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更智慧的方式呵護“數字健康”

郭英劍

《可能影響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網絡信息分類辦法》已經正式實施，進一步明確了可能影響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網絡信息的具體種類、范圍、判斷標準和提示辦法。與澳大利亞等國對青少年的“社媒禁令”比起來，這種對網絡信息進行分級管理的辦法，更顯精準、務實，兼顧了數字時代對青少年的保護與發展。

近年來，隨著技術發展，“數字健康”成為一個高頻概念。最初，它主要指利用數字技術改善醫療與健康管理，但隨著數字技術深度嵌入日常生活，數字健康的內涵早已發生變化。對青少年來說，數字健康并不等同于“少用手機”，更不等同于“沒有網絡”。它關乎的是：人在高度數字化環境中，是否具備自我調節、理性判斷與健康生活的能力。數字世界既可能制造焦慮、沉迷與比較，也可能成為學習、表達、連接與創造的空間。問題不在于“網絡是否存在”，而在于人是否具備在其中保持主體性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數字健康并不是把人從數字世界中拉出來，而是讓人學會如何在數字世界中站得更穩。

必須承認，多個國家出臺針對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和智能設備的限制政策，存在一定合理性。只是，這類政策在現實中面臨幾乎不可回避的困境。

第一，技術上難以長期執行。在數字原生的一代中，規避技術限制的門檻并不高。無論是假年齡注冊、借用成人賬戶，還是通過技術手段繞開平臺審核，都使相關規定在現實中容易被架空，最終流于形式上的管控。

第二，治理邏輯過于外部化。禁令只能暫時減少青少年使用數字產品的“表面行為”，卻無法培養他們識別風險、管理時間和調節情緒的內在能力。它壓制的是使用行為，卻沒有塑造判斷能力；減少的是接觸機會，卻沒有提升自我約束與心理免疫的水平。

第三，更深層的風險在于關系斷裂。當青少年感受到的不是引導而是防范，不是協商而是單向限制，使用網絡的行為往往會轉入更隱蔽、更難以干預的私人空間，反而增加了失控和風險外溢的可能。
因此，這類政策在短期內或許有效，但很難成為長期、可持續的解決方案。

在討論青少年數字健康問題時，一個容易被忽視、卻至關重要的事實是：今天的Z世代，是從一開始就“生活在”數字世界中的一代。他們的社交方式、學習路徑、表達習慣乃至身份建構，都早已與數字技術深度交織。數字空間是他們理解世界、參與社會的重要場域。因此，真正需要被追問的，從來不是“他們會不會使用數字技術”，而是“他們是否具備在高度數字化環境中保持理性、健康與主體性的能力”。這，才是數字健康問題的核心所在。

從實踐層面看，這種“數字成熟度”的培養，至少包含四個相互關聯的層面。

第一，自主性。青少年需要逐步建立對時間、注意力和情緒的自我管理能力。這種能力是在真實使用情境中，通過反思、引導與反饋逐漸形成的。如果長期依賴外部控制，一旦約束消失，失控反而更容易發生。

第二，批判性理解。在高度算法化的信息環境中，理解“內容為何被推送”“情緒如何被放大”“商業邏輯如何影響判斷”，已成為數字健康的重要前提。缺乏這種理解，個體就容易被動卷入情緒化、極端化的信息循環之中。

第三，數字倫理意識。這包括對隱私保護、數據安全、網絡行為邊界的基本理解。它關乎的是“如何在數字空間中與他人共處”，本質上是一種數字公民意識的養成。

第四，現實與數字的平衡能力。健康的數字使用，并不是逃離現實，而是增強現實中的學習、交往與創造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國家已經開始沿著這一思路進行探索。例如，芬蘭長期將媒體素養納入國家教育體系，在基礎教育核心課程中系統培養學生分析媒體、理解數字信息與批判性判斷的能力。

從長遠看，真正可持續的數字健康，是靠一代人逐步形成的判斷力、自控力與責任感支撐起來的能力結構。青少年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個被人為“凈化”了的無網絡世界，而是一個能夠教會他們如何理解技術、駕馭技術，并在技術之中保持主體性的社會環境。因此，數字健康最終指向的，不只是對青少年行為的管理，更是對治理理念的考驗：是繼續以恐懼為起點，試圖用禁令對抗一個不可逆轉的時代；還是以信任與責任為基礎，通過能力培養，讓年輕人真正成長為數字時代的成熟公民？

?答案并不復雜。一個對未來負責的社會，不能只教會年輕人“避開技術”，而應當教會他們在技術之中如何作出判斷、承擔后果并保持人的尊嚴與自由。這，或許才是數字健康最深層、也最現實的意義所在。（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全民閱讀教育研究院院長、外國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