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派人探望徐向前父親卻被趕，憤怒斥責閻錫山太可惡！

1937年深秋，太行山上的風已經有了刺骨的寒意。五臺縣城外，難民挑著破布包裹，拖家帶口往南邊逃，路邊的枯草被踩成一片泥。這一年，對無數中國家庭來說，是徹底翻轉命運的一年，對徐向前的老父親徐懋淮，更是如此。

彼時，盧溝橋的槍聲已經過去三個多月，全國抗戰局面基本形成，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紅軍一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一二九師受命入晉抗戰，師部設在五臺一帶。地圖攤開，一條滹沱河將這一片鄉土分成東西兩側：河東，是徐向前的永安村；河西，是山西軍閥閻錫山的老宅所在。

一邊，是已經成為八路軍副師長的“紅軍將領”；另一邊，是盤踞山西二十多年、被稱作“山西王”的地方實力派。而夾在這兩股力量中間的，是一個身體羸弱、頭發斑白的山村老人。

有意思的是，劉伯承與徐向前此時一個是師長，一個是副師長，指揮千軍萬馬，卻都清楚，五臺這片山坡上，藏著一道難以面對的父子恩怨。

一、同鄉不同路：滹沱河兩岸的兩座院子

回頭看五臺這塊地方，在山西并不算富庶，卻因為地勢險要，自古便是兵家來往之地。永安村更是有點來頭，早在魏晉時期，官府就在這里建立過倉城，囤積糧草，以防戰亂之需。徐家祖輩在這里耕讀傳家，在鄉里也算小有名望。

徐懋淮出身秀才，是那種典型的舊式讀書人。人不高，腰桿卻挺得直，說話總帶著幾分書卷氣。他對子女的要求簡單卻執拗：讀書，考取功名，走一條體面、安穩的路。徐向前幼年聰慧，讀書過目不忘，鄉里人都看好他能出個舉人秀才。

然而時代的潮水，比父輩的設想要猛烈得多。1924年，徐向前已經二十出頭，北方局勢動蕩，北洋軍閥混戰不斷。就是這一年，廣州的黃埔軍校公布招生簡章，消息傳到上海，又輾轉傳到了山西。對于許多年輕人來說，這四個字像點燃了一支火把。

徐向前做出了一個在父親看來完全“逆天”的選擇——不去走科舉殘余那條路，而是瞞著家里，只身南下讀軍校。臨行前，他向父親磕頭告別，嘴里說的是“出去闖闖，將來出息了一定光宗耀祖”，心里卻已經暗暗立誓，要走一條與舊社會決裂的道路。

從1924年離家，到1937年一二九師進駐五臺，整整十三年，徐向前再沒踏進過永安村的大門一次。山河變色，政權更迭，他從一個學生，成長為久經沙場的紅軍將領；而在他的家鄉，另一家大院也在悄然改變命運，那就是閻錫山的故宅。

閻錫山自辛亥革命后就掌握山西軍權，到1937年已經統治山西二十多年。他自號“建設山西”，修路、辦學、搞實業，一度在北方頗有名聲。但不得不說，這樣一個打著“改良”旗號的軍閥，對共產黨人和革命軍人的家屬，手段卻非常陰毒。

滹沱河以西的閻家老宅，不時有軍閥部隊的軍官進出，在五臺老百姓眼中，那是一座帶著威勢的院子。而河東的徐家，隨著徐向前參加革命，漸漸成了被“盯上”的目標。

兩家相距不過幾里路，卻代表了中國當時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一條，是茍延殘喘的軍閥割據；另一條，是年輕革命力量正艱難成長。

二、閻錫山的逼迫與一個父親的絕望

1927年，大革命失敗，國共關系急轉直下，反共浪潮席卷各地。這一年，徐向前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投身武裝斗爭。消息傳回山西，對徐懋淮來說，這簡直就是晴天霹靂。

在一個舊式讀書人眼里，“造反”是最可怕的字眼，而“共產黨”這三個字更是被處處妖魔化。鄉間流傳的多是一些夸張嚇人的傳聞，什么“分田分地”、“砸廟拆祠”、“不要爹娘”之類，讓老一輩人心里本能排斥。

辦法沒有，兒子已經在外闖蕩，消息斷斷續續，抓不住也管不上。但真正讓這個家陷入深淵的，還不是觀念的沖突，而是閻錫山方面一次又一次的騷擾。

閻錫山對共產黨人非常警惕。像徐向前這樣出自山西、又投身革命的軍官，在他眼里就是“叛逆”，必須拿住家屬，制造恐懼，達成威懾。所以自徐向前參加革命之后，閻系軍隊時不時就有人找到永安村。

一開始，只是上門“問話”。軍官騎著馬，帶著幾個兵，圍著徐家院子轉，一邊盤問，一邊威脅：“把人叫回來，跟著共產黨沒有好下場。”話說得陰森，動靜卻不算太大。

隨著紅軍力量發展，閻錫山心里更慌。態度也變得兇狠。一次家里確實拿不出什么消息，一個軍官當場拍了桌子：“要人沒有，那就拿東西來！”說完，幾個士兵進屋就開始翻箱倒柜，把徐家能賣錢的東西搶了個差不多。

這類事情，不是一次兩次。抄家、打人、砸物，在村子里沒少發生。村民都知道，閻系軍隊惹不起，徐家也幫不上忙，只能遠遠看著，暗自嘆氣。徐向前的母親本就身體不好，再加上驚嚇與屈辱，終于在一次更猛烈的上門鬧事后，郁郁而終。

這件事對徐懋淮打擊極重。他雖然嘴上罵閻錫山，也明白誰是真正的加害者，可在情感深處，總歸還是做父親的那股心——“要不是那不爭氣的小子走了這條路，家里怎么會變成這樣？”這句話，他不知道在夜里悄悄說了多少遍。

更讓他無法忍受的是，閻錫山的瘋狂還延伸到了祖墳。有一次，閻系部隊的人直接威脅，要挖徐向前祖父的墳，以此逼迫其“回頭”。這種手段，在舊農村觀念里簡直是滅絕人性。徐懋淮聽到消息后，當場暈厥，醒來后徹底病倒，一身病根就是這樣落下的。

就這樣，一個本來指望兒子光宗耀祖的讀書人，在十年的煎熬里，憤怒、恐懼、恥辱和絕望纏在一起，對“共產黨”三個字的情緒，已經復雜到了極點。

三、劉伯承的關心與第一次“失敗”的探望

1937年9月，一二九師奉命入晉抗戰，師部駐扎在五臺縣。師長劉伯承，時年四十五歲，身經百戰，早在大革命時期就參加了北伐，是有名的“軍神”。副師長徐向前，三十五歲，指揮過大小戰斗無數，在紅軍中聲望極高。

部隊還沒完全到齊，中央已經注意到一個看似“細枝末節”的問題——許多指戰員與家人長期失聯，尤其是像徐向前這樣，父母在閻錫山勢力范圍內，極可能遭受迫害。毛澤東專門發了電報，讓一二九師設法慰問，把革命隊伍對老人的關心傳達到。

劉伯承對這些不算“軍事”的事，非常上心。他了解戰爭，更明白人心。一個將領如果心中掛著沉重的家庭負擔，上陣殺敵的時候多少會有牽掛。把后顧之憂盡可能解決，也是戰斗力的一部分。

一天傍晚，他把警衛員王泉云叫到身邊，語氣平靜：“徐副師長的家就在五臺，你帶兩個人去一趟，代表師部看看老人家。”他停頓了一下，又說，“給老人家帶點錢，是大家的一點心意。”說罷寫了張條子，讓王泉云到供給部領了四百塊大洋。

在當時，四百塊大洋，在山西農村絕不是小數目，對一個受折磨多年的家庭，足以撐起一段日子。王泉云心里很明白，這不僅是錢，更是組織的一份態度。

通往永安村的路并不好走，三人翻溝越嶺，途中看到的景象令他們心里一沉。難民挑著行李，孩子光著腳跟在后頭跑；受傷的兵士躺在路邊，裹著簡陋的繃帶；還有餓死在草叢邊的乞丐，身上蓋著薄薄一層土。抗日戰爭剛剛打響，山西正逐步走向全面戰火，普通人的生活已經被攪得七零八落。

中午過后，他們趕到永安村外的大路邊。順著路往上看，一座規模不小的宅院坐落在山坡間，這便是徐家的老屋。大門緊閉，院墻略顯陳舊，里面看不到人影。

王泉云上前敲門。敲了半天，門縫里才出現一雙警惕的眼睛，上下打量著這三個穿著國民黨軍服、戴著國民黨軍帽的軍人。那人聲音發抖：“你們找誰？”

為了不嚇著對方，王泉云刻意放低嗓音：“我們是徐向前副師長的部下，奉命來看望徐老先生。”聽到“象謙”這個小名，對方愣了一下，才慢慢開門，讓他們進院。

走進堂屋，正中擺著一張八仙桌，桌旁躺椅上斜倚著一位老人。老人頭上包著白帕，胡須雪白，足有半尺長，臉色蠟黃，整個人瘦得幾乎只剩骨架。他看見來人，卻沒說話，只是端起桌上的茶，慢悠悠喝了一口，又抽起旱煙，似乎不愿搭理。

過了一會兒，他才低聲問：“來的啥人？”帶路人趕緊說：“是象謙的部下，八路軍。”這才正式點出了來意。

王泉云一看這位老人，舉止間果然有些讀書人的氣度，心里越發尊重，趕緊脫帽，欠身行禮：“徐老先生，我們是您兒子徐向前的部下，奉劉伯承師長和八路軍總部的命令來看望您……”

話剛到一半，原本看似平靜的老人忽然一拍桌子，從躺椅上站了起來，聲音陡然拔高：“我那不爭氣的東西！十多年前離家出走，什么‘黃啥子學校’，一走就沒信！這都是造的什么孽！”

他的胸口急劇起伏，氣得直發抖。王泉云見勢不對，上前扶住他，不敢再多說什么，只好從懷里掏出四百塊大洋放在桌上，說明這是八路軍和“毛主席”的一份心意。

誰知“共產黨”三個字一出口，老人臉色猛地一變，隨手掄起茶碗摔在地上，茶水四濺，瓷片亂滾。他聲音帶著哭腔，又夾著憤怒：“要不是我那不爭氣的兒子去參加共產黨，我徐家會被閻錫山害成這樣？我老婆會這么早就氣死？我老頭子會落到這個樣子？”

短短幾句，像刀一樣往外甩。王泉云想解釋：“老先生，這錢是……”話沒說完，老人擺手打斷，干脆利落：“你們走！你們走！共產黨、國民黨，我都不想再聽！我活夠了！”

在這種情緒下，再多解釋都是徒勞。王泉云沒辦法，只得把錢留在桌上，與同伴默默退出院子。走到門口，他回頭看了一眼，只見老人背對著他們，身子微微發顫，似乎還在壓抑著心里的火。

這一趟任務，按軍事的說法，很難算“成功”。

四、查清真相：劉伯承的怒罵與第二次登門

回到師部后，王泉云如實匯報自己遭遇的“劈頭蓋臉一頓罵”。他心里有些委屈，也有些不解：組織一片好意，老人為何如此激烈？

劉伯承聽完，沉默了一陣，沒有責怪，只是緩緩說道：“閻錫山真是可惡，把老人家逼成這樣，肯定下了不少黑手。”他很快意識到，這不僅是一個家庭的恩怨，而是敵對勢力用最陰毒的方式，在民間制造對共產黨和紅軍的仇恨。

他當場下令：“派人去打聽清楚，看看閻錫山在徐家到底干過些什么見不得人的事。”同時，又叮囑王泉云，“徐老先生也不容易，他罵你，是把這些年的苦都罵出來了，可千萬別往心里去。”

幾天后，探聽消息的人帶回了詳實的情況。一樁樁一件件，都印證了劉伯承的判斷——閻系軍隊的人以“要人”為名，動輒上門打砸抄搶；徐向前母親被活活氣死；祖墳險些被挖；徐懋淮被驚嚇加重病情。這哪里是正常的“統治”，分明是在變著法子折磨一個普通農家。

這些事，放在今天看，或許只是幾行字。但放在那個年代，卻是一家人的天塌地陷。再倔強的老人，心里的酸楚恐怕也說不完。劉伯承聽完，只是長嘆一聲，心中對閻錫山的評價又低了一層。

“這事不能就這么放下。”他思忖片刻，轉頭對王泉云說：“再去一趟。老人家的心結，要慢慢解。別怕他罵，這一點委屈是值得的。”見王泉云有些猶豫，他又笑著補了一句：“放心，這回不會挨罵了，徐副師長已經抽空回去見過老人，誤會會小很多。”

原來，在緊張的戰事間隙，徐向前確實匆匆回過一趟永安村。父子重逢，談不上多么親熱，卻總算把話挑明了。他向父親說明自己的選擇，也向父親講清，在閻錫山統治下，徐家遭遇的都是軍閥的迫害，而不是共產黨要“害”人。對于一個老讀書人來說，要完全接受這些，并不容易，但至少那層最重的誤會，開始裂開一道縫。

這一次再上門，院子里已經不是上回那股冷冰冰的氣氛。徐懋淮在堂屋迎客，面色雖仍蒼老，卻主動端茶倒水，還吩咐家人去廚房包餃子。等人一落座，他嘆了口氣，道：“上次你們來，我發了很大的脾氣，這事怪我。”

他接著解釋：“你們穿的是國民黨的軍裝，我當時以為又是蔣介石派人來，要我交出象謙。那幫人我罵過幾次，都沒存什么好印象。”原來，在王泉云第一次到達永安村前，國民黨方面也有人來過，目的同樣是要“做工作”，勸徐向前“回頭”，結果被老人狠狠趕了出去。所以當他再次看到同樣的軍裝，本能就把這一切混在了一起。

說到這里，徐懋淮整個人明顯平靜了許多。他已經從兒子的口中，了解到共產黨、紅軍的基本情況，也明白當年那些打砸搶的真兇是誰。過去那種癥結深鎖的仇恨，開始慢慢轉向一個目標——閻錫山。

王泉云把六百塊大洋放到桌上，輕聲說：“這是毛主席、朱總司令、劉師長和全師同志的一點心意，老人家千萬別嫌少。”這一次，徐懋淮沒有再推拒，也沒有摔東西，只是眼眶有些濕潤：“請你們替我捎話給他們，說我們一家現在能活下去，已經是很大的福氣。共產黨、八路軍惦記我們，我心里記著。”

餃子一碗一碗端上來，熱氣氤氳，院子里頭一回有了久違的溫暖。吃過飯，王泉云沒急著走，他帶著戰士幫著打掃院子，把亂石清一清，把破損的土坯補一補。又跑去徐向前祖父的墓前，將墳堆一一壘好，把被人踢倒的邊角扶正。

“你們忙這些干啥？”徐懋淮站在一旁，有些過意不去。王泉云笑了笑，只丟下一句：“這是該做的。”這話說得不重，卻把整個隊伍的態度都帶了出來。

臨走時，徐懋淮目送著他們，好一會兒才回屋。有人聽到他低聲嘀咕：“象謙這條路，看樣子真沒走錯。”

戰事越來越緊，日本軍隊逼近太原，山西全境都面臨淪陷危險。劉伯承考慮再三，決定安排人把徐懋淮轉移到山上的一座寺廟，由專人照應。一來遠離閻錫山的爪牙，二來可以避開日軍掃蕩。老人最終在寺廟里走完了余生，沒再遭受類似那樣的折磨。

在這段看似枝節的故事中，一位軍閥的殘暴，一位老父親的頑固，一個革命將領的掛念，一位指揮員的細致，都糾纏在一起，構成了一九三七年前后五臺山上的一幕小小側影。戰爭改變的，不只是地圖上的顏色，還有無數普通人家里的喜怒哀樂。徐家這座院子里發生的一切，也就不難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