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歐小國百年屢遭吞并，如今為何公開對中國態度強硬？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波羅的海沿岸出現了一幕頗具象征意味的畫面：從維爾紐斯到里加，再到塔林，人們手拉著手，排成一條長達六百多公里的人鏈。這就是后來被稱為“波羅的海之路”的政治事件，也是立陶宛從蘇聯陣營中“離心”的標志性行動。

很多年后，正是這個彈丸小國，在對華問題上頻頻挑頭。尤其是宣布要以“臺灣”名義設立所謂“代表處”，把自己推向了輿論前臺。一個人口不到三百萬的國家，竟敢在“一中”問題上充當急先鋒，這種行為背后，并不是一時沖動，而是歷史、地理、民族心理長期疊加的結果。

要看懂立陶宛今天的選擇，繞不過三個坐標：它曾經的“輝煌”、它百年間屢遭吞并的慘痛經歷，以及它在美俄對抗格局下主動“選邊”的心理。把這三條線擰在一起，就很難把立陶宛近期的一系列反華動作，看成是孤立的外交事件。

有意思的是，立陶宛歷史上既是侵略者，也是被瓜分者；既在蘇聯旗幟下高喊社會主義口號，又轉身投靠北約和歐盟。這樣一個國家，思維方式必然帶著強烈的安全焦慮和“表忠心”沖動，對外表現也就格外激烈。

一、從“波蘭立陶宛聯邦”的盛極一時，到“百年四被吞”的屢遭慘痛

如果把時間往前撥到十六世紀中葉，今天的立陶宛和當時的“自己”，幾乎會認不出來。當年，它不是一個萎縮在波羅的海邊的彈丸國家，而是波蘭立陶宛聯邦的一部分，版圖一度逼近一百萬平方公里，在歐洲算得上重量級玩家。

那時候的立陶宛，絕不是現在這種“謹慎小國”的形象。它在十五世紀中葉就敢主動向條頓騎士團下戰書，憑借軍事實力迫使對方割地賠款。經過多輪戰爭，又把條頓騎士團的核心地區普魯士收入囊中，一度在東北歐頗有幾分“耀武揚威”的意思。

到了十六世紀，為了應對崛起的莫斯科大公國，立陶宛選擇與波蘭結成聯合體，形成了“波蘭立陶宛聯邦”。這段時間，聯邦勢力范圍橫跨今日的波蘭、立陶宛、白俄羅斯、烏克蘭大部，甚至短暫打到莫斯科城內，占領了那里兩年。這個經歷，至今仍在立陶宛的民族記憶里，構成一種“我們曾經很強”的潛在心理背景。

不過，聯邦內部矛盾和外部強敵的兩頭夾擊，很快讓這種輝煌變成回憶。宗教之爭、貴族內耗，讓聯邦筋疲力盡；外部有瑞典、俄國、奧斯曼等多方虎視眈眈，內外壓力疊加，國家元氣日漸衰弱。

十八世紀后半段，形勢徹底逆轉。自一七七二年到一七九五年，俄國、普魯士和奧地利三次瓜分波蘭立陶宛聯邦，原來的百萬平方公里大國被分割得支離破碎。立陶宛的大部分地區，被并入沙皇俄國版圖。這一次失國，對立陶宛人來說，心理沖擊極大，也埋下了后來幾代人對俄國極深的敵意。

值得一提的是，立陶宛并不是安安分分被吞并。十九世紀，它在俄國統治下多次爆發起義，但都被沙皇政權強力鎮壓。一次次失敗，使“反抗俄國、渴望獨立”成為立陶宛民族敘事中的固定話題。

時間來到二十世紀，立陶宛的命運更像是被巨人踢來踢去的皮球。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它先被德意志帝國占領，這算是百年內被大國“第一次吞并”。一戰后期，德國走向失敗，立陶宛抓住機會，一九一八年宣布獨立，短暫享受了一段相對平靜的日子。

然而好景不長。二戰前夕，歐洲局勢驟然緊張，強鄰忙著較量，沒人顧得上這個小國。一九四零年，蘇聯依據與德國簽署的秘密協議，直接出兵占領立陶宛和另外兩個波羅的海國家；這就是第二次被吞并。緊接著，戰局再度變化，一九四一年德國閃擊蘇聯，立陶宛又落入德軍之手，第三次被吞并。

等到蘇德戰場形勢逆轉，一九四四年蘇軍反攻回來，立陶宛再次被納入蘇聯控制范圍，這是百年中的第四次吞并。短短幾十年間先后被德國和蘇聯來回碾壓，小國想要“保持中立”，根本就是奢談。

更尷尬的是，立陶宛每次也不是毫無抵抗，只是力量差得太多。當地武裝和地下組織都曾頑抗過，結果換來的往往是慘重傷亡和更嚴厲的統治。這種反復被壓制的記憶，在后來的民族教育中被強調，慢慢演化成一種根深蒂固的“被大國欺負”的心態。

可以說，一方面立陶宛祖上確實有過“稱雄東歐”的經歷，民族自尊心比較強；另一方面又在百年里多次慘敗于俄國和德國之手，屢遭瓜分。驕傲感和屈辱感混在一起，日后在對外政策上的“激烈”和“極端”，就不顯得那么奇怪了。

二、從蘇聯加盟共和國到“脫俄入西”：立陶宛的地緣焦慮與安全賭注

二戰結束后，立陶宛被正式納入蘇聯版圖，成為其加盟共和國之一。名義上是“平等成員”，實際上經濟、政治、安全事務都高度依附莫斯科。那時的立陶宛，在大多數國際場合沒有自己的聲音，只能作為“蘇聯整體”中的一分子出現。

不過在蘇聯內部，立陶宛和另外兩個波羅的海國家，經濟狀況普遍要好于很多內陸加盟共和國。靠近西歐，港口貿易比較方便，再加上一些工業基礎，生活水準在蘇聯體系內不算差。這也帶來一個后果：一旦看到西歐的生活方式和發展水平，就更不愿意被拖在一個龐大卻日益遲鈍的體系里。

進入八十年代，蘇聯內部矛盾愈發尖銳。經濟停滯，政治僵化，民族問題此起彼伏。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立陶宛的“離心”情緒快速升溫。一九八九年，“波羅的海之路”人鏈活動，就是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三國民眾聯手表達“不再接受莫斯科意志”的公開信號。

當時蘇聯已經疲態盡顯，不得不說這個時間點選得非常“精明”。如果是在五六十年代，面對類似動作，蘇領導層更可能直接出兵；但到了八十年代末，蘇軍早已深陷阿富汗泥潭，國內經濟也不堪重負，兵力和財力都不足以隨意再搞大規模武力鎮壓。于是，立陶宛得以在壓力尚可承受的情況下，把“獨立”訴求擺上臺面。

一九九零年三月十一日，立陶宛最高蘇維埃宣布“恢復獨立”，成為第一批公開從蘇聯“出列”的加盟共和國。這一舉動，既是政治冒險，也是一次精確判斷。蘇聯雖然實施了七十多天的經濟封鎖，但遲遲不敢動用大規模軍事手段徹底摧毀立陶宛政權。結果，立陶宛撐過了最難的那一段。

從立陶宛的角度看，這一步成功之后，蘇聯整體瓦解就是時間問題。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蘇聯正式解體，俄羅斯聯邦繼承主體地位。站在莫斯科的立場，自然難免把立陶宛看成“帶頭鬧分裂”的國家，對其心存怨氣也不難理解。

這種情緒后來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在俄羅斯的敘事中，立陶宛被視作“忘恩負義”的典型——畢竟蘇聯時期曾在工業、教育等領域給予過投入。而在立陶宛的敘事中，蘇聯則被定義為“占領者”，是壓制民族的外來統治。兩套記憶體系完全對立，幾乎不可能調和。

也正因為這樣，立陶宛在蘇聯解體后，根本沒有考慮過“與俄保持中立、在中間游走”的路線。它的目標一開始就很明確：盡快加入西方陣營，把俄羅斯推到盡可能遠的地方。

二〇〇四年，立陶宛正式加入北約，同年也進入歐盟。北約帶來的是安全承諾，歐盟提供的是經濟和制度平臺。這一年，對立陶宛來說是關鍵節點，它由此徹底完成了“從東到西”的陣營轉換。

需要注意的是，這種轉換，不只是制度選擇，更是出于深層安全焦慮的結果。立陶宛明白，自己與俄羅斯有長久的歷史恩怨，又與其有陸路接壤，一旦沒有大國做靠山，很難安心發展。所以它一點都不掩飾“強靠西方”的姿態，在安全、防務方面更是主動朝北約靠攏。

站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角度，立陶宛的地理位置又恰好是對俄戰略的重要一環。北約向東推進，波羅的海三國是前沿“哨所”。給點經濟援助，允許它在對俄問題上放大嗓門，對西方來說成本并不高，卻能起到對俄羅斯施壓、牽制的作用。

在這種互相需要的格局下，立陶宛逐漸養成一種習慣：通過在對俄、對華等問題上走在前面，達成“秀忠誠—換庇護—再秀忠誠”的循環。對一個小國而言，這是一種高調而危險的安全賭注，但在它自己的歷史邏輯里，卻顯得順理成章。

三、從“反俄前鋒”到“反中先鋒”：立陶宛外交風格的演變與算計

談到立陶宛“公然反中”，很多人會有疑問：中國遠在萬里之外，沒有領土糾紛，沒有歷史恩怨，怎么就成了它頻頻挑釁的目標？

要把這個問題理順，得從它的對俄立場講起。對立陶宛來說，俄國是實實在在的“頭號威脅”，這一點幾乎貫穿整個近現代史。從沙皇時代到蘇聯，再到當下的俄羅斯，立陶宛的精英層一直把莫斯科視作潛在甚至現實的“壓迫者”。

也正因為如此，在北約內部，立陶宛往往扮演“反俄急先鋒”的角色。凡是涉及對俄制裁、加強東翼防務部署等議題，它幾乎次次站在最前面，言辭激烈，動作不遺余力。這種表現，一方面源于真切的安全焦慮，另一方面確實也有“讓盟友看到自己的價值”的考慮。

有意思的是，立陶宛對西方其實同樣存在一種被“審視”的壓力。畢竟它出身蘇聯陣營，早年也是社會主義陣地的一部分，在冷戰時期曾是蘇聯輸出意識形態的前線之一。西方有警惕心理，立陶宛也心知肚明，所以越是想擺脫“前蘇聯小弟”的形象，就越要在某些問題上走的更極端。

反俄，是一個方向；在某些國際議題上“跟著美國沖在最前面”，則是另一種表現。科索沃、伊拉克、阿富汗，這些距離自身利益并不算近的軍事行動，立陶宛都派出過部隊。兵力不多，但象征意義濃厚，說白了就是向美國表態：有需要，小弟愿意上。

到了近些年，美國重心轉向針對中國，立陶宛的姿態隨之調整，這就不難理解。一旦華盛頓在某些問題上把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立陶宛自然會琢磨：在對華問題上多做一點，是不是更容易贏得華盛頓和布魯塞爾的好感？這背后的邏輯，跟它當年在反俄問題上的考量，其實一脈相承。

（二）意識形態與“敵人的朋友就是敵人”的心理

還有一點很容易被忽略。立陶宛眼里的中國，并不是一個“陌生的遠方國家”，而往往被放在所謂“威權國家”“與俄羅斯保持密切關系的大國”這樣的標簽之下。

在立陶宛內部的某些政治敘事里，世界被簡單劃分為“民主陣營”和“非民主陣營”，俄羅斯被放在后者，中國也被歸入這一欄。在這種粗糙的框架下，“敵人的朋友就是敵人”就成了一條潛在心理線索。

于是，哪怕中國對立陶宛沒有直接威脅，也沒有歷史恩怨，只要與俄羅斯保持正常甚至密切合作，在某些立陶宛政客眼里，就天然帶著“問題”。這種思維看上去有些簡單，但在一些中小國家的政治生態里卻頗為常見。

值得一提的是，立陶宛國內關于對華政策并非鐵板一塊，也有反思聲。部分商界和務實派政治人物就很清楚，對華關系惡化，對本國經濟未必有什么好處。但在多黨競爭的環境中，一些政治人物為了凸顯“堅定反俄反威權”的形象，往往更愿意在對華問題上“往前邁半步”，以爭取輿論注意和外部贊許。

（三）從“17+1”到臺設“代表處”：一步比一步更冒險

立陶宛近幾年對華的一系列舉動，是有清晰節奏的，并不是一下子沖到最前臺。

二〇二一年之前，它還是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的一員，參與所謂“17+1”框架。在經濟層面，也有一定合作空間。但二〇二一年，立陶宛突然宣布退出，理由擺得很“冠冕堂皇”，實際上卻帶著明顯政治姿態。退出之后，還勸說其他歐洲國家一起疏遠這一合作機制，試圖在歐盟內部充當引導者。

緊接著，在涉疆、涉港等議題上，立陶宛議會成員也頻頻發聲，配合部分西方輿論對中國抹黑。與其說這是出于自身利益，不如說更像是在配合美國和某些西方力量的整體節奏，順便借機刷一刷存在感。

到了要在臺設立以“臺灣”名義的所謂“代表處”這一環節，性質就明顯升級了。這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外交表態”，而是觸及中國最核心的政治底線。按照國際社會普遍遵守的一個中國原則，臺灣地區名義的使用極為敏感，絕不是毫無分量的用詞問題。

從立陶宛的角度看，敢走到這一步，背后多少有一份“賭”：一方面賭美國和部分西方國家會在經濟和政治上撐它，另一方面也賭中國“顧全大局，不至于真刀真槍反制”。只是，這樣的賭局，一旦算錯賬，對一個小國來說，代價往往難以承擔。

說到底，立陶宛在這里表現出的，不僅是“反俄前鋒”的慣性延伸，還是一種“以示忠來換庇護”的外交套路在對華問題上的復制。

四、小國在大棋局中的“用力過猛”：立陶宛的困境與歷史慣性

回頭看立陶宛這百多年的歷史，它的地理位置幾乎注定了命運不會風平浪靜。夾在德國、俄國、北歐諸國之間，又面向波羅的海，它幾乎從出生那天起，就站在大國勢力交匯的三叉路口。

強盛時，它與波蘭組成聯邦，可以壓制周邊小國，甚至一度把莫斯科踩在腳下；衰落后，卻被俄國、德國輪番瓜分，只能在戰爭廢墟上一次次重建。這樣反復的命運，很難不給一個民族留下深刻的心理刻痕：既有對強權的怨恨，也有對強權的依賴。

站在今天立陶宛決策層的視角，多半會有這樣的思路：只要不再被俄羅斯重新控制，就算付出某些代價也值得。為了確保這一點，它愿意在北約與俄的對抗線前沿扮演尖兵，用極端嚴厲的態度應對莫斯科。至于在這個過程中得罪誰、犧牲掉哪些潛在經濟合作機會，在部分政客眼里，都可以往后放。

只是，安全感可以通過“抱大腿”增強，但也不是無止境地“越激烈越安全”。當它一味追求“站隊堅定”“表態猛烈”，甚至主動介入與自身直接利益不重合的大國博弈，問題就出現了：小國的分量，支撐不了這種“用力過猛”的姿態，一旦形勢變化，很容易成為被調整的棋子。

立陶宛在對俄問題上激進，帶有歷史恩怨的必然性，這一點很難簡單改變。但它把同樣的風格直接復制到對華問題上，就顯得頗有“路徑依賴”，甚至帶有明顯誤判。一方面，中國并不是壓在它頭上的現實安全威脅；另一方面，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性，又遠非它當年面對的一些地區性對手可比。

從更長的時間線來看，立陶宛在百年間四次被吞并，確實留下了對大國的深刻不信任，也讓它在安全問題上極端敏感，寧可“站得狠一點”“喊得大聲一點”，也不愿被視作態度曖昧。但這種“寧左勿右”的心理，一旦加上現實政治中的表演沖動，就很容易滑向不計后果。

試想一下，在蘇德激戰的年代，立陶宛幾乎沒有任何對局勢的主導權，只能被動接受強權的安排。而在今天，它以為可以通過“主動選邊”來增加一點主導感，把自己包裝成“前沿陣地”“價值捍衛者”。從心理層面看，這是一種擺脫弱者記憶的沖動，但從實力層面看，這種掙扎既有限又危險。

百年間四次被吞并，確實是立陶宛的悲哀，但如何理解這段歷史、如何在當下做出選擇，則是另一層問題。它今天在對華問題上的種種極端動作，看似膽大，實則更多是被歷史恐懼裹挾下的一種冒險。對一個地理位置敏感、國力有限的小國來說，這種冒險能撐多久、值不值得，將來歷史自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