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為長期護理保險籌資？

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是完善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重大部署。黨的二十大明確提出要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十五五”規劃對長期護理的制度建設進行了部署。長期護理保險作為我國社會保險體系的“第六險”，需遵循社會保險量能繳費的基本原則，充分考慮我國參保群體差異、地區收入差距以及與其他制度的銜接等，科學設計籌資機制，為實現制度更加公平、更可持續奠定基礎。

一、制度覆蓋人群與繳費群體

長期護理保險的籌資首先需要確定制度覆蓋哪些人群？什么人有繳費義務？在這方面，首先是就業職工和非就業居民兩個群體的參保問題。我國的社會保險，包括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都是職工和非就業城鄉居民分別參加兩個制度。這種制度分設的格局有其歷史原因，也適應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但是，長期護理保險作為一項新的制度，不論是從推動共同富裕的角度，還是從社會保險互助共濟的角度，都應該實現一體覆蓋，職工和居民參加一個制度，共同繳費到一個基金池子，基金統籌在一起使用，從而實現最大范圍的互助共濟。

從國際上看，包括長期護理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險制度，無不是全民覆蓋的。從我國長期護理保險的試點實踐看，同時覆蓋職工和居民也是可行的。當然，在實際的制度建設過程中，也要考慮現實約束條件，可以先從職工群體開始；但整個的制度安排還是要包括職工和居民，實現一個制度、一體覆蓋。

其次需要考慮覆蓋人群的年齡維度，即長期護理保險的覆蓋人群是全年齡人群，還是老年人群？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長期護理保險的受益人主要是老年失能群體。從典型國家對參保人群的設定上，長期護理保險的參保人群多數跟隨醫保的參保人群進行設定，即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參保人都必須同時參加長期護理保險。荷蘭、德國、韓國在參保人群的設定上都采用了這種“寬口徑”的辦法，即所有參加醫療保險的人群都按照規定參加長期護理保險。相對于“寬口徑”，日本則采用了“窄口徑”的參保人群的設定方式，即限定40歲及以上的人口必須參加長期護理保險。“寬口徑”的辦法擴大了參保面，從而有利于降低個體的繳費負擔，在更大范圍內平攤了風險，這是其有利之處。當然，從另一個方面，由于長期護理保險的保障群體主要是老年失能群體，具有風險相對集中的特征，“窄口徑”的辦法將參保繳費群體限定在這一失能風險相對較高的群體，也有一定道理，但總體看參保面窄，每個人的繳費會相應高，繳費人的負擔會更重一些，而且將其他年齡段的失能群體排除在制度紅利之外了。

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一是失能人群的廣泛性。老年失能固然是主要的失能群體，但60歲以下的失能人群也不在少數。比如一些罕見病患者，主要以兒童為主，但由于罕見病的特殊性，他們的失能概率非常高，對于長期護理也有迫切的需求。二是從互助共濟的角度，老年群體本就在收入上處于弱勢，如果僅限于老年參保，固然可以限制受益人群的規模，但在籌資上互助共濟的功能就被極大弱化了。社會保險的本意就是風險低、收入高的群體共濟風險高、收入低的群體。從這個角度，我國長期護理保險應該覆蓋全年齡段人口。

當然，考慮到還沒有進入到勞動市場的青少年群體，他們還沒有收入，也就不具備繳費能力。因此，對于這部分群體，他們作為參保人跟隨父母或其他法定撫養人參保，無需繳費。

二、怎樣體現社會保險“量能繳費”的原則：

基準費率制

社會保險制度中的“公平”，在籌資上主要縱向公平，即不同的人不同對待，具體而言就是不同收入的人的繳費貢獻不同，高收入者繳費貢獻高，低收入者繳費貢獻低。這也是“量能繳費”的原則。量能繳費通過對高收入者征繳高保費、低收入者征繳低保費來實現其收入再分配的功能。

從理論上講，累進費率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最強。在累進費率下，高收入者的適用費率更高，低收入者則適用較低的費率。其次是固定費率。在固定費率下，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適用費率相同，但由于繳費基數（通常是工資）不同，高收入者由于較高的繳費基數，其實際繳費貢獻也較高。

收入再分配功能最弱的是定額繳費制，在定額繳費下參保人不論收入如何其所繳納的保費額相同。固定費率制看似“公平”，因為所有人的繳費貢獻相同；但在其背后則沒有考慮不同的收入能力，導致低收入者的實際費率反而高于高收入者，從而出現逆向再分配的后果。

從國際上以及我國其他社會保險制度的繳費機制看，主要采用的固定費率制。在固定費率制下，體現不同收入群體繳費貢獻差別的是繳費基數。繳費基數則主要以參保人的薪資收入為主。

我國長期護理保險試點期間，一些試點地區采用了固定額度繳費的辦法，也有一些地區采用了費率的方法。從體現社會保險“量能繳費”的公平性的原則，使用費率制的方法更為合理。基于試點實際，從制度的統一性而言，國家明確了全國長期護理保險的基準費率0.3%，各地可以在這個基準費率的基礎上根據實際情況適當調整。

費率制除了費率外，體現“量能繳費”的另一個主要變量是繳費基數。對于就業職工而言，繳費基數主要是工資，這也是國際上的主要做法；但是，對于非就業的居民，其收入來源比較復雜，目前的統計制度也無法精確統計每個參保人的實際收入，從而也就難以精準確定每個人的繳費基數。在這樣的情況下，以各個統籌地區為單位統一測算繳費基數，依據該地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作為繳費基數，比較合理可行。這樣一來，對于非就業居民而言，雖然不能精確體現每個參保人的收入差距，但至少可以體現不同地區居民的收入差距，從而體現“量能繳費”的原則。此外，對于退休職工而言，他們是主要的受益群體，考慮到權利與義務對應的原則，有繳費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要考慮到他們已經退休，其主要收入是退休金，因此他們的繳費可以在基準費率的基礎上與個人的退休金掛鉤。

三、籌資分擔機制的設計

社會保險的基本特征是互助共濟，社會保險制度主要是雇主和雇員、單位和職工之間的互助共濟，即由單位和職工個人共同分擔籌資責任。對于長期護理保險的籌資分擔，典型的社會保險制度國家采用的也是雇主和雇員平均分擔的機制。比如德國，費率在雇主和雇員之間平分，即各自承擔50%的繳費責任，以體現雇主和雇員之間的互助共濟。德國3.4%的費率，實際上由雇員和雇主各自承擔1.7%。

作為一項新的制度，長期護理保險對于就業職工的籌資分擔，單位和個人要建立同比例分擔的機制。對于非就業的城鄉居民參保人，由于沒有單位，政府加以補助，形成政府補助和個人共同繳費的分擔機制。這也是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比如韓國有雇主的職工的保費由雇主和職工共同負擔（各自承擔50%），沒有單位的居民除個人繳費外，由政府進行補助承擔相應的繳費責任。

作者 | 王震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

來源 | 中國醫療保險

編輯 | 崔秀娟 劉瑩 高鵬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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