里達大學漢密爾頓古典與公民教育中心教授。他長期為《華爾街日報》等撰寫國際評論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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