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tǒng)變“喬治三世”？3000城反抗，民眾高呼：不要國王！

唐納德·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濫用權力，催生了“不要國王”運動。本周六，這場運動將再次走上美國街頭，從佛羅里達群島盡頭的基韋斯特，一直到阿拉斯加北極圈以北的科策布灣。

在3000多個城市、村莊和小鎮(zhèn)，數(shù)以百萬計的人將抗議這位總統(tǒng)。組織者譴責他“派遣蒙面特工上街，恐嚇我們的社區(qū)”，又“把數(shù)十億美元納稅人的錢花在海外導彈襲擊上”，同時推高生活成本，還向億萬富翁盟友輸送巨額利益。

但當特朗普在沒有得到國會批準、也缺乏美國民意支持的情況下，于中東發(fā)動一場破壞地區(qū)穩(wěn)定的戰(zhàn)爭時，這種歷史回聲變得更為刺耳。隨后，政府又提出再撥款2000億美元為這場戰(zhàn)爭提供資金，這種回聲進一步放大。

威斯康星州民主黨眾議員馬克·波坎是眾議院“國防開支削減核心小組”的共同發(fā)起人。他認為，特朗普對伊朗的打擊屬于“選擇性戰(zhàn)爭”，并非出于必要。

“不要國王”運動的組織者也在提醒美國人：除了反對本屆政府在國內制造的混亂之外，如今他們還被動員起來，抗議“一場非法且災難性的戰(zhàn)爭，它讓我們身處危險，也推高了我們的成本”。

這正是美國建國者最擔心的處境。

他們的擔憂，來自對英王喬治三世及大英帝國的切膚經(jīng)驗。

1776年，當英王治下更為反叛的臣民正走向脫離英國、追求獨立之際，弗吉尼亞代表托馬斯·杰斐遜在第二屆大陸會議上，牽頭一個委員會，負責列舉對國王及其帝國統(tǒng)治的控訴。

在宣言列出的27項控訴中，指責國王及其集團“奪走我們的特許權，廢除我們最寶貴的法律，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政府形式”，并且“暫停我們的立法機關，自稱擁有在一切情況下為我們立法的權力”。

《獨立宣言》的簽署者還寫道，國王“對我們發(fā)動戰(zhàn)爭。他掠奪我們的海域，蹂躪我們的海岸，焚毀我們的城鎮(zhèn)，奪走我們人民的生命”。

最深刻的一條控訴在于他們所指出的現(xiàn)實：“他企圖使軍隊獨立于民政，并凌駕于民政之上。”

《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的制定者，并不只是擔心英王喬治三世與英國對美國人的戰(zhàn)爭。他們更廣泛的擔憂是：一個帶著帝國沖動的總統(tǒng)，可能把他們正在創(chuàng)建的國家，帶入一場又一場憑一己好惡發(fā)動的戰(zhàn)爭。

建國者意識到，任何把權力集中在國王手中，或集中在具有君主式本能的行政首腦手中的制度，都可能讓普通公民任由一個自大狂擺布。這樣的人可能輕率地發(fā)動戰(zhàn)爭，威脅生命、財產(chǎn)與自由。

潘恩警告說，當戰(zhàn)爭的爭端僅以個人事務為基礎時，“戰(zhàn)爭的命運與一個民族的情緒如此難以預料”。他還觀察到：“總之，君主制與王位繼承不僅讓這個或那個王國，而且讓整個世界陷入血與灰燼之中。”

當美國終于掙脫殖民壓迫的枷鎖后，一部憲法被寫下，其明確目標之一，就是要把“戰(zhàn)爭之犬”拴住。為此，發(fā)動戰(zhàn)爭的權力并不交給某一個人，不論此人被稱為國王還是總統(tǒng)，而是交給人民，并通過人民選出的國會議員來行使。

負責主持憲法起草的詹姆斯·麥迪遜解釋道：“在憲法的任何部分，都找不到比這一條款更富智慧的安排：把戰(zhàn)爭或和平的問題托付給立法機關，而不是行政部門。除了異質權力混合所帶來的反對理由之外，這份托付與誘惑對任何一個人而言都太過巨大。”

麥迪遜還指出：“戰(zhàn)爭事實上是行政權擴張真正的保姆。戰(zhàn)爭中必須建立起武裝力量，而指揮它的是行政意志。戰(zhàn)爭中要打開公共金庫，而分配它的是行政之手。戰(zhàn)爭中官位的榮譽與俸祿會增加，而享用它們的是行政所掌握的任命與庇護。最終，桂冠也將在戰(zhàn)爭中被采擷，而它將圍繞在行政首腦的額頭。人類心中最強烈的激情與最危險的弱點——雄心、貪婪、虛榮，以及對名聲那或高尚或可原諒的熱愛——都會合謀對抗和平的愿望與責任。”

如今，國內項目遭到攻擊與斷供，而行政部門又提出要打開公共金庫，繼續(xù)資助軍事冒險與一條帝國式的政治道路。在這種情況下，當代的“愛國者”高呼“不要國王”，也就不足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