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伊斯蘭革命，為何不該敗的巴列維失敗，不該勝的霍梅尼勝利？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遲至1978年西方都未能預見到伊斯蘭革命的到來，這固然是他們所借用的現代化理論誤導的結果，同時，也是由于選取了大量虛假信息，從而虛擬出王權統治穩定的假象，對國王的倒臺和烏里瑪的接管毫無準備。

西方對伊朗形勢的分析存在著兩方面的缺陷。

其一是政治性的：為了保護自身利益，美國對伊政治決策所依賴的情報出現選擇性失明。由于伊美之間的相互關系，很多人不敢報告或有意漏失那些可能引發國王不快或兩國關系緊張的不祥信息；美國情報機構依靠伊朗的秘密警察薩瓦克獲取情報，而處于國王個人嚴密控制之下的薩瓦克的情報既不可靠亦無公正。

事實上，到20世紀70年代后期，巴列維王權統治的平靜表象之下，早已是潛流暗涌。

誠然，伊朗在現代化進程中取得了巨大的物質成果，但終究未能得到伊朗社會各界的認同，最終發動這一進程的巴列維王朝也被民眾革命的大潮沖下歷史的舞臺。

到60年代末期，巴列維的現代化戰略已顯露弊端：經濟發展迅速，社會變化劇烈，政治卻停滯不前。在經濟發展最快的20世紀70年代，巴列維政權本來企求快速的經濟增長來收買民心，結果卻是貧富差距日益懸殊，通貨膨脹日趨嚴重，突然的經濟下挫更讓民眾叫苦不迭。

君主專制的高壓之下，無論新興社會群體還是傳統社會勢力均無緣分享政治權力，教俗各界普遍不滿，民眾怨憤日益加深，王權漸成眾矢之的。面對這種危險的局面，巴列維王朝無力自拔，只能任由自己走向死亡。

巴列維統治時期伊朗所經歷的深刻變化產生了大量緊張關系和矛盾，他的現代化戰略帶有明顯的缺陷。

第二，它導致了經濟和政治體系的不平衡發展，使前者現代化而未改變后者的性質，政治體系仍然保持著古老、傳統的特色，未能將各個群體整合入政治決策進程。社會變化導致社會失范和道德混亂，那些失位的團體和個人需要被重新整合進入社會集體和決策體系，這種巴列維政權難以滿足的要求，成為革命發生的促動因素。

第三，他的現代化進程支持基礎狹小，缺乏可靠的意識形態支持。在摧毀的大量廢墟上建設很少，這就造成了現代化進程中的意識形態真空以及大眾的混亂、迷惑。

伊朗革命的爆發表明了巴列維王朝現代化的成功與失敗：成功于經濟的現代化，失敗于政治領域的相應變化。這種失衡在其政權的制度建設能力和迅速增長的社會生產力之間造成了一條鴻溝，這一鴻溝在70年代末由于兩點原因迅速促成了革命的發生。

前者在國家與城市土地投機商、工業人土，尤其是商人、小店主之間造成了裂痕；后者激發了反對派的預期和信心，也削弱了國王有效對付迅速增長的革命運動的能力。

危機期間，國王不乏機會控制政局，或至少保住巴列維王朝。國王掌握著龐大的行政系統、令人恐懼的薩瓦克機器和強大的軍隊，他可以像他的父親和1963年的阿拉姆那樣將反抗之火強力撲滅。

即使缺乏這樣的勇氣與膽略，他也還可以選擇另一條穩妥之路。反對派固然來勢不小，但其內部意識形態與政治利益分歧巨大，國王本可以趁此將其分化瓦解，各個擊破。

烏里瑪對王權的反對最為堅定而且激烈，但以沙里亞特馬達里為首的溫和派并不贊成霍梅尼的激進政治主張；巴札商人雖然追隨烏里瑪，但它反對的只是政府的現代經濟舉措而非王權本身；民族陣線、自由運動所代表的城市中產階級主張君主立憲的改良運動而非激進革命，渴望與王權達成妥協；人民圣戰者這樣的激進組織雖然激烈反對王權，但它與原教旨主義者的政治歸宿相差甚遠。

至于處在社會底層的工農大眾，在這場革命中的表現并不積極。在“白色革命”和經濟現代化中或多或少得到利益的產業工人，直到1978年秋季，才在革命形勢的感染下以大規模罷工的形式介入革命；非技術工人雖然參加革命較早，卻只是他人手中的工具；土地改革和經濟繁榮普遍改善了農民的經濟狀況，約占當時全國人口一半的這個階級，對革命更是漠然。1979年革命后不久對5個農村地區的調查顯示，大多數被調查者對自己的生活條件相當滿意，其中許多人敵視革命，在全國支持革命的示威中，發生在農村的僅占2%。

這說明，占人口主體的農民雖然沒有積極支持君主政權，卻也沒有倒向革命勢力一邊。

回顧這場革命的過程，我們確實看到自由化政策促成反對派開始動員民眾起來參加革命運動，引發了王權最后的災難，但這一政策本身只是王權垮臺的必要前提，而不是充分條件。

為什么巴列維幾乎未作認真抵抗就放棄了他們父子兩代辛苦創立的王朝基業呢？為什么反對派并未付出重大代價就能輕易顛覆一個重新武裝起來的專制王權呢？實際上，革命運動過程中，對陣雙方尤其是雙方領袖的才能和行動決定著革命的結果。

當我們回過頭來審視霍梅尼與巴列維在這場民眾運動中各自的表現時，高下立判，也就明白最后的結局不足為怪。

革命運動期間，巴列維國王的思想脫離政治現實已經達到荒唐的程度，舉止失措，優柔寡斷，其自相矛盾無異于政治自殺：既實行自由化政策，又試圖抱著專制王權不放；既貪戀專制權力，又怯于在危機時親自動用鐵腕，面對自由化政策釋放出來的政治參與訴求，在妥協和鎮壓之間猶豫不決，頻繁地尋找和懲罰替罪羊。

結果，反對派越來越激進，國王越來越眾叛親離。當意識到局勢的嚴重性時，國王完全喪失了統治的意志。國王出走后，龐大的國家機器，包括數十萬裝備精良的軍隊，處于群龍無首的混亂狀態，迅速土崩瓦解。在某種意義上，與其說反對派推翻了國王，不如說國王推翻了自己。

巴列維在危機中無所作為，既有他個人的心理因素，也有外部的客觀原因。從個人心理方面來看，與禮薩·汗不同，巴列維國王是一個意志薄弱者，在他統治期間的所有重大危急時刻都未能采取果斷行動。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中，國王承認在1952年7月與摩薩臺對峙時，面對大規模的示威人群，“我拒絕命令軍隊開槍，被迫召回摩薩臺…任命他為首相兼國防大臣。”

1953年8月政變正在準備之時，他害怕了，逃離了國家。結果，還是美國策劃的政變挽救了他的王位。

下一場危機在1963年6月，這一次確實動用了軍隊，事實是阿拉姆首相不顧國王的猶豫果斷采取行動，血腥鎮壓了霍梅尼領導的抗議運動。

巴列維對西方大國有嚴重的依賴心理，卻懷疑國際輿論對伊朗人權記錄的批評和反對派運動的高漲是這些國家策劃的陰謀。國王關于國際陰謀的觀點在其最后一本著作中也有所記載。

到1978年，后期癌癥治療的副作用無疑加劇了他先天的優柔寡斷，這在革命運動期間造成了毀滅性的后果。他半信半疑地決定前行，命令軍隊有所限制地行動，避免大規模血腥鎮壓。國王確實使用了有限的暴力鎮壓，然而并未取得預期效果。問題不在于國王能不能訴諸暴力，而是鎮壓力量應該何時、如何釋放出來以及針對哪個集團。

國王的失敗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拒絕有效使用軍隊鎮壓革命運動，只是徒勞地希望通過威脅或假裝使用武力來平息暴亂。雖然直到1979年1月16日，國王離開伊朗之時，他的軍隊仍然保持著完整和忠誠，但他還是不敢運用暴力。

這在一場大規模民眾革命中相對較小的死難人數上得到反映，1978年10月1日到1979年1月15日，被政府軍警殺死的人數約在2000到3000之間。

除了心理因素外，當時有兩點客觀因素也使得國王很難在危機期間指導笨拙的國家機器對準目標。

第一，王朝多年的現代化推動了伊朗的民族一體化，形成了全國性的通訊網絡，各地發生的所有騷亂通過大眾傳媒立即引起全國關注，相互助長，使得革命運動期間舉國政治氣氛達到狂熱的程度。雖然伊斯蘭積極分子和職業革命者都勇于獻身自己的事業，但本質上并非他們的活動而是所有城市階層廣泛的、彼此呼應的行動導致了國家的癱瘓。

這種廣泛的、持續的參與以一種結構松散、沒有單一中心的無定形運動使得國家很難運用其強制手段。換言之，這是一場大規模民眾不服從運動，既發生在國家官僚機構和經濟實體內部，也包括國家外部的所有其他城市階層，在這種環境下，軍隊的作用確實有限。

第二，前革命時期的伊朗國家享有對統治階級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對所有其他階級相當大的結構自治。這種相對結構自治可以歸因于許多事實，最為突出的是：國家對石油收入與日俱增的依賴；它對國內收入的依靠逐漸縮小；它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對美國的依賴；它日益增強的鎮壓和治安力量。

國家的相對自治加劇了君主政體的專制傳統。由于排除了傳統和現代社會階層的政治參與，由于越來越醉心于石油收入而較少依賴國內收入，由于日益加深對美國的依賴關系，巴列維政權逐漸形成了孤立于絕大多數社會集團的自治狀態。國家站在一邊，除了統治精英之外的其他所有集團處于另一邊，國王自身就是真理，超越于法律之上，系萬般權力于一身，置各種機構于股掌。因此，在統治的最后時期，當這個權力金字塔的頂峰意志癱瘓的時候，這一體系也就立刻土崩瓦解了。

此外，國王如此平靜地離開可能部分是由于他盲目相信，美國也許會實行另一個像1953年政變那樣的神奇計劃來拯數他的王位，或者至少保證將權力平穩地移交給他的當然繼承人禮薩·巴列維。結果，巴列維期待著美國再次使自己免于倒臺，行動優柔寡斷，眼睜睜地看著自己與父親50多年辛苦建立的政權逐漸惡化并最終出讓。

反觀反對派尤其是革命領袖霍梅尼與國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以霍梅尼為領袖的什葉派教士集團在這場推翻王權革命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什葉派教士集團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動員革命群眾義無反顧地走上與專制王權不妥協的斗爭之路。

伊朗是什葉派穆斯林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而在伊斯蘭歷史上，什葉派穆斯林長期處于受壓抑的少數派地位。因此，在伊朗廣大穆斯林心中一直存在著受壓迫的意識和反抗壓迫的精神，具有勇敢戰斗、不怕犧牲（殉教）的傳統。霍梅尼主義之所以會產生、會掌握群眾，是由于它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廣大什葉派穆斯林的這種意識與傳統。

它對教義的解釋多半是與政治目標聯系在一起的，并不是遠離政治生活的純宗教理論，而是借助宗教實行政治革命。宗教與政治密切相結合，這正是霍梅尼主義的特色和優勝之處。霍梅尼提出的推翻壓迫者政府、建立被壓迫者伊斯蘭政府的綱領，集中體現了廣大什葉派穆斯林要求擺脫被壓迫境遇、實現平等天國理想的愿望與意志。

伊朗伊斯蘭革命的爆發使我們看到，隨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傳播和啟示，長期積壓在廣大穆斯林心中的積憤火山迸發出來所顯示的巨大能量。

第二，霍梅尼的超凡魅力和領導才能無疑是反王權革命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受到埃及穆斯林兄弟會最高領導人概念，尤其是黎巴嫩信徒稱呼穆薩·薩德爾為伊瑪目的啟發，霍梅尼的追隨者們到1970年已經稱他為伊朗的伊瑪目，當然，霍梅尼自己也可能慫恿信徒如此行事。追隨者宣稱霍梅尼是伊瑪目，這在伊朗什葉派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自從16世紀大部分伊朗人成為什葉派信徒以來，他們從未稱呼過一個活人為伊瑪目，這一名稱迄今僅僅用來指稱那12個神圣的什葉派領袖。

伊瑪目這一稱呼在什葉派信徒心中是有特定含義的，意味著肩負神圣指導責任的不謬領導人，這種意蘊無疑有助于樹立霍梅尼的領導地位，它暗示在霍梅尼與隱遁伊瑪目之間有著某種聯系，甚至隱喻霍梅尼本人就是馬赫迪。

第三，原教旨主義者靈活地打造出一個基礎廣泛的聯盟，這一聯盟超越各種意識形態分歧而將各個碎裂的社會群體聯合起來。

霍梅尼不僅集中統一領導最后階段的民眾革命運動，而且戰略和策略都比較得當。他最大限度地利用敵人的殘暴罪行去教育、發動和組織人民群眾，陷敵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又暫時隱藏了自己的終極目標，把與不同主張、不同黨派的分歧暫時擱置一邊，求同存異，組成以他為領袖的全民性反國王統一戰線，集中力量，推翻王朝。

伊朗知識分子接受了烏里瑪的領導，這似乎可以歸之于兩點因素。其一，他們深知什葉派宗教組織在民眾中的影響，試圖利用它反對巴列維政權。其二，他們對伊朗近現代史上烏里瑪所扮演的反對派角色印象深刻，對之欽佩不已。因此，伊朗知識分子就成為了宗教界的追隨者而非領導者。

對于霍梅尼及其追隨者而言，這場伊斯蘭革命將要建立起理想中的伊斯蘭政府：對于那些并不太關心伊斯蘭的階層來說，畢竟這也是一場革命，一場伊朗民族反抗美帝國主義、反抗君主專制的革命。

無疑，在現代伊朗，這種革命神話信仰也廣泛流行，以至于巴列維也將自己的改革貼上“白色革命”的標簽。伊斯蘭革命期間，正是這種革命神話激發了各種社會群體，他們雖然并不分享霍梅尼的伊斯蘭神權政治思想，卻仍然聚集在其旗幟之下去推翻國王。

國王的失敗與霍梅尼的成功還同外部因素有關。

美國既是支撐戰后巴列維王朝專制獨裁的支柱，又是導致巴列維王朝夭折的重要原因。

在伊朗革命期間，卡特政府內部兩派意見嚴重分歧，對伊政策自相矛盾、前后不一。在需要一致行動的時候，美國比任何時候都更沒有用一個聲音說話。這對國王來說是災難性的。國王既依賴美國，又懷疑美國的意圖，一再向反對派讓步以取悅于美國。對美國的過度依賴使國王失去了自主性，以致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美國調整對外政策的犧牲品。

作為國王最親密的盟友，美國為其矛盾政策付出了沉重代價。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很多保守性力量包括許多伊朗人中失去了信任，因為它在需要的時候沒有慷慨支持巴列維這樣一個忠實的傳統盟友。據說，甚至一位蘇聯使館官員也曾經向美國同伴坦言，在革命運動期間美國沒有全力支持國王。

由于它的矛盾政策和沒有支持革命，美國同樣遭到伊朗革命者的嚴厲批評。美國沒有能夠在反國王派別中扮演調解角色，因而也就未能幫助溫和派力量在后國王時期崛起，這本來是有可能做到的。國王的離開標志著美國在伊朗優勢地位的結束，“失去伊朗”是美國一次愚蠢外交政策的杰作。

美國在伊朗革命期間未能堅定支持巴列維政權動用鐵腕手段，固然是自縛于它所標榜的人權政策，但也與國際大格局有關。作為伊朗的近鄰，蘇聯也一直在關注伊朗局勢的發展，樂于看到伊朗脫離美國的控制。

1978年11月19日，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以回答《真理報》記者提問的方式，含蓄地警告美國不得干涉伊朗內政、幫助巴列維維持政權：

無疑，冷戰體系的存在以及美蘇在全球的制衡為伊朗革命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較為有利的國際環境，最大限度地排除了外部勢力的干涉，伊朗革命得以按著自身的特有規律向前發展。

總之，正是專制王權發動的快速經濟社會現代化運動，使自己在合法性的根本性困境中越陷越深，從而為政治體系的變革創造了必要條件。“白色革命”沒有斬斷宗教的老根，長期發展也未能湮滅諸多階層的不滿，經濟蕭條更使伊朗政局具有潛在的爆炸性。人權政策壓力之下的自由化打開了潘多拉之盒，導致政治參與膨脹和統治權威的危機。危機期間，國王和卡特政府優柔寡斷、自相矛盾，加上霍梅尼策略得當，組成反王權的全民聯盟，最終鎖定了巴列維王朝的悲劇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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