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觀專訪鄭永年：中國不會參與瓜分世界，但臺灣和南海問題該解決了

編者按· 2026.04.01

一年前的4月2日，美國政府拋出“對等關稅”，震動全球。中美博弈在經歷了數輪交鋒與“扭抱纏斗”后，中國通過展現自己的定力和韌性，豐富著對彼此、對世界的認知。中美兩國，正步入一個更為現實的新階段。當前，中東戰事陷入相持、全球地緣政治劇烈震蕩，而美國對華競爭也正從過往的意識形態對抗，逐漸轉向赤裸裸的“實力政治”。在這樣一個充滿變數的大爭之世，大國間該如何自處？中國又當如何錨定自身坐標？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深度對話鄭永年教授，他指出，當今世界客觀上的“G2”格局已是既成事實，中美兩國經濟的高度互補性決定了雙方實質上的“脫鉤”絕無可能。面對大國競爭的新邏輯，中國反而應更具底氣與自信，以堅韌的對等斗爭智慧謀求更為牢靠的高水平合作，將強大的硬實力轉化為大國博弈中的真正籌碼。

毋庸諱言，

“G2”已經是個既成事實

觀見：

一年前特朗普政府剛剛拋出“對等關稅”時，你就說，中美兩國要“越斗越談”。一年過去了，事情發展符合你的預期嗎？

鄭永年：

從“對等關稅”開始到現在，中美關系還是有一個本質性的、非常大的變化。

特朗普提出“對等關稅”之后，我們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反制的國家。他們曾說，你要不在餐桌上，要不在菜單上。那我想，經過這么多輪的斗爭，我們做對了，我們不僅僅在餐桌上，還獲得了其他國家的支持。如果不斗爭的話，我們恐怕跟其他國家一樣，都在菜單上。

特朗普以前有很多不切實際的想法，他一方面打壓中國，卡脖子、出口管制，在另一個方面又想跟中國達成一個貿易的協議，他覺得這兩個可以同時進行。那我們告訴他，不行。同時，我們找到一個“對等”的原則。對等的原則，我是跟你對等的，我沒有超越，這更為重要。

我們的“稀土新規”，就做得很好。是在告訴美國，你的芯片確實很好，但別忘了，芯片生產過程中我們的稀土有重要作用。也正因為這樣，現在中美的競爭從產品轉向了“關鍵礦產”了。我們“稀土新規”的目標是“止戈為武”，不是說我要使用，其實是為了阻止你使用不當的手段來針對我，使得你理性一點。

觀見：

全球輿論似乎都已經默認，中美是僅有的兩個超級大國。特朗普直接說，現在世界是“G2”的格局。你怎么看？

鄭永年：

這個概念最早是奧巴馬時代提出來的。當時提出“G2”，我們拒絕接受。為什么？因為盡管美國承認了中國的國際空間，同時要求中國要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表面上看沒問題，細細一看就有問題了，也就是美國要中國根據美國所希望的方式，所謂“規則至上”的方式來提供美國所規定的國際公共品。那當時我們就不干了。

現在的情況顯然不一樣了。“G2”這個概念說出來的時候，很多人就在猜，特朗普到底什么意思？我想，不用糾結特朗普到底是什么意思，客觀上這個世界已經是“G2”了——無論從技術發展水平、經濟規模、軍事、消費，方方面面，中美兩國都遠超其他的國家。我們也不需要避諱。特朗普提出“G2”，更多是承認了一個既成事實：世界上只有中美坐在最主要的談判桌上。

觀見：

這種結構是長期的嗎？

鄭永年：

看看現實，確實是這樣。過去就制造業來說，美國是第一梯隊，日本跟歐洲是第二梯隊，我們是第三梯隊。現在變化太快了。歐洲朋友告訴我們，高科技要么在美國，要么在中國，歐洲沒有了。馬克龍以前說“北約腦死亡”，我個人覺得整個歐洲就是“腦死亡”，因為他們依附美國太久了，不會獨立思考了。日本當然也是一個強國，但我們的經濟體量是它的5倍。印度，確實有很多發展潛力，但我覺得還早。“這個結構會維持二三十年。我們要有底氣。

觀見：

“G2”框架下的中美關系，跟“非G2”框架下的中美關系，有什么本質的不同？

鄭永年：

所謂“G2”，有的人把它翻譯成“兩個集團”，那是錯了。我們不是集團。現在的“G2”就是個事實，但這一事實可以有不同呈現方式。

過去的美蘇模式，是對抗模式，那就是一個世界、兩個體系。還有一種模式，是合作模式。合作模式，并不是沒有斗爭。經過去年以來這么多輪談判，到今年還會有多次元首外交，可見我們的斗爭是為了合作。可以說，只有建立在斗爭基礎之上的合作，才是最牢靠。

輕稀土中的釹，用于制造喇叭和電腦硬盤中使用的強力磁鐵（圖源：BBC）

轉向“實力政治”

中美更脫不了鉤

觀見：

從2018年上一輪貿易戰開始，美方就反復威脅要與中國“脫鉤斷鏈”。去年你曾說，適當的“脫鉤”對中國未必是壞事，而在“特朗普2.0”時期，中美關系有從“脫鉤”轉向“融合”的可能。現在還是這個觀點嗎？

鄭永年：

脫鉤斷鏈講了9年了吧，拜登時期還變本加厲搞“小院高墻”，脫鉤了沒有？沒有。很簡單，中美兩國的經濟高度互補。

你看美國的優勢就是基礎科研、金融服務業、軟件、生產性服務業，大量的農產品生產。中國呢，剛好給它互補，我們的應用技術轉化、我們的制造業、實體經濟、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我們的軟件使用、我們對農產品的大量需求。你看去年這樣的情況，中美還有幾千億美金的直接貿易額，對吧？脫不了鉤。

觀見：

跟特朗普的“交易思維”是否也有關系？

鄭永年：

我們看看過去十年。特朗普第一次上來，缺乏經驗，大權旁落，他的國務卿蓬佩奧炒作“共產中國”，似乎又回到冷戰去了。拜登一上來，“民主”“專制”，就是意識形態政治這些東西都出來了，價值觀，這些都是意識形態的問題，不是利益的問題。

特朗普的第二任就不一樣，他對意識形態不感興趣，不僅對中國沒有用意識形態的方式，他對任何地方都不想使用意識形態。同時他對拜登時代在中國周邊構建了那么多團團伙伙式的圍堵，也不感興趣。拜登是依托盟友，從地緣政治、意識形態、經貿三條戰線跟中國斗，而現在中美主要就是一條戰線，就是經貿。

即使在這個經貿里面呢，特朗普，包括他的“80后”的執政團隊，萬斯、魯比奧，他們對中國的看法跟過去是不一樣的。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注意。

觀見：

彼此的認知都有變化？

鄭永年：

我們以前老一代看美國，是比較仰視的，因為美國發達。現在年輕一代就不一樣，可以“平視”了。而美國看我們也在變化。像拜登那一代人，在中國還很窮的時候他們還同情我們、甚至還想幫助我們發展，但他是俯視的、是看不起中國的。

但現在這批“80后”，他們看到的是什么？老布什海灣戰爭以來，美國幾乎每三年有兩年在打仗，而中國卻在專心搞建設。他們這些人，盡管有的對中國不是很友好，但他知道中國很厲害，心底是尊重的，這就又會影響到外交政策。

這樣一個過程來看，我就覺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慢慢地，中美關系特別是競爭，從以前的很多我認為比較虛的意識形態、民主政治層面的東西，以及地緣政治這樣的，慢慢轉向“實力政治”。這就使得我對中美關系反而更有信心。

觀見：

今年以來美國先后對委內瑞拉和伊朗動手，有人擔心，這里可能包含著一種新的對付中國的方式。你怎么看？

鄭永年：

特朗普的國家戰略，我認為是兩條。一條是鞏固西半球。一條是“離岸平衡”。特朗普不喜歡以前的盟友體系，盟友太多了，都是吃美國的飯，美國承擔不起。相比之下，“離岸平衡”，就只要找幾個支點，不需要那么多盟友。以色列就是它的中東的支點。

打伊朗，更多是為了解決美國自己的問題，而不是直接針對中國。當然可能這次美國出現了戰略誤判。這是題外話。但你講的這種擔心也有道理，他會對中國產生直接影響。所以我在想，特朗普是否在進行一場“無意識的地緣政治革命”呢？他考慮的是自己的利益，但是客觀上，針對的是跟我們經貿關系比較緊密的國家，如果成功了，等于在更大范圍對中國形成了一個包圍圈。當然，這（對美國來說）是一種理想狀態，要實現并不容易。

觀見：

這樣的環境里，我們如何自處？短期來說，過去的一些布局可能會被打亂，許多中國企業的海外利益已經受損。中長期看，我們的全球化戰略，尤其是企業的全球化戰略，是否需要進行調整？

鄭永年：

這是一個大的問題，也是值得擔心的問題。任何一個經濟體，發展到這個階段，它的企業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全球化，就要有解決方案。

過去有人覺得，出海好像就是資本外逃，這個當然不是沒有，但絕大部分還是因為這個企業全球化的需要。那么怎么保護他們的利益？政府是要出手的。從當年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到英國東印度公司，包括WTO，都是西方保護他們海外利益的手段。日韓，這方面也做得很好，很系統，他們有各種協會，各種手冊，對企業有非常明確的指引。

相比之下，我們口號喊得比較多，實質性的動作還不夠。前段時間發生李嘉誠（巴拿馬港口）這個現象，美國要李嘉誠把它賣掉，那當然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我們的企業在海外都可能面臨巨大的風險。那么就要研究，仔細看看歐美怎么做的，日韓怎么做的。

另外還要總結一下我們自己的經驗。有些人說企業“不出海必出局”，但是我發現很多時候企業“一出海便出局”，一些企業根本不了解那個地方，盲目出海，造成了我們的財富資本的大量損失。大家看到報道的都是一些成功的例子，不說失敗的案例，但是失敗的案例更值得好好總結。

當地員工在正泰儀表肯尼亞工廠生產車間內組裝電表（圖源：新華社）

“硬實力軟用”

才是“軟實力”

觀見：

講到實力政治，3月14日哈貝馬斯去世了，很多人在網上回憶他關于交往、溝通、對話的主張，對照今天的世界，不禁唏噓。今年慕安會一個關鍵詞是“破壞性政治”，看上去叢林主義越發明顯，世界越來越混亂。這也是實力政治的體現嗎？

鄭永年：

首先說哈貝馬斯。我想，哈貝馬斯和去年離世的約瑟夫·奈（注：《軟實力》作者），他們是同一類型的思想家，是一個時代的反映。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這些人也過去了。恐怕可以說，他們是舊世界的人物了。

今天這個世界很現實。我們要改變心態。當初“軟實力”這個概念引進來的時候，我跟我的學生就寫了篇文章，我說什么叫軟實力？The soft use of hard power is soft power，就是硬實力的軟用才叫軟實力。沒有硬實力，你哪有什么軟實力啊？美國的航母就是這樣的硬實力，但是對有些國家是硬實力，對有些國家來說則是軟實力。你看我們現在有硬實力，但是如果你不用硬實力的話，相當于沒有，你要用，否則如何來維護我們國家利益？

我個人覺得，現在這個世界，我們要善用hard power。不要去講太多虛的東西，不要把自己過多地道德化，搞自我的道德綁架。大家要清楚，沒有hard power，誰都看不起。

觀見：

怎么實現“the soft use of hard power”?

鄭永年：

過去幾年，一些大國客觀上就開始在瓜分世界了。我們肯定不會參與瓜分世界，我們本身是列強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是我們應當拿回屬于我們的東西。臺灣問題要不要解決？南海島礁問題要不要解決？這是我們主權的問題。還有我們周邊這些問題要不要解決呢？總書記說“老祖宗留下來的東西不能丟”。不僅不能丟，老祖宗留下來卻被他人非法奪走的東西，我們也要考慮如何收回。

觀見：

與此同時，我們還是倡導多極化，強調大國擔當。這些年我們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議，試圖為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方案。你怎么看？

鄭永年：

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如何來影響世界？我們看看以前的大國怎么做的，近代早期是殖民地主義，后來是帝國主義。我們能做嗎？肯定不會做。那么怎么做？我就提出來，要“產能改變世界”。

觀見：

現在西方攻擊中國最多的一個點就是“產能威脅”。

鄭永年：

我們不要聽他們胡扯。“產能改變世界”是最和平的，因為任何國家都要發展。而中國式現代化，應該是開源式的現代化，開源非常重要。

西方的發展是，自己爬上來之后，就把梯子抽掉，不讓其他國家爬上去。中國不一樣，我們說“達則兼濟天下”，自己發展起來以后，要把梯子伸出去，允許并且鼓勵和幫助其他國家去爬。這個世界那么多沖突，當然有很多的其他原因，包括宗教，但主要還是發展不均衡的問題，國內發展不均衡就導致階級矛盾，國際社會發展不均衡就帶來民族主義。解決發展不均衡問題，慢慢地國際社會就可以和諧起來。

我們要做的很重要一點，就是讓中國的巨大產能走出去，幫助當地發展經濟、打造產業、促進就業。“一帶一路”的重點便是建基礎設施，這是任何一個經濟體發展所需的。我們在當地做增量經濟，幫助大家發展起來，解決發展不均衡問題。當然，何種產能出去，用哪一種方式，都是要具體思考的。

觀見：

如果有的國家想在中美之間“兩頭下注”，我們如何處理？

鄭永年：

你說對了，我們一般說天下都是朋友，當然是最理想的狀態。但是政治學里面說的，“敵人”跟“朋友”是相對的，如果你說不存在一個沒有敵人的世界，也不存在一個沒有盟友朋友的世界。那么對我們來說，一方面要履行大國責任，幫助其他國家共同實現現代化；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大家都來吃中國這塊“肥肉”。

二戰以后，你看美國確實發揮了很多很好很積極的作用，在歐洲我覺得是“馬歇爾計劃”，一方面幫助這個歐洲發展，同時也控制了歐洲。第二步呢，它幫助亞洲經濟體，主要是日本和“四小龍”，一方面幫助這些經濟體實現現代化，同時也控制了這些國家。那我們要做什么？其實現在已經面臨這個問題了。

觀見：

中國過去一直強調“不干預主義”，我們不太會說“控制”別人。

鄭永年：

不干預主義，當然很對。但是你的利益怎么保護呢？幾個方面已經開始了嘛。一個就是當地的政府，比如跟拉美啊、非洲啊，我們和一個政黨領導的當地政府簽訂了一個協議，另外一個政黨上來政府他不承認，這個東西你如何拿得回來呢？第二就像美國的長臂管轄，像巴拿馬，我在越南、我在墨西哥做生意，它長臂管轄，搞毒款條約，那你怎么保護利益呢？第三個，當你海外的好多的東西直接影響到了我的內部利益了，電詐、毒品走私、人口販賣，我們現在面臨的情況跟美國有什么區別呢？周邊一些國家已經成為很多中國問題的來源了，電詐都是直接針對中國公民了。那我們是不是要有所行動？

我們當然不可能像美國那樣，把人家的總統去推翻，去搞顏色革命。即便有能力，我們也不會這樣做。但我們必須保護我們的利益。那就需要用另外一種“不干預”，我稱之為“不干預主義2.0版”，或者說“積極的干預”，來保護利益。

觀見：

如何實現“積極的干預”？

鄭永年：

實際上已經有一些實踐。例如，在打擊電信犯罪方面，我們通過雙邊合作加快干預進程，這就是積極干預的體現。又如，我們在中亞推動成立上海合作組織，開展公開、透明的多邊合作，圍繞各國共同面臨的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問題協同應對。

這些做法都表明，積極干預是可行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總是刻板地強調“絕對不干預”，換句話說，不要把道德主義理想化。那樣不是人家把你放在道德的火爐上，是你自己把自己放在道德的火爐上猛烤。

緬甸妙瓦底“亞太新城”賭詐犯罪集團主犯佘智江被成功從泰國引渡回國（圖源：新華社）

不要被美國帶節奏

但也要學一點美國

觀見：

過去一年國內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是“做好自己的事”。從自身來看，你認為中國做得最正確的是什么？

鄭永年：

我們抓住了制造業。制造業、實體經濟，這是硬核經濟，是基本盤。美國有美國的強項，原始創新、金融業、服務業，都比我們強。但也有代價，那有很多“從0到1”的原創性的東西，如果缺乏應用技術轉化的能力，那么就缺乏生產能力。

我們一直擔心美國對臺灣軍售，好多先進的武器，但是生產能力低得一塌糊涂，什么時候才能交貨？美國的造船能力只有中國的4%了。所以我看萬斯說的特別對，美國創新能力確實很強，但任何的創新包括金融創新，最終的落腳點就是制造業。沒有了制造業，創新就難以落地。

特朗普現在說要造船，要跟中國競爭，但你仔細一看，造一條船高科技占多少？30%。剩下百分之六七十的都是中低端的技術，而美國恰恰沒有。當年里根-撒切爾革命犯的最大錯誤，就是讓英美放棄了整個制造業。這一點，我們對自己堅持的實體經濟和制造業當家要有信心，不要犯錯誤。

觀見：

現在美國不遺余力要推動制造業回歸。

鄭永年：

我一直說，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制造業跟服務業，實體經濟跟金融，在一個經濟體內部均衡發展是沒問題的，但要在世界范圍內同樣強，不可能。美元霸權背后是什么？大家都需要使用美元，因為美國是個進口大國，美國大市場向大家開放，因為它自己不生產，完全靠進口。如果美國要實現制造業回歸，成為一個制造大國的話，自己都能生產的話，那誰使用美元？所以我覺得特朗普不可能實現再工業化。

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個世界還是公平的，如果美國繼續像之前這樣走，那么中國的制造業、實體經濟還會同樣一直強大下去；如果美國真的實現了制造業回歸，那他肯定要讓渡很大一部分的金融空間、服務業給我們。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定力，不要犯錯誤，最重要就是不能“脫實向虛”，不能過度平臺化、過度金融化。越是變局，越要有定力。定力是什么？就是我們的經濟基礎、物質基礎、技術基礎。我們不要被美國帶節奏，同時要盯住美國，盯著美國的長板和短板，來不斷優化我們的策略。

觀見：

進一步的競爭中，我們自己還有什么短板，你認為是亟待彌補的？

鄭永年：

中美兩國，盡管制度、意識形態等很多東西不同，但也有很多實際的方面會趨同。美國現在學中國學得很快，比如學我們的產業政策，又比如“科技右派”，用我們的話說，科技右派主張的其實就是“發展是硬道理”。

你說短板，我們的短板不在技術層面，而在活力層面。這方面，我們也要學一點特朗普。他在做兩件事，就是去監管和分權。這兩個領域，我們也要努力。

第一，對企業適度監管，不是沒有監管，但一定是適度的、柔性的。創新藥、游戲、人工智能，如果我們監管過多，落不了地，那就會跑去美國。為什么現在美國那么亂，高端的人才、資本、技術還是拼命往美國跑？還是落地的問題。

第二，特朗普的“分權”很有意思。他說你立一條新法，首先要廢掉10條的舊法，同時讓地方政府搞活。這是我們需要學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現在美國在宏觀上搞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越來越不開放，但它微觀上依然還是開放的。中國宏觀上越來越開放，但微觀上還是不夠開放的。我們的地方政府，很多時候管得還太死，我說是政府太有為、資本太有效，反而社會不夠活躍。接下來，除了有為政府、有效市場，我們還要一個“有活力的社會”，要放得開、管得活。

*本文原載于《上觀新聞》，原標題為《觀見對話 | 鄭永年：中美競爭轉向“實力政治”，我們反而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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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伍子堯

排版｜許梓烽

初審｜王炳云

終審｜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