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冢記｜北魏洛陽城里的東晉浮圖

北魏孝明帝孝昌二年（526）八月四日，京師洛陽城內，以常煥為首的十四名僧俗信眾集資重修的一座五級浮圖宣告竣工，為表紀念，他們將此事原委刻成石銘，這便是“常煥等造浮圖記”（圖一）。

圖一 常煥等造浮圖記

這塊石銘的原物已下落不明，但在“中研院”史語所的傅斯年圖書館藏有一件清晰的拓片，借助拓本，我們還能多少了解到一千五百多年前那場“古建修復”的某些細節：

夫守真者凈，凈為悟法之基；培本者因，因即現果之證。西域之圣靈宣布，而東土之妙諦乃得矣。方大化之初流，遐陬咸被其光；洎金象之呈露，智愚胥仰其暉。是以豪眉之容，飾于陽門；紺發之形，圖諸夜臺。逮皇魏受圖，光宅崧洛，篤信彌殷，法教愈盛。王公貴人，舍眥財如脫屣；樵豎牧奴，視服役如歸市。于是招提森列，寶塔高聳，金剎耀日，宮殿暎月，寫天上之姿，模山中之影。袈衣未啟，士女之羅拜滿前；經聲迭續，檀越之參贊盈階。粉飾莊嚴，莫令為逾。佛弟子常煥等，以寺內有五級浮圖一塸，建自永昌，后因兵劫，遂至巔仆，雖屢加增茸，絕少完繕，今集眾同建，庶臻永固。非敢云不可稱量，不可思議之功德，直愿恒河沙數，同追斯福。

大魏孝昌二年歲次丙午八月庚辰朔四日癸未建訖。

鎮遠將軍、洛州騎兵參軍常煥。

冠軍將軍、并州刺史杜延。

浮圖主修梵寺法師曇印。

浮圖主胡統寺法師道顯。

浮圖主景明寺法師云凈。

浮圖主莊嚴寺法師法悟。

唯那主譚庚、常印、栢年。

唯那主劉遷、邊紹、江尚。

唯那主古啟、祖任。

銘文以竣工時間的落款為界，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前半部分是對浮圖重建原委的介紹，后半部分是功德主題名。前半部分又可分成三個層次。從開頭的“夫守真者凈”到“紺發之形，圖諸夜臺”是對佛法東傳的概述和歌頌，在造像類材料里不算稀奇。第二部分從“逮皇魏受圖”開始，敘述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后佛教的迅猛發展，官民士庶供養狂熱，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與此相應，無數燦然奪目的寶塔梵宮拔地而起。然而，就是在這樣的盛況里，卻有一座五層古塔獨自衰頹。此塔“建自永昌，后因兵劫，遂至巔仆”，后人雖多次修葺，卻一直效果不佳，于是常煥等人集資重建。

問題就出在“建自永昌”。永昌是東晉元帝的最后一個年號，永昌元年即公元322年。這年正月，大將軍王敦自武昌舉兵東下，東晉歷史上第一次“荊揚之爭”就此爆發。上游軍隊幾乎兵不血刃便攻入建康，閏十一月，元帝在憂心忡忡中辭世，太子司馬紹繼位，是為明帝，次年三月改元太寧。滿打滿算，永昌年號共行用一年零兩個月，在北魏之前，也只此一個永昌年號，浮圖“建自永昌”，意味著常煥等人重修的是一座建于三百多年前的古塔。

一群北魏時人指認一座東晉初年的古塔，實在啟人疑竇。不過，在當時的洛陽，類似的蹊蹺事倒不是頭一次出現。據《洛陽伽藍記》記述，正光年間（520-524）有位名叫趙逸的隱士來到洛陽，自稱是晉武帝時人，已經活了兩個半世紀，“晉朝舊事，多所記錄”。他走到城東的綏民里，稱杜子休宅是西晉太康寺舊址，“龍驤將軍王浚平吳之后，始立此寺。本有三層浮圖，用磚為之”。并稱浮圖基址就在子休后園，“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磚數萬”，還有石銘一方，文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浚敬造。”這次“考古”引起了轟動，杜子休干脆將宅院舍為靈應寺，“所得之磚，還為三層浮圖”，趙逸遂被好事者奉為“圣人”。此后，一系列中朝古跡在趙逸的指認下被重新發現。如魏斌先生所論，這些“舊跡”恐怕有虛有實，趙逸可能讀過洛陽相關的地志文獻，但也有可能摻雜了自己的附會甚至編造。

在一般的認識中，古跡的歷史當然越古越好。時至今日，一些名勝古跡介紹詞仍習慣以“始建于”某朝開頭，但對現有遺存的實際時代模糊處理，為的也是拉長名勝的歷史。但是，常煥浮圖銘并沒有選擇相對含糊的朝代名稱，而是明確記述了永昌這一乍看之下未必能夠直接定位的具體年號，似乎不是簡單的攀附或好古所能解釋。他們很可能是看到了某種文字材料，才對浮圖的始建年代有如此把握。文字材料既可能是《寺塔記》之類專記佛寺因革的書籍，也可能是太康寺石銘那樣的實物，即322年前后在洛陽修建五級浮圖的人們留下的石刻銘記。可是，這些建造浮圖的人們，為什么會署江左東晉政權的年號？

我懷疑，這和心向晉室且活動于洛陽周圍的流民群體有一定關系。永嘉二年（308），匈奴劉淵在平陽稱帝，四年，劉淵病逝，劉聰奪權即位，遣劉曜、王彌等包圍洛陽，五年（311）夏，洛陽淪陷，晉懷帝被俘，建興四年（316），長安淪陷，晉愍帝被俘，西晉亡，次年司馬睿于建康稱晉王，改元建興，一年后稱帝，是為東晉。“永嘉之亂”后，大河南北有許多塢堡主與流民帥率眾自保，抵抗胡騎。匈奴進攻平陽時，本郡督護李矩被百姓推為塢主，渡河東下，轉戰于滎陽、新鄭、洛陽一線，東郡人魏浚則與數百家流民聚保河陰硤石（今河南洛陽孟津區西）。洛陽淪陷后，李矩招懷遠近，抗擊石勒，魏浚“屯于洛北石梁塢，撫養遺眾，漸修軍器。其附賊者，皆先解喻，說大晉運數靈長，行已建立，歸之者甚眾”。司空荀藩承制建行臺，假李矩為滎陽太守，又上表晉元帝加為冠軍將軍，魏浚則被承制的劉琨假為河南尹，荀藩邀其與李矩同謀軍事，二人相結甚歡。此外，河內人郭默自為塢主，被劉琨加為河內太守，后率部歸屬李矩。

這幾路流民帥與劉、石胡騎周旋，雖多有斬獲，甚至幾次直接或間接收復洛陽，但并未真正團結一致，往往互相攻擊，直到祖逖的北伐隊伍挺進汴水上游，“遣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受逖節度”。在祖逖的勉力經營下，“黃河以南盡為晉土”，“石勒不敢窺兵河南”。然而，太興四年（321），東晉上、下游的矛盾激化，七月，元帝以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冀雍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出鎮合肥以備王敦，身為豫州刺史的祖逖亦需受其節制。九月，祖逖“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于雍丘（今河南杞縣），次年正月，王敦之亂爆發。

祖逖死后，河南諸帥群龍無首，在石趙的圍攻下分崩離析，辛苦收復的淮北疆土又漸為后趙攻占。諸流民帥中，李矩在洛陽周邊盤踞時間最長，又被東晉授為司州刺史，與建康朝廷聯系尤為緊密，但終因糧食匱乏而難以為繼，于明帝太寧三年（325）率眾奔投東晉，行至魯陽墜馬而死。如果那座五級浮圖真的“建自永昌”，那么就恰好處在洛陽從晉土再度淪于胡地的前夜。

據后趙大臣說，東漢時佛教初傳，“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南齊王琰《冥祥記》也說“太康中禁晉人作沙門”，但禮佛敬僧的官民士庶卻不乏其人。《魏書·釋老志》與《洛陽伽藍記》都稱西晉洛陽有佛寺四十二所，數據的可靠性有多大，學者的看法不一，湯用彤先生輯考出白馬寺、東牛寺、菩薩寺、石塔寺、愍懷太子浮圖、滿水寺、磐鵄山寺、大市寺、宮城西法始立寺、竹林寺十所，顏尚文先生又補充漢桓帝所立浮圖祠、竺佛朔譯經的某寺和魏明帝所造佛圖經舍，但不知西晉時是否尚存。其中，宮城西法始立寺與竹林寺已在兩晉之交，且都與中土第一位比丘尼凈撿有關。《比丘尼傳》載，凈撿“遇沙門法始，經道通達，晉建興中（313-316），于宮城西門立寺，撿乃造之”，剃度后，“同其志者二十四人，于宮城西門共立竹林寺”。永嘉五年（311）劉曜、王彌攻破洛陽，“發掘陵墓，焚燒宮廟，城府蕩盡”，凈撿從法始受業時，洛陽已是一座廢城，他們緊鄰宮門立寺，不會有太大的阻力。

那么，永昌年間的那座五級浮圖建在哪里？在常煥的時代，這是個不需要回答的問題，因為凡是讀到銘記的人都已身處“寺內”，然而時移世易，連洛陽城都灰飛煙滅，沒必要記載的事情就成了永不可解的謎。題名中有四位僧人“浮圖主”，是實際操持修塔事務的人，分別來自修梵寺、胡統寺、景明寺和莊嚴寺。這四寺在《洛陽伽藍記》里都有記述（圖二）。修梵寺在青陽門內御道北，與西側的嵩明寺同為“雕墻峻宇，比屋連甍”的名寺。胡統寺在著名的國家大寺永寧寺南一里，是胡太后姑母所造尼寺，景明寺在宣陽門外一里御道東，是宣武帝所造大寺，兩寺的寶塔都是皇室所立，即便有修復古塔的需求，大概也輪不到常煥等人介入。莊嚴寺在東陽門外一里御道北，《伽藍記》對其記載不多，是四座寺院中聲名最弱的一座。考慮到北魏以前洛陽城垣僅限于“九六城”（北魏內城）的范圍，而莊嚴寺已在城外，五級浮圖建這里的可能性恐怕不大，但既然由這四寺的僧人接洽統籌，距離應該也不會太遠，或許在四寺分布中心所在的內城東南隅。

圖二 修梵、胡統、景明、莊嚴四寺位置示意圖

兩晉的佛寺現在已蕩然無存，但北朝后期的人們還能看到一些。北齊后主時，鄴北城尚有石虎為佛圖澄所造的白馬佛塔，瑯邪王高儼準備重修，巫師稱“若動此浮圖，北城失主。”高儼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旋失之，數旬而敗。”尋味語義，應是一座磚塔。在北魏洛陽，類似的古跡應該更多。《伽藍記》就提到西陽門外御道北的寶光寺有一所三級浮圖，“以石為基，形制甚古”，趙逸稱其為西晉石塔寺遺存。城內銅駝大街西側、永寧寺以東的太尉府前還有一所磚浮圖，“形制甚古，猶未崩毀”，趙逸說是“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所作”。汝南王元悅聽聞后大受震撼，竟拜趙逸為義父。

汝南王悅是孝文帝的兒子，不知是不是受到義父感召，這位親王發起了一項修復古塔的大工程。目前為止，洛陽共發現四方署名元悅的“修塔記”，落款時間分別是正光三年（522）五月廿六日、八月十一日、十一月九日、正光五年（524）閏月十日。以第四方為例（圖三）：

侍中、太尉公、汝南王修治古塔，時年卅一造。

夫非善莫能崇洪業，匪惡無以墜苦津。要藉因興以感果，假修行而招緣。處迷每而悟空，居或境以曉真。貪覺門以進神，布正路而聳思。慕善見之苦行，仰須達而舍財。信生情表，想起心里，雖少誕乾宮，長育坤庭，正應驕欲自恣，奢嚴任懷，何其勤志克身，立誠猛巳，而能棄有薄榮，專以貪無。磨訶大檀越、清信士、侍中、太尉公、汝南王元悅，敬修古塔。毀壞形像，更加功力，在飾令新，使如初妍。本昔始成，隨憘功德。普治璨麗，整尊儀容。嚴凈等妙，令道俗眾生，見者增善。以斯微因，仰資高祖孝文皇帝，愿靈飛十方，神出三界，面奉慈氏，聞法悟空，超拔生死，逢師子吼，值龍花坐。次愿皇帝陛下、皇太后，二圣欽明，治同三光，萬歲無疆。下及蠕動蠢類，一切法界眾生，永斷五惡趣，常舍六道形。速發菩提心，忽獲法津榮。咸蒙慈愿故，普登正覺明。凝世如虛空，安樂恒不傾。超越百非表，端坐涅槃城。湛爾長滿足，靈智堅固平。

大魏正光五年閏月十日。

威例將軍、汝南王侍郎宋普營作。

圖三 正光五年閏月十日元悅修塔銘

閏月即閏二月。前三方石刻的開頭部分都已殘毀，但對讀之后可以發現其銘文的主體部分與第四方幾乎完全相同，應該抄自同一個范本，區別僅在于最后的竣工時間和負責施工的僚屬姓名。因為是完工一座就刻一方，所以書丹水平和刊刻質量良莠不齊，正光五年這方算是比較好的一個。

這類造/重修浮圖銘通常砌在塔上，一旦脫離建筑本體，便很難再復原其具體位置。就北魏時期來說，參照王連龍先生所編《南北朝造像記集成》，除去石刻造像塔和情況相對特殊的墓塔，大體可以定性為修造浮圖所刻功德銘記且有拓片傳世者約有10種（不含疑偽刻）。有些不止有文字，還有圖像，比如著名的正光五年五月卅日“劉根等四十一人造三級磚浮圖記”，從圖像內容和構圖方式很容易能夠看出其原本處于浮圖外立面的中心部位（圖四）。位置最明確的是普泰二年（532）七月十五日“邢安周造磚浮圖、石像記”。此石高28厘米、寬63厘米，雕出圓拱尖楣，應是用作塔門的頂部，尖楣上開小龕刻坐像，周圍鐫刻銘文，兩側為供養人像（圖五）。在塔門上部鑲嵌銘記的做法有一定的代表性，晚唐重修安陽修定寺塔的功德主銘記就刻在石門的門額中部（圖六）。

圖四 劉根等四十一人造三級磚浮圖記

圖五 邢安周造磚浮圖、石像記

圖六 安陽修定寺塔門額

需要注意的是，拓本的絕大多數受眾看重的是文字內容，所以沒有文字的邊框和留白部分往往反映不到拓片之上。比如東魏天平四年（537）七月廿五日“安村道俗一百余人修塔記”，傅圖藏拓呈豎長方形，宛如一方石碑，但從新鄉市博物館刊布的圖像來看，該石刻其實呈橫長方形，正中偏下部開小龕，內刻一鋪三尊，銘文刻在佛龕左側，右側無字，傅圖藏拓只拓印了有字的左側部分，占原石表面的三分之一（圖七）。又如上文提到的正光五年元悅修塔銘，洛陽古代藝術館刊布的拓本因為保留了“多余”部分（圖八），所以比常見于書法藝術類圖書的拓本顯得更加寬扁。因修建佛塔建筑而產生的石刻銘記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與舍利等瘞埋物緊密相關的“塔下銘”，在修建塔基時就埋入了夯土之中，其外觀大多接近正方形，另一種就是上述這樣的造塔（浮圖）銘，絕大多數是橫長方形，這種形制差別恐怕不是偶然，應該和石刻當時所處的相對位置有關。

圖七 安村道俗一百余人修塔記原石面貌與銘文拓片

圖八 正光五年閏月十日元悅修塔銘全拓

塔銘是否都嵌在門楣之上，似乎也不能一概而論，砌在塔身第一層或基臺等部位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藝文類聚》收有東漢李尤《德陽殿銘》和陳朝徐陵、沈烱所作《太極殿銘》，如果這些“銘”真的刻了出來，很可能就是嵌在大殿的基臺外壁。山西高平王報村二郎廟金代戲臺銘記嵌在戲臺基座正面中部，還有些古建的題記是嵌在殿宇臺基外壁，時代雖然偏晚，但多少提供了想象的空間。

說回“修治古塔”的汝南王。元悅修復的古塔應該不止四座，其對洛陽景觀的貢獻不可謂不大，但其本人卻沒有多少菩提心可言。據說元悅“好讀佛經”，“斷酒肉粟稻，唯食麥飯”，“又絕房中”，但“更好男色”，“輕忿妃妾，至加捶撻，同之婢使”。熙平二年（517），做中書監未滿三個月，就因殺人而免官歸第。正光元年，領軍將軍元叉發動政變幽禁胡太后，殺害元悅同母兄清河王元懌，元悅“了無讎恨之意”，提著桑落酒主動投誠，換來了“修塔銘”開頭的侍中和太尉公頭銜。拜官之日，還不忘向亡兄之子元亶索求珍玩，因為送貨不及時，元悅“杖之百下”，本就因守喪而“形氣羸弱”的元亶險些喪命。

正光五年三月，也就是元悅第四方銘文砌在塔上的次月，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起兵——六鎮之亂爆發了。北鎮動亂帶動了關隴起事，兩地都是北魏階層固化與地域邊緣化的犧牲品。事實上，不論是動亂之前還是之后，都有人向朝廷提示隱患的不可估量，但北方的危機似乎一直沒有反射到洛下。正光五年九月，朝廷遣名將崔延伯為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統步騎五萬隨行臺蕭寶夤往關隴平叛，京洛貴人麇集西郊張方橋送行，“公卿祖道，車騎成列”，崔延伯危冠長劍耀武于前，麾下田僧超吹《壯士笛曲》于后，“聞之者懦夫成勇，劍客思奮”。然而，次年四月，官軍在涇川大敗，崔延伯中流矢而死。“攻無全城，戰無橫陣”二十余年的崔家名將一夕殞命，“朝野嘆懼”，關中局面一發不可收拾。四個月后，戰火又隨著北鎮降戶的東徙燒到了河北，柔玄鎮人杜洛周反于上谷，華北亦呈糜爛之勢。

孝昌二年五級浮圖石銘鐫刻之際，常煥的職銜是鎮遠將軍、洛州騎兵參軍，前者是將軍號，后者是軍府職。孝文帝遷都后，改洛陽之洛州為司州，原荊州（治今陜西商洛）改名洛州，常煥就是在這里任職。比較奇怪的是杜延，他為冠軍將軍、并州刺史，軍號和官職都在常煥之前，按理說不該屈居在后。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是，他此前已從并州卸任，題名所寫不是現職。北鎮大亂后，秀榮契胡酋長爾朱榮坐收漁利，兵威漸盛，孝昌二年正月，五原降戶鮮于修禮反于定州，爾朱榮上表東討，“進號征東將軍、右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都督并肆汾廣恒云六州諸軍事，進為大都督”。元天穆是爾朱榮心腹，倚仗后者權勢得除并州刺史，據墓志知在孝昌三年之前，因此，杜延題名時，真正在太原城做刺史的人很可能是元天穆。

常煥等人企望浮圖“永固”，但洛陽的安寧日子其實到此為止。次年二月，關中起義軍一度繞過長安攻至潼關，朝廷震動，下令中外戒嚴。常煥任職的洛州與潼關所處的華州直接接壤，想必驚恐更甚。武泰元年（528）二月，胡太后鴆殺孝明帝，四月，爾朱榮興兵南下，又把胡太后扔進了黃河，元悅在修塔銘中祈禱“萬歲無疆”的二圣就此死于非命。爾朱榮在河陰大開殺戒，屠戮王公百官兩千多人，元悅時任徐州刺史，得知河陰喋血，倉皇投奔南朝。梁武帝一度將其立為魏主，用作北伐的棋子，但收效寥寥。普泰二年（532）四月，高歡取代爾朱氏入主洛陽，欲求孝文帝血脈而立之，列出的首選就是元悅。為此，高歡特地與梁朝接洽，將元悅接回。重回主場，王爺“清狂如故，動為罪失”，高歡見其扶不上墻，轉立其侄平陽王元修，是為孝武帝。年底，元悅因“屬尊地近”，被新帝誅殺。

永熙三年（534）七月，孝武帝與高歡決裂，西奔長安，高歡另立孝靜帝，遷都鄴城，命高隆之“以十萬夫徹洛陽宮殿，運于鄴”。洛陽又一次淪為廢城。十年前，元悅、常煥修造浮圖時，洛陽的居民們還急切地想了解漢晉洛陽的樣子，十年后，楊衒之動筆寫作《洛陽伽藍記》時，北魏洛陽本身都成了亟待保留的記憶。

據楊氏描述，遷鄴之際，“諸寺僧尼，亦與時徙”，武定五年（547）他重覽故都，所見已是“寺觀灰燼，廟塔丘墟”。這一措辭稍有渲染夸張之處，如《伽藍記》所述，北魏盛時，洛京內外有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遷都之后固然大不如前，但還是剩下了四百二十一所，寺院和僧尼并未徹底絕跡，與一般州郡相比，其數量仍是相當可觀的。

準確地說，遷都時的拆撤搬運只是洛陽塔寺受損的原因之一，東、西魏在河洛拉鋸所帶來的兵燹與當地官長貪殘所導致的常態性破壞才是更為嚴重的問題。元象元年（538）東魏大將侯景率軍圍困西魏獨孤信于洛陽金墉城，侯景“悉燒洛陽內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收復洛陽后，洛州刺史王則又將城中寺院的金銅造像“毀以鑄錢”，時人稱為“河陽錢”。北齊馮翊王高潤《平等寺碑》提到，高歡“觀兵故洛”之時，對平等寺外的金像“躬親致禮”，將佛像搬入寺內，“登給羽林，長□守□”，高澄嗣位后又“廣施軍資，增給兵力”。高氏父子禮敬的寺院佛像尚且要派兵守護，其他塔寺的境遇可想而知。

元悅和常煥修復的那些古塔究竟是在何時，因何種緣故而損毀消亡的，現在已經無從考察，但自然傾頹的可能性很低，周一良先生很早就指出，中古時期磚不易得，燒磚費時費力，許多“久喪不葬”的案例都和缺少磚料營葬有關。因此，修塔的磚如果沒有被拆送到鄴城，十有八九也會被拿去修筑城防，或是修筑墓室。

在“北邙山頭少閑土”的洛陽，建筑材料的生死循環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水經注》記載，北魏洛陽天淵池中的釣臺本是魏文帝曹丕所造九華臺，“殿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又據《三國志》裴注引《世語》，魏明帝曹叡治宮，楊偉諫曰：“今作宮室，斬伐生民墓上松柏，毀壞碑獸石柱，辜及亡人，傷孝子心。”可見魏晉營都之時已多自冢墓取材。《伽藍記》還記載胡太后當政時洛陽城南菩提寺沙門“發冢取磚”挖出一個活人的靈異故事，只是不知道他盜取墓磚是不是為了造塔。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世家洛陽龍虎灘”的司禮監太監黃錦捐資整修白馬寺，用東漢陵墓黃腸石砌成了新山門的三洞拱券。1930年代，原置于北宋永慶公主駙馬魏咸信墓前的一對石馬被移至山門之前，世人熟知的白馬寺面貌至此基本形成。在很長的時間里，這座略顯年輕的古老寺院成了漢魏洛陽城歷史的唯一見證，一切好像又回到了“白馬馱經”的原點。洛陽城所特有的氣質正是在這樣的生死循環中一次又一次地確認和彰顯：千年萬年興廢，深谷幾為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