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對伊朗戰爭將如何影響中期選舉和2028？

刁大明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

本文轉載自4月1日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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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聯合對伊朗展開軍事行動，導致包括時任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在內的多位伊朗政要喪生。美以此舉招致伊朗反制，霍爾木茲海峽隨即被關閉。如今，伊朗戰事已延續一月有余，完全超出了特朗普最初曾聲稱的幾天時間，甚至不能排除長期化的風險。受其影響，全球油價上漲波動。戰事的延宕所引發的油價上漲、美國軍隊傷亡可能性的上升，乃至再次深陷戰爭泥潭的壓力，都加劇著美國國內民意的持續憂慮。由于今年是美國的中期選舉年，伊朗戰事也被美國乃至國際輿論場反復與中期選舉相互聯系，總體上傾向于認為戰事或將不利于共和黨選情。

圖1、當地時間2026年3月30日，伊朗德黑蘭，人們坐在市中心一家咖啡館的戶外用餐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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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國會山，途經德黑蘭？

對美國選舉政治而言，伊朗因素可不算是生客。早在四十六年前，共和黨人羅納德·里根得以終結民主黨總統吉米·卡特的連任之路，其原因除了當時滯脹拖累下美國經濟的負面表現以及民主黨內部的極不團結之外，持續444天的伊朗人質危機被認為提供了時刻提醒選民現總統“無能”的關鍵背景板。特別是在1980年4月底所謂“鷹爪行動”失敗之后，里根的民調表現開始反超并保持領先，直到11月勝選。作為大選結果，1981年1月20日里根正式宣誓就任美國總統，而就在其就任前幾分鐘人質得到釋放、危機得以解除。

如此跌宕起伏的劇情，會否在2026年中期選舉中重演呢？如果出現了所謂長期化態勢，或許也不能徹底排除這種可能性，但其效果或許并非徹底改變選情的“造王者”，而是針對某些幾乎既定趨勢的“放大器”。

一方面，相比于在任總統謀求連任時的在任者優勢，中期選舉中在任總統所在黨反而要背負著更可能敗北的所謂“魔咒”。換言之，2026年原本就對在任總統所在的共和黨不利。

如果翻翻“老黃歷”的話，1946年到2022年的20次中期選舉中，總統滿意度超過50%，其所在黨平均還得失去14個國會眾議院席位；如果滿意度在40%到50%之間則平均失去34.5個席位，降至40%以下的話則要平均輸掉38個席位。按照這些歷史數字，就算是平均14席的降幅，早就足夠讓如今的民主黨回到國會眾議院多數地位，更何況特朗普當前的滿意度只有36%。

另一方面，通脹、醫療、住房、就業等這些以往中期選舉更為關注的國內議題，將在2026年被框定整合為一個新的全美民眾的痛點，即所謂的“可負擔性”（affordability）問題。這個結構性問題顯然不是特朗普政府在短期內可以有效回應的，更多是在任總統及其政黨無法推脫的民怨壓力。事實上，就算是因此而有望重奪國會眾議院多數的民主黨，未來也大概率對此束手無策。伊朗戰事的效果顯然是通過加油站標志牌上不斷跳動的數字來加重美國民眾對“可負擔性”問題的憂慮。

在絕大概率將失去國會眾議院多數的情況下，共和黨如今在各路分析中被預測失去席位規模區間或在20席到70席之間，而伊朗因素（特別是未來直接派出地面部隊的可能性）則是在區間內讓數字更大些的加強因素。

相對于國會眾議院的剛性趨勢，由于參議院35個席位換屆的有限戰場，民眾對作為總統黨的共和黨的不滿情緒在三分之一強的換屆周期的過濾下并不足以完全讓共和黨同步失去國會參議院多數。唯一的可能性即，選情搖擺的緬因、北卡羅來納以及密歇根州的三席都被民主黨收入囊中，而且民主黨還在共和黨力保的俄亥俄和阿拉斯加兩席的競爭中表現超級出色，才能以51席比49席迎來翻盤。而各州的具體情況，特別是這些搖擺州，或者要等到夏天之后再細致判斷了，比如，那時伊朗因素是否還在延宕發酵，等等。

圖2、當地時間2026年3月30日，荷蘭費爾福德，美國空軍B1和B52轟炸機從英國基地皇家空軍費爾福德起飛，執行“史詩狂怒”行動對伊朗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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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打是不是為了中選？

雖然伊朗因素在客觀上惡化了共和黨的選情，但在特朗普的主觀上發動對伊朗的襲擊甚至幻想“速戰速決”會否反而是在提振共和黨的選情呢？

這種動機很難徹底否認。其邏輯是，如果可“速戰速決”、快速斬首后放手，或許有助于提振選民特別是共和黨選民在“讓美國再次偉大”意義上的所謂自豪感，以此來讓某些群體覺得在日常生活中承受的“可負擔性”問題是所謂“值得”的，進而可能有助于穩固共和黨選民或某些有保守傾向的中間選民。但現如今，戰事的延宕和長期化的可能性，不但讓所謂“再偉大”敘事下的自豪感飄散一空，而且還增加了不僅限于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派的共和黨陣營的集體不安。

2026年對伊朗的打擊，完全無法與2002年時的反恐戰爭相提并論。當時美國國內仍存在“同仇敵愾”的情緒氛圍，仍是“9·11”事件余波下的“危機總統”小布什所在的共和黨最終同步在國會兩院增加了席位，創造了1934年以來總統所在黨在中期選舉中的最佳表現。而如今，多數（65%）美國人不認為對伊朗動武符合美國利益，大多數（75%）認為美國對伊朗介入太多，只有35%支持打擊伊朗。雖然開打之后共和黨人中的大多數（73%）甚至MAGA派繼續站在特朗普一邊，但以MAGA派為代表的黨內群體還是不支持派出地面部隊的冒險之舉。如此擰巴乃至自我矛盾的民意表現，決定著伊朗戰事從一開始就是“黨爭過海”的（相對的，“黨爭不過?！保粗该绹鴥牲h在國內問題上分歧斗爭，但一致對外），不會實現跨黨至少是對中間選民具有動員效果的聚旗效應。

如果做一些歷史對比的話，也很容易發現小布什及其共和黨當年在對外動武后又贏下中期選舉的極端特殊性。1950年的中期選舉，哈里·杜魯門及其民主黨在國會參眾兩院分別失去了5席和28席，勉強因為選前多數規模極大而繼續維持了多數，隨后在1952年選舉中則徹底失去國會兩院。民主黨在1950年的失敗存在著兩個主因，一是國內保守派力量對杜魯門政府涉及教育、社會福利等政策的“公平施政”（fair deal）議程的強烈反對，另一個則是美國國內對杜魯門政府在當年六七月出兵參與朝鮮戰爭的不滿乃至反對。

更遠的1898年也是中期選舉年，當年號稱“百日戰爭”的“美西戰爭”不但速戰速決，而且讓美國躍升為跨大平洋和加勒比地區的強國，登上了世界爭霸舞臺。但這樣一場可以被視為美國霸權起點的勝利，卻并沒有幫助威廉·麥金利的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中取得同樣的大勝。共和黨在國會參議院增加8席，卻在國會眾議院減少19席，民主黨在國會眾議院增加37席。究其原因，民主黨在大西洋沿岸、南方以及西部等十三個州的農業相關地區獲得了席位增長。這顯然與當時民主黨領袖人物威廉·詹寧斯·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吸引到更多民粹主義群體、強化農業經濟議題等的政黨選舉策略存在密切聯系。或者說，1898年的民主黨其實就預演了1992年克林頓“傻瓜，是經濟”的務實路線，分走了當年麥金利及其共和黨在美西戰爭中所獨享的榮光。

圖3、當地時間2026年3月30日，阿曼馬斯喀特，油輪與高速艇停泊在霍爾木茲海峽附近的馬斯喀特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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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2026的影響

雖然伊朗戰事對2026年中期選舉的可能影響大概率是程度而非方向性的，但這場軍事行動對美國政治生態的影響會否超越2026，值得長期觀察。

比如，有不少評論提出，MAGA派特別是其中極度失望的某些群體，或許對現任總統特朗普毫無辦法，但卻會遷怒于萬斯。進而，萬斯被認為在伊朗問題上頗為被動，甚至完全有可能在共和黨內部失去更多支持，從而無緣2028，將良機讓位于魯比奧等人。毫無疑問，對伊朗動武，展現出如今的特朗普與MAGA派的分歧與裂痕，讓作為其間橋梁的萬斯無所適從，但這也未必就能提供關于2028做出判斷的準確方向。面對特朗普個人決策所導致的潛在泥潭，萬斯雖然無法塑造，但仍可參與其中，在如何結束戰爭等維度上仍有機會與空間回應MAGA派。

又如，開打以來，民調顯示美國民眾對以色列持負面態度者從2023年的24%上升到2026年的39%，其中民主黨人從36%上升到57%，共和黨則只從12%上升至18%。再具體一些，民主黨人同情以色列者僅為17%，而同情巴勒斯坦等阿拉伯世界者達到了三分之二；共和黨的這兩個數字為幾乎為倒影的69%和14%。而18歲到34歲的年輕群體中，也約有三分之二對以色列持負面態度，只有13%相對積極。這些態度分布，整體上揭示出民主黨選民特別是年輕選民更為不認同以色列、更為同情阿拉伯世界的傾向，而共和黨人則呈現出更為擁抱以色列的立場。

沿著這個趨勢，伊朗戰事對民主黨也可能產生一些喜憂參半的牽動。一個是，在2024年大選中略有表現的穆斯林選民群體因不滿拜登政府中東政策而遠離民主黨的趨勢，可能遭遇逆轉至少是被按下暫停鍵。這將有助于民主黨在穆斯林群體分布較多的中西部特別是所謂鐵銹帶各州的總體選情。

另一個是，在親以色列力量仍然長期對兩黨各自下注、輸送資金、影響選舉，進而黨內的親以力量與對以反感的力量如何相處，必然在一定程度上重塑民主黨生態。3月17日，伊利諾伊州民主黨初選中，親以色列的游說組織，即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AIPAC），針對四個國會眾議員席位的民主黨初選投入了至少兩千萬美元。甚至，在伊利諾伊州國會參議員的民主黨初選中，幾位參選人中有的因曾訪問以色列而招致抨擊、有的公開與曾是長期合作伙伴的AIPAC撇清關系、有的在涉外事務上原本活躍但卻拒絕在涉以相關議題上做任何明確表態……而在AIPAC關注的國會眾議員初選中，有的是其支持的傳統建制派色彩的民主黨參選人勝出，有的則是進步主義的民主黨參選戰勝了AIPAC所支持的人選。

這是否意味著，原本就在近年來存在于民主黨內部的傳統建制派與激進進步主義派之間的沖突，正在因伊朗戰事而增加了新的斗爭層次：華爾街和親以色列勢力支持的傳統民主黨人對陣工會支持的親穆斯林群體并強調身份政治的進步主義民主黨人，兩者正在展開競爭，以爭奪民主黨未來走向的主導權。

必須看到，面對著美國人口結構的加速巨變，更慣于整合不同群體利益的民主黨必然面對更大的挑戰。特別是面對著2035年前后美國穆斯林群體人口數量將超過猶太裔的現實，中東局勢對美國國內的牽動更為難以預料，兩黨特別是民主黨如何應對這些人口或群體的變化，甚至如何影響到其對中東政策的演變，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