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何仍然需要思考歷史？

當我們談起歷史，往往有三層含義：第一，作為一種人文學科，歷史供象牙塔里皓首窮經的夫子學者們安身立命；第二，歷史是一個族群與民族所共享的集體過往，其中混雜著事實與神話，借由大眾傳媒技術的發揮，重寫每一代的自我認同。第三，歷史關乎自我的記憶，經驗與遺忘是作為人類的本能，塑造了每個人的人生選擇和對于意義的定義。這三者絕非涇渭分明，而是互相雜糅交織，構成了我們接受知識并潛移默化形成認知的背景。

如果說歷史是關于過去的敘述，那么歷史學更像是一種觀看過去的方式。二十世紀的歷史學，正是基于這樣的認知在發展、分流，并希望擺脫權力、階級、性別與地域的遮蔽，使得人人都可以成為自己的歷史學家。每個人去定義屬于自己的正當性與真實性。正如馬克思所言，“人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不是隨心所欲創造歷史。而是在特定的從過去傳承下來的情況下創造歷史。”每個人既有可能創造歷史，同時卻又身處歷史的桎梏之中。當歷史的解釋權被賦予到每個人手中，什么值得被記住，什么應該被遺忘？而那些被稱作歷史學家的老夫子，正是嘗試跨越這些界限，去找到一種共識，讓每一代人都能找到歷史學的尊嚴，讓共同的歷史事件，成為一場永無休止的對話的開端。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3月27日專題《歷史學的觀看之道》B02-03版。

B01「主題」歷史學的觀看之道

B02-03「主題」《思考歷史》誰在書寫歷史，誰就塑造當下

B04-05「主題」歷史知識的結構：從“澆筑大廈”到“拋撒漁網”

B06-07「歷史」在碎片化之后：讓歷史學成為走進他者的底色

B08「中文學術書摘」藝術與家庭研究 文摘兩則

撰文丨李騰

當我們談論歷史時，我們究竟在談論什么？是王朝更迭的宏大敘事，是英雄人物的傳奇事跡，還是被宏大敘事遮蔽的普通人的細碎悲歡？圍繞歷史學的本質，學界一直爭論不休，卻始終未能達成共識，對這個問題的探尋，也成了許多歷史學者充分發揮思辨才華、總結一生學問探索的“跑馬場”。不同的學術背景與研究領域，乃至代際之間的時代思潮印記，也在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中清晰可見。美國歷史學者薩拉·馬薩的《思考歷史》（曹鴻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年出版），正是從這一終極性問題出發，試圖向大眾解釋：歷史是什么，以及我們為何仍然需要歷史。

與其說這是一本理論著作，不如說它更像一場循循善誘的公共對話。馬薩并不急于給出確切定義，而是圍繞著一系列的問題展開：我們在書寫誰的歷史？國家為何會成為歷史敘事的默認框架？學術史學、公共史學與流行史學之間如何相互影響？史料的來源與局限又當如何評估？通過這些問題，她不斷提醒讀者，歷史并不等同于過去本身，而是一種在當下被不斷建構、理解和爭論的認知過程。

《思考歷史》

作者：（美）薩拉·馬薩

譯者：曹鴻

版本：新民說 |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5年11月

歷史研究并非“復原”過去

歷史的多義性，恰恰也是它最容易被誤解之處。人們常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種說法固然流于輕佻，卻也指出了一個事實，亦即對歷史的解讀從來不是歷史學家的專利。即便在專業研究內部，歷史書寫也始終受制于時代背景、價值取向與研究者自身的經驗。對于普通公眾而言，歷史往往以教材、影視作品或公共紀念的形式出現，而不同版本的敘述，也塑造著人們對過去的理解與判斷。很多人在網上“對線”的時候，往往諷刺別人“但凡讀過高中課本也不至于如此水平”之類。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他的課本可能就是那樣寫的？

正因如此，馬薩格外重視“書寫誰的歷史”這一問題。近年來，歐美史學界對“歷史中的邊緣群體”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女性、少數族裔、底層勞動者等，長期以來只是宏大敘事中的背景或統計數字。馬薩強調，這些群體的歷史并非主流歷史的注腳，而是構成歷史整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不僅是一種研究視角的轉變，也體現了一種關于人的價值觀：哪些生命經驗值得被記錄，哪些聲音應當被傾聽。

雖然我們反復強調，歷史學的本質在于對史實的挖掘，但人們如何解讀史實、為何如此解讀，才是歷史認知的核心。在史學理論研究領域，一個基礎的認知劃分就是“歷史（本身）”和“歷史書寫”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有時甚至是難以逾越的鴻溝。前者是已經消逝的、不可復現的過往，后者則是書寫者基于自身立場、時代語境對過往的重構。因此，薩拉·馬薩反復強調，歷史并非等同于過去本身。過去發生的事有其自身的客觀性，但當其呈現為可以被記載、傳閱、領會和解釋的歷史時，歷史就絕不是事實的簡單堆積，而是帶有極大的主觀建構意識與選擇性。即便在現實世界的歷史書寫中，歷史敘事難免還是被主流群體、權力階層所主導。

在書中，馬薩討論了歷史學家的工作，包括史料的類型與局限、敘事與闡釋的關系等等。無論是因果分析、歸納總結等相對簡單的手法，或者借助某些理論分析歷史上社會機構中的個體與群體，歷史書寫本身都帶著巨大的挑戰與極強的個人性。她指出，歷史研究的關鍵并不在于盡可能“復原”過去，而在于提出有意義的問題，并在史料的限制之內，構建具有說服力的解釋。歷史學無法像自然科學那樣進行實驗和推演，它更多依賴比較、歸納與判斷。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史料的選擇、敘事的結構以及解釋的取向，都會深刻影響我們所理解的歷史。

《繪畫藝術》是17世紀荷蘭畫家約翰內斯·維米爾向歷史致敬的作品。畫中模特打扮成頭戴月桂冠、手持號角和書卷的歷史女神模樣，而畫中的畫師正在“繪制”歷史本身。換言之，我們以為自己在觀看歷史，其實是在觀看他人如何描繪歷史。

作為一門藝術的歷史學

圍繞檔案與史料的討論，是本書中最具現實指向性的部分之一。19世紀以來，“被誤讀的”蘭克史學放大了檔案的作用，也放大了歷史學的客觀性屬性。（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去讀一讀美國學者彼得·諾維克的《那高尚的夢想：“客觀性問題”與美國歷史學界》）。到20世紀初，無論是德國、法國、英國，都出版了大量以官方機構、民間學會為主要推手的大規模檔案文獻史料匯編。歷史學家們希望以此向世人證明，他們的工作不是推測性、娛樂性或裝飾性的純文學工作，而是同那個時代迅猛發展的生物學、物理學、化學一樣的科學。在新世紀曙光出現時，英國歷史學家約翰·巴格內爾·伯里（John Bag?nell Bury）在1902年擔任劍橋大學近代史欽定教授，他在就職演講中鏗鏘有力地強調：“歷史學是科學，一點不多、一點不少。”作為實證主義的代表人物，伯里認為歷史學在采用嚴格的史料搜集、史料批判和分析的過程，與自然科學一樣追求客觀性和證據基礎，自然也能夠像科學家一樣產生堅實、穩定和可證實的研究成果。除無法重復實驗之外，歷史學與自然科學相比幾乎沒有獨特的局限所在。

然而，在經過了后現代思想的沖擊之后，檔案文獻的“客觀性”受到了劇烈沖擊，那些材料本身遠沒有我們所想象的那樣客觀。馬薩毫不留情地指出，現代國家通過檔案制度保存和管理記憶，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可被講述的歷史。她認為，檔案館在很大意義上定義了現代國家，而政府通過控制檔案獲取的權限，也就擁有了極大權力去塑造國家的歷史。哪些材料可以被查閱，哪些需要封存，往往并非純粹的學術問題，而與權力結構密切相關。馬薩提醒讀者，史料并非天然客觀，歷史學家的職責正是在承認這種限制的前提下，不斷檢驗證據、逼近真相。

有人開玩笑說，有了攝影攝像技術之后，后人對歷史的研究就更容易了，事實真的如此嗎？影像看似直觀，卻同樣充滿選擇與剪輯。鏡頭的取舍、敘述的視角，都會引導觀看者的理解。那些上帝視角的畫外音貫穿著敘事，也引領著觀看者的認知。這些攝影師或導演，便是我們的史料作者，而他們的成片，便是我們的史料。這一現象進一步凸顯了歷史書寫中不可避免的主觀性。無論是文字、影像還是口述記憶，都無法完全脫離人的感受與判斷。于是，我們就發現了歷史學的一個“致命傷”，同時也是這門學科的“致命誘惑”：我們所看到的、理解的、再呈現的一切，都摻雜了人的感受與判斷。

因此，歷史學雖然具有科學的特質，但最終還是被歸納為藝術。馬薩特別討論了布朗寧和戈爾德哈根對同一個二戰期間德國后備役軍人屠殺波蘭猶太人的故事，布朗寧結合數十年的學術發展，認為這些普通人并不是十分仇恨、更不想殺人，但出于服從權威并恐懼自己遭到排斥，而在寒蟬效應之下執行了這個“平庸之惡”的任務。而戈爾德哈根則痛斥布朗寧沒有突出德國人的反猶主義動機，并在幾年后出版了《希特勒心甘情愿的劊子手》。這兩位學者所提出的是同一個問題，所考察的也是同樣的證據，但最終卻呈現出了完全對立的兩種歷史結論。

歷史女神克利俄。

歷史知識的情感力量

在區分專業史學、大眾史學與公共史學時，馬薩并未簡單評判優劣。她指出，大眾歷史作品往往通過情感共鳴吸引讀者，而專業研究則更強調批判性分析。二者之間既存在張力，也彼此依賴。許多歷史學者正是在小說、影視或博物館體驗中萌生了對歷史的興趣，而學術研究的進展，也不斷改變著公眾理解過去的方式。如作者所言，專業學者更多地致力于批判性探索，相對較少提倡關于國家歷史的“情感共識”，也較少對未來持樂觀積極態度。但在大眾普及史學者那里，則似乎更在意通過激起情感而獲得認可以及“流量”。

作者甚至在第四章中，專門探討了不少歷史學者對所謂各個國家的國家遺產的“打假”。他們認為，這些遺產都是通過片面地或者經過極度美化過去的方式，來喚起人們的懷古與崇敬之情。而相關調查也顯示，人們在對描述過去可信度方面，最受到信任的是博物館（80%），遠遠高于大學教授（54.3%）和高中教師（35.5%）。在人們看來，這兩個群體的可信度甚至低于他們的祖父母（69%）。毋庸置疑，人們更愿意相信呈現在面前的東西，即使那未必就是真實的證據（“文物”也可能是假的）。

在這部作品的字里行間，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馬薩對當下美國和歐洲若干議題的關注，這也是她作為一個出生在紐約、在20世紀70年代末于普林斯頓接受教育的美國女性學者的天然傾向。史學研究絕非脫離現實的純學術活動，從本質上來說，一切的歷史學敘事都是政治的。所謂的政治，是對公共權力的行使，以及由誰、以何種方式、為了什么目的而行使公共權力。這樣的活動占據了歷史研究和寫作的極大篇幅，于是關于政治領袖、軍事將領以及提出改變世界觀念的知識天才的傳記成為最暢銷的主題。

在政治框架之下，國家的歷史尤其是民族國家的歷史成為19世紀以來的敘述主流。即便今天對于許多西方人而言，“國界”的觀念似乎已經不存在了，但是在歷史書寫呈現中，國家又像是替代了“宗教”所曾經扮演的角色，將那些已逝之人和未生之人聯系在了一起。為了強化這種聯系，國家還建立起各種儀式和紀念日，通過編造、虛構、曲解、迎合來形成擁有深厚傳統的假象。比如，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晚期所發明的“傳統”典禮、儀式與服裝。對于更為晚近的政權來說，國家的凝聚力更多地是建立在對一部分歷史的有意識的遺忘和刻意的回避、否棄乃至封禁之上。為了國家，歷史學家出于自愿或者壓力，要將一些記憶奉上神壇，而將另一些記憶深埋地下。

從歷史理論到公共生活

歷史學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不容小覷，歷史學研究的成果也會頻繁地在學術圈內外引發熱烈討論。無論是某個刻石字跡的真偽，或是某種朝代政策的得失，或是某部小說中對家國興衰的“影射”，往往迅速破圈。與其他學科相比，歷史研究工作者相對而言更少受到時髦理論的驅動。不過，這也使傳統歷史學處于一個有些尷尬的境地。而當面對那些瘋狂運用“新理論”“新視角”將歷史拆解得七零八落，還能鉤沉“白骨如山忘姓氏”的興亡痛史的“同行”時，傳統歷史學就顯得略有尷尬。事實上，許多歷史問題都并非歷史本身的問題，而是現實的政治問題。這也如同馬薩所強調的，無論是出于專家還是“民科”之手，對歷史的理解闡述，一定與作者自身所處的時代環境乃至個人的理解與傾向緊密相關。

也正由于大眾有讀歷史的傾向，對歷史本身的思考就不能只局限于學術層面，而要始終關注歷史與當下的聯系。如果說歷史有一個想象中的最大的用處，那我們進行歷史認知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當下、走向未來。通過分析歷史上的社會變革、文化沖突，馬薩也引導讀者思考：當下的社會問題與歷史有著怎樣的淵源？我們可以從歷史經驗中獲得哪些解決當下問題的啟示？在本書的結語部分，馬薩語重心長地提醒：“那些選擇記住一種理想化、片面的歷史的人可能造成的危害，與那些試圖消除這種歷史的革命者所造成的危害是一樣的。”而且，對于大多數歷史學家來說，歷史研究并不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公理形式，成為適用于當下和未來情境的“教訓”。

在這本書的討論過程中，馬薩在不同的章節中討論了社會史、文化史、政治史等領域的重要著作和研究路徑，并說明這些取向如何在不同歷史語境中興起。這不僅幫助讀者理解歷史學科各個分支領域的發展，也可以使感興趣的讀者按圖索驥，進行更廣泛和深入的閱讀。當然，本書主要聚焦西方史學傳統，對非西方史學的探尋極其有限，作者自己也意識到了這種被迪佩什·查卡拉巴提所說的那種“不對稱的無知”。這個概念是說，第三世界的學術界總被要求知曉歐美歷史及其相關歷史變遷理論，但西方學界卻幾乎完全無視他們之外的世界。在大部分情況下，我們現在所使用的理論、方法、概念乃至“文明”“文化”的判斷標準，都是在歐洲歷史的演進中總結出來的，對“現代性”或者“美好社會”的定義也是如此。與之相對，中國史的研究者和愛好者，也應當對其他文明的歷史有相應認識。

法國畫家皮埃爾·米涅爾的畫作《克利俄》（Clio）。

歷史并不會為當下和未來提供現成的答案，但它在公共生活中的影響不容忽視。我們之所以不斷回望過去，并非為了尋找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教訓，而是借助歷史經驗，更清醒地理解我們所處的時代。誠如本書譯者、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曹鴻教授所言，人工智能的迅捷回答是基于文本統計的概率來回答，但人總是有情感與靈魂。我們去讀歷史，自然不是想去確定某人某事發生在某地某時。我們想看到的是，另一個時空之外的靈魂如何去遭遇、去抉擇。歸根結底，我們去閱讀、理解或書寫的歷史并不是為了復原一個早已消逝的過去而是借此理解自身如何認識世界。但我們確實也希望，無論是專業研究者還是大眾讀者，在多元而復雜的歷史敘述中，既能保持有禮有節的批判，也能保持寬容大度的傾聽。通過這些圖景，我們也許會在歷史的褶皺中，找到照亮當下與未來的認知。

作者/李騰

編輯/李永博 申璐

校對/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