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戰爭：將“一超獨霸”打向“地區大國”的不歸路

昆侖戟｜伊朗戰爭：將“一超獨霸”打向“地區大國”的不歸路，兼談世界格局和我國歷史機遇

一、帝國之殤：“一超獨霸”掉回“世界第一大國”

在冷戰結束后的三十年里，美國曾經享受過一種前所未有的歷史高位：它不再是教員當年所說，第一世界里“兩個超級大國”其中之一。事實上，第一世界的美國成了“一超獨霸”，儼然成了全球的主宰。蘇聯解體、歐洲分裂、日本長期停滯……，把世界金融、前沿科技、高端制造、無敵軍力等所有可以用以頤指氣使和生殺予奪的工具和話語權，全都集中到了白宮和華爾街手里，“美式全球化”或“全球美國化”被歡呼成、也的確看來是，所謂“歷史的終結”。

但后來幾十年的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撤軍、全球金融危機和關稅戰，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這座“山巔之城”的墻體上鑿出了許多裂縫。

把美國從“一超獨霸”的地位真正開始降了級的，就是這場伊朗戰爭：第一次在一個集中的時間窗口、在一個世界級能源、財富和野心的角力場，“美洲虎”的軍事實力、金融霸權、科技與數字優勢、制度與道德敘事看似壯碩威猛、但已傷痕累累、行動乏力的四只虎爪再遭重創，踉踉蹌蹌露出了紙老虎的骨相。

試看今日之域中，就是一個已發生深刻變化、但毛主席“三個世界”理論依然行之有效的“天下”：

美國依然是第一世界、也還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但它再也不是“一超獨霸”，盡管它自認為如此。這個“超級大國”已經徒有虛名，手中的霸主權杖已經扭曲變形，再也無法像冷戰后的三十年那樣，隨意號令和驅使多數歐美和其他發達國家的盟友，也再難像過去那樣，用金融制裁、顏色革命和“反恐戰爭”輕易霸凌和打壓第三世界的國家。

第二世界即所謂的“發達國家”依然對美國有一定程度的依賴，但已經在根本上不再順從，有越來越明顯的戒心與算計，越來越多地開始“脫離圓心”，在美國之外尋求合作伙伴；

第三世界即發展中國家，在美國主導、西方跟班們助威的戰爭與制裁下遭受了太多的霸凌、太多的盤剝，承受了太大的代價，已經或開始更主動地尋找中國、俄羅斯和本地區力量作為自己國家發展的保障和方向。

換句話說，伊朗戰爭雖然遠沒有把美國打成一個普通大國，但已把它從“超出一切之上、可以隨心所欲的全球超級霸權”，打成了一個越來越受制于他國選擇、受制于自身財力、軍力、執行力以及社會撕裂的“第一大國”。美國，仍然是第一世界或世界第一、仍然強大，卻不得不在越來越多的問題上，開始按一個“地區性霸權”的約束條件行動——哪怕這個“地區”叫“整個西方世界”。

這，正是在“伊朗之戰”后美國將發現自己所處的歷史方位：從此以后，美國不再是那柄可以隨意決定世界戰爭與和平的“上帝之鞭”，而是三個世界格局中一個力量強大，但卻捉襟見肘、顧此失彼、越來越束手束腳的參與者。而這條下坡路一旦踏上，便是通向了“地區大國”的不歸路。這條路也許還長，還需要10年、20年或30年，但這注定了是“歷史的終結”。

二、四重霸權一起露底：看伊朗怎樣把“紙老虎”打出骨相

要理解為什么伊朗戰爭是“帝國之殤”的一個節點，就必須從四個維度看美國這次“跌跤”的方式：軍事實力、金融霸權、科技—數字體系和軟實力。

過去三十年里，當美國在某一塊出問題時，總還可以用其他三塊來兜底；而這一次，伊朗在戰場內外打出了一串連珠炮，使美國在這四個維度上同時顯露破綻、疲態、甚至嚴重的內傷。

（一）軍事：從“隨心所欲”到“進退維谷”

冷戰之后，美國對外動武幾乎都有一個完整的“固定劇本”：制空權在我、制海權在我、基地在我，別人只能被動挨打。而伊朗戰爭第一次把這套劇本完整地打亂了。

在這場戰爭中，我們看到的是另外一種畫面：

1）世界上技術最先進、造價最高的航母戰斗群，在波斯灣和阿拉伯海一再遭到導彈和無人機襲擊，不得不頻繁調整航線，甚至要藉口廁所系統癱瘓和洗衣房大火，被迫提前退出戰區，跑去希臘修理。

2）美國和以色列在海灣、紅海、地中海東岸密布的空軍基地、防空陣地、機場和雷達站，被伊朗及其“抵抗之弧”的盟友用數以千計的導彈和廉價無人機反復敲打，“高—中—近”三層防空網到處出現漏洞，攔截率開始“看上去還行”，但到了現在，已經不足30%。

3）此戰，雙方在導彈與無人機的成本和消耗上呈現出極端的“非對稱”特征。伊朗“低成本飽和攻擊”策略對美以的“高科技防御體系”：要攔截2萬-5萬美元一架的伊朗無人機，美以要發射2-3枚單價為50萬-400萬的各型導彈，成本比高達30-300倍，而伊朗僅就戰前的無人機庫存估計就有數萬架！大量廉價無人機的飽和攻擊，先行消耗美以防御系統和彈藥，為精確、變軌而且數量充足的伊朗彈道導彈創造了80%以上的突防機會。

4）伊朗宣稱至今已經擊落擊傷美以飛機200多架，美軍也確認自己至少20架飛機被毀傷，包括一架F-35，是五代機在世界上首次被擊落：美國所謂的“空中優勢”不復存在。

5）彈藥和精確制導武器庫存告急，迫使五角大樓在中東、歐洲與印太三大方向之間做痛苦分配，每一枚飛向霍爾木茲的攔截導彈，都將是烏克蘭戰場和西太平洋方向的又一“缺口”。

更關鍵的是：伊朗并沒有像薩達姆那樣把命運賭在一場決戰上，而是采取了一種接近毛式“持久戰”的戰法：

1) 不跟你拼一次性攤牌，而是用一輪輪的“騷擾＋點殺”把你拖進精確的消耗戰，同時暴露自己的導彈發射點和雷達偵測站；

2) 不急著拿出全部最先進的導彈，而是先用廉價無人機和老舊導彈一遍遍點名、逼你扣扣索索、但又不得不掏出昂貴的攔截彈；

3) 不急著宣布“封鎖霍爾木茲”，而是通過“軟封鎖”和階段性威脅，讓全球航運和保險公司自己替它“管理”海峽。

在這種態勢下，美國如果再夢想用地面部隊“徹底解決伊朗問題”，無異于主動把自己埋進一個比阿富汗更硬、更燙、更深的沙坑：

1）伊朗幅員廣大、國土縱深、地形復雜、人口眾多，經濟和軍力、以及宗教與民族的動員能力遠超阿富汗；

2）此次伊朗絕地反擊，凝聚了黎巴嫩真主黨、敘利亞民兵、伊拉克真主旅、也門胡塞武裝、巴勒斯坦哈馬斯等堅定抗美抗以并不斷壯大的“抵抗之弧”力量，眾志成城。

3）周邊美國盟友國的政權穩定性和民意承受力遠不如當年的北約，任何長期駐軍都會引來伊朗的炮火、都會激起新一輪反美浪潮；

4）美國國內對大規模地面戰爭的耐心，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已經消耗殆盡，再被拖一次，很可能觸發難以控制的內政危機。

5）伊朗此次拼死對美進行抗戰，客觀上對中、俄提供了高度的戰略價值：減輕了俄羅斯在俄烏戰場上的壓力，也使得美國在西太平洋和臺海地區軍力空虛。因此，伊朗將會得到中俄兩國更大力度的支持，絕不會讓其“陷落”。

美國軍事實力仍然存在，但戰爭選擇的自由度已經大幅下降。

伊朗用自己的方式告訴世界：美國可以殺人放火，但已經很難再“想什么時候打，就什么時候打；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想什么時候走，就什么時候走”，進退維谷。

在中東這個核心戰略區域，美國第一次不得不嚴肅地、反復地考慮一個問題：“如何體面地、而不是狼狽地撤出。這就是為什么特朗普一回兒給伊朗“48小時最后通牒”，一回兒說“再給五天”，對自己反復啪啪打臉的道理。

這，就是軍事層面的“帝國之殤”：刀還在，但握刀的人第一次真正感到手在發抖。

（二）金融：從“收割世界”到“被世界提防”

如果說飛機與航母是帝國的肌肉，那么國債、美元和資本流向就是帝國的血液。而伊朗戰爭的另一重打擊，深深扎在了美國的金融血管上。

今天的美國，國債已經達到 39 萬億美元，每年僅利息支出就多達1.1萬億，超過其年度國防預算。也就是說：美國已經進入“利息比軍費還大”的時代。

這在冷戰時期是難以想象的。

特朗普二進白宮后，本想通過“關稅戰＋勒索盟友投資”來替帝國續命：

1) 對中國發動大規模關稅戰，企圖用“關稅提款機”給美國財政回血，結果在中國稀土和制造業反擊下，反噬了本國通脹和供應鏈緊張；

2) 對歐盟、日韓、加拿大動輒加稅，并以安全為名索要更多軍費分攤和資本回流；

3) 在中東和歐洲跑了一圈，吹噓獲得“數萬億美元海灣大單”和“日韓天量投資承諾”，拿這些數字包裝成他的新“交易神話”。

然而，伊朗戰爭一開打，那些本來就虛浮的承諾開始一塊塊穿孔：

1）海灣主權基金面對油價波動、港口遭襲、防務負擔飆升，開始系統性審查對美投資項目，研究援引“不可抗力”條款推遲、縮減、甚至重新定價——從“向美國送錢”變成“拿投資威脅美國少鬧事”；

2）歐盟在俄烏戰事和能源危機中已經元氣大傷，對再為一場美國挑起的中東戰爭買單，極度抗拒；

3）韓國內部反美情緒在駐軍問題上抬頭，長期投資承諾也不再穩妥；

4）只有日本，在安全依附與能源結構的雙重捆綁下繼續“交保護費”。但這個“佃戶”經濟嚴重衰退，余糧無幾，只能被繼續敲骨吸髓，直到被放干了血。

同時，霍爾木茲危機和美國濫用制裁工具，引發了另一股深層潮流：

1) 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國意識到：把結算完全押在美元上，等于把本國的財政命門交給一個愛制裁、愛玩金融戰、總是招惹是非的國家；

2) 世界上主要的能源進口國開始認真考慮：用本幣互換、區域貨幣或人民幣來分散風險；

3) 金融界、特別是全球南方的央行和主權基金，在內部風險評估中，把“美國制裁風險”和“美國戰爭風險”列入更高權重。

美元不會因為一場伊朗戰爭就失去其儲備貨幣的地位，但它身上的光環已經褪去：它不再是那個“沒有替代選項”的絕對中心，而是一個越來越多人主動尋找替代和對沖方案的貨幣霸權。這就是金融層面的“帝國之殤”：世界還在用你的錢，但越來越不想再被你牽著鼻子走。

（三）科技與數字霸權：從“云上帝國”到“云端靶標”

過去十多年，美國總是試圖在“新一輪技術革命”中把自己的霸權升維：從傳統的軍事—金融—文化三合一，升級為“軍事＋金融＋云計算＋AI＋全球數據控制”的新帝國。

中東，尤其是海灣地區，是這套數字帝國的重點運營場。

1) 廉價的電力和土地、巨額的主權基金資本、海陸交匯的優越地理位置，加上美國長期的軍事保護，使海灣成為亞馬遜、微軟、谷歌等云巨頭眼中的“算力綠洲”；

2) 大型云機房、AI基礎設施、區域金融網絡和導航通信設施，像一片銀光閃閃的“數字莊園”鋪陳在沙漠邊緣；

3) 在美國人自己的想象里，這里既是掙錢的自留地，也是戰爭指揮和金融控制的后方。

伊朗戰爭把這一切砸了個粉碎。

當伊朗的導彈和無人機開始對美軍基地、雷達基站、機場和導彈發射場發動攻擊的時候，美國人還可以說這是“傳統軍事目標”；但當類似AWS的云數據中心被襲擊、引發火災和斷電，導致部分服務中斷，革命衛隊公開點名亞馬遜、谷歌、微軟、Palantir、英偉達、甲骨文等公司時，全世界一下子明白了：這些所謂“高科技企業”，早已是美國戰爭機器和監控體系的一部分，自然也是合法的軍事打擊目標。

從那一刻起，中東的美國云，不再是“最安全、最可靠”的選項，而是保險公司重新計算費率的高風險資產；每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和企業在上云之前，都要問自己：“這一片機房，會不會哪天被誰的一枚無人機點名？”

美國當然不會輕易放棄海灣的數字布局，仍然會投入安全加固和冗余建設；但原本被設想成“高回報＋低地緣風險”的自留地，已變成需要不斷加碼防御和增加政治成本的一片不祥的烏云。

對于全球多數國家來說，伊朗戰爭帶來的認知改變則更加深刻：

1) 數據中心、支付系統、導航網絡，再也不是“戰爭邊緣地帶”，而是沖突中的優先目標；

2) 把本國的關鍵數字基礎設施全部綁定在美國公司和美國控制的區域，是在為未來的戰爭中給自己挖坑；

3) “第二條數字生命線”從理論討論變成迫切任務——多云、多路線、多體系，至少不能把命脈交到一個隨時可能成為戰場的美軍節點上。

這就是科技與數字層面的“帝國之殤”：美國依舊在技術上領先，但它再也無法把自己偽裝成“中立平臺”的守護者，而是被世界越來越清楚地看作一個有立場、有敵人的參戰方。

（四）軟實力與盟友體系：從“大哥范兒”到“沒人愿意替你陪葬”

最后，是最虛也最實的一塊——軟實力。

美國長久以來靠兩樣東西為自己的戰爭化妝：一是“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話術；二是在盟友面前展示的“大哥范兒”：我出頭，你得利，我罩著你。

而在伊朗戰爭之前的幾年里，特朗普已經幾乎用盡一己之力，把這兩塊招牌砸得七零八落：

1) 對加拿大和格陵蘭公開提出“吞并設想”，好像盟友的國土是可以談價錢的房地產項目；

2) 對他國政權的合法性不但指手畫腳，還悍然綁架委國總統，把聯合國憲章變成廢紙；

3) 在與伊朗談判正在有所進展時，突然來一記斬首哈梅內伊的突襲，把“協議”、“承諾”、和“談判”三個詞同時撕碎。

這樣一個美國，再打起“民主、人權”的旗號，怎能再讓任何人信服？

伊朗戰爭則讓“盟友體系”里的幻象也破了功：

1) 當美以發現打不下去，希望盟友出艦護航、共同維持在霍爾木茲的“存在感”時，真實反應是：口頭聲援不少，但真愿意冒著伊朗導彈風險派軍艦沖在前面的，幾乎沒有；

2) 歐洲政客面對伊朗展示出其導彈4000公里的打擊半徑時，便清楚知道：一旦深度卷入海灣沖突，一枚導彈就能打到自己國家的電網、港口乃至首都——誰愿意替美國和以色列做這個出頭鳥？

3) 海灣王爺們更是用腳投票：嘴上還要給美國一點面子，手上已經在重新算賬、砍單、增持東方籌碼。

軟實力的破產，不是某一篇演講寫得不好，而是：當你一次次把所謂價值觀當作侵略和制裁的包裝紙，當你一次次在盟友領土上玩火卻讓盟友承擔火災后果時，世界自然會用腳后跟想：你不是“世界警察”，而是“不負責任的危險肇事者”。

在這種意義上，“帝國之殤”的最后一筆，是盟友與跟班小弟們內心深處那一點點“敬畏感”的消失：

他們仍然害怕美國的力量，但不再相信美國的道義和信用；

他們仍然需要美國的保護傘，但越來越想為自己準備一兩件雨衣；

他們仍然在美國面前禮貌地附和，卻不再愿意為美國的每一次闖禍付出血的代價。

這，就是軟實力層面的“殤”：帝國大廈還杵在那兒，旗子還飄在那兒，軍樂隊也還在那兒奏響，但當那人再次號召大家“跟我上”的時候，越來越多的人只是低頭看表和算計：“這一次，輪到誰替你背鍋掉腦袋？” ——燈火闌珊處。

三、用“三個世界”的維度審視伊朗戰爭后的世界地圖

如果說第一、第二節講清了“美國在伊朗摔了多重的一跟頭”，那么這一節要做的，就是換一個視角：不是盯著美國這個單一主體，而是站在毛澤東“三個世界”這個巨人眼光，或借用西方人所說“上帝視角”的觀景臺上，看伊朗戰爭之后，世界各個板塊將如何移動。

毛主席當年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這套劃分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把經濟發展水平、殖民歷史、意識形態、國際地位以及現實政治立場綜合起來的階級分析＋統一戰線工具。它的核心，不是給國家貼標簽，而是幫助我們在全球范圍內：

分清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

分清主要敵人、可以團結的對象、可以爭取和利用的力量。

用這一高屋建瓴的視角來審視伊朗戰爭之后的世界格局，我們會發現：

1）美國正在從“唯一超級霸權”滑落為“第一世界里仍最強，但無法為所欲為的大國”；

2）第二世界正在迅速擺脫對美國不得不“亦步亦趨”的嘍啰心理；

3）最后，第三世界則在“被霸權欺凌、恐嚇和脅迫”的歷史記憶和親身體驗中，已經并更主動地尋找新的旗幟與支點。

（一）第一世界：從“全球的一超獨霸”到“西方陣營里苦苦支撐的老大”

在“三個世界”的原始圖景中，第一世界有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

冷戰結束后，蘇聯瓦解，俄羅斯退為一個核力量可畏、綜合國力卻遠遜往日的地區大國；美國實際上獨占了整個第一世界——它既是最大經濟體，又是金融中樞、科技高地、軍力巔峰和價值觀的“最終裁決者”。

伊拉克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利比亞與敘利亞戰火，都是這一階段美國可以任性使用其第一世界統治權的典型案例。具體一些，我們來看看美國在這30多年里都干了些什么：

1）不經聯合國授權，率北約一眾去對主權國家南聯盟狂轟濫炸，甚至悍然轟炸我駐南大使館，炸死我多名外交官；

2）用一管洗衣粉當做“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證據，悍然對伊拉克發動長達八年的侵略戰爭；

3）聲稱‘反恐’和‘維護人權’，在阿富汗的天空和地面進行了長達20年的殘暴屠殺；

4）親自下場，發動了對格林納達、巴拿馬、尼加拉瓜、伊拉克、南聯盟、敘利亞、利比亞、阿富汗和這次的伊朗等國的十場侵略戰爭；

5）策動不計其數的代理人戰爭，尤其是以五次的北約東擴，導致了至今還在硝煙彌漫的俄烏戰爭；

6）動輒對他國進行干涉、顛覆和劫持，包括最近被美國特種部隊入侵而武裝劫持的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

7）制裁和禁運：對全球大約三分之一的國家實施過某種形式的制裁，涉及國家總數在 80–100個之間；

8）是新納粹國家以色列的最無恥也最邪惡的幫兇，蔑視聯合國多次決議，對巴勒斯坦人民、包括婦女和兒童進行了最駭人聽聞和慘無人道的屠殺。

而伊朗戰爭，則是第一次在全球實時直播之下，讓全球的這個“超級老大”在一個關鍵戰區里，被一個第三世界中等強國逼到了進退兩難的地步：

1) 在軍事上，美國再也拿不出一種既能贏得漂亮、又不會把自己拖進泥潭的打法；

2) 在金融上，它一邊扛著39萬億國債的沉重債務，一邊發現海灣和歐洲的資本并不像以前那樣“自動回流”，而是學會了討價還價；

3) 在科技與數字領域，它驚覺自家云和AI帝國已經被寫進打擊名單，難以圈錢“吸金”；

4) 在軟實力上，它發現自己不再能“號令天下”，只能在盟友的不情愿中費力地游說。

自作孽不可活。這意味著：

美國仍然是第一世界的大國，但它已經再也不能對其他的兩個世界發號施令；

即便在西方陣營內部，它也不得不學會“和別人商量”、被別人制衡：歐盟在戰略自主議題上的喧囂、日本在安全依賴與經濟利益之間的騰挪、中東盟友在安全與資本配置上的再平衡，都是這種制衡的具體表現。

換言之，伊朗戰爭是美國從“所有人的老大”跌到“西方陣營中的老大”的標志性事件，這也就是我們所說其最終會走向地區大國“不歸路”的開端。

（二）第二世界：從“跟班附庸”到“搖擺籌碼”

毛主席當年把日本、西歐、加拿大等國家稱為“中間派”，既指出了它們相對于超級大國的從屬地位，又看到它們同樣在美蘇霸權下遭受壓榨與威脅的現實矛盾。 在今天，我們依然可以用這個框架來看待第二世界的現實變化和心態轉變。

在伊朗戰爭中，第二世界的尷尬寫在臉上：

1) 歐洲一方面在北約框架下必須在政治上“站隊”，另一方面卻在俄烏戰事與能源危機中被折騰得精疲力竭，根本無力再承受一場波斯灣–地中海全線升級的沖擊；

2) 日本在能源上高度依賴中東石油，本來已經因俄烏戰爭和美國對俄制裁承受劇烈漲價與供應不穩，如今又看到霍爾木茲對它封鎖、伊朗導彈射程可以覆蓋絕大部分日本生命線。因此，它對美國“加大出力”的指令雖然表面上服從，但卻不敢派艦到海峽“參與護航”；

3) 加拿大、澳大利亞、韓國在“安全依賴美國”與“經濟對華加深綁定”之間被撕扯，越來越清楚：一味給美國背書，代價只能自己出。特別是加拿大，在美國的關稅和并吞威逼下，必須要在出口非美化甚至安全防務上另找出路，并力求成為聯合西方“中等國家”的領頭羊。

伊朗戰爭之后，第二世界對美國的基本態度可以概括為四個字：既怕又煩。

怕的是，一旦美國繼續按照“對內導向的對外戰爭”邏輯在世界各地點火，他們將再度成為能源、難民和安全危機的第一被害人；煩的是，他們在美國財政與軍事力量雙重透支的背景下，已經預見到：美國每一場新的冒險，最后都會回頭向他們收取“保護費”、“軍費分攤”和“政治站隊費”。

于是，第二世界在地緣政治棋盤上的位置發生了微妙變化：

對美國而言，他們仍然是關鍵的盟友與“補給者”，但已經從“自動甚至積極響應的跟班”，變成了需要不斷安撫、討價還價的搖擺籌碼；

對中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他們不再是一塊鐵板，而是可以因議題不同而拉攏、分化、商討、以及合作的多元對象。

用毛主席當年高瞻遠矚的“三個世界論斷”和“統一戰線”的語言來說：第二世界整體上變化不大、不是主攻方向，但成為更加可以爭取、可以利用、可以在反霸統一戰線中發揮“牽制第一世界、支援第三世界”的重要力量。

伊朗戰爭讓這樣的可能性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展現在世界眼前。

（三）第三世界：從“被壓迫被欺凌”發展到越來越成為“決定性”的力量

第三世界——也就是亞非拉及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冷戰時期是帝國主義和殖民體系的主要受害者。今天，情況依然如此：

從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到阿富汗，再到這次的伊朗，遭殃的幾乎全部是第三世界國家。經濟上，他們在美元體系和西方主導的金融機構中被長期壓價、施壓與勒索；政治上，他們的政權常常被“民主、人權”和“反腐”、“反恐”等名義當作粗暴干涉的對象。

但與五十年前相比，今天的第三世界發生了兩大重要變化：

1、經濟體量和內部聯結顯著提高。

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過去幾十年里實現了工業化與城市化，在全球生產鏈、消費市場、資源供給方面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中國的快速崛起、加上“一帶一路”的全面拓展，更是在第三世界內部提供了一個重量級的增長引擎、示范樣本和連接樞紐。

2、政治自覺和反霸意識普遍增強。

連續的中東戰爭，從伊拉克、利比亞到敘利亞，再到今天的伊朗，一次次證明所謂“人道干預”、“反恐戰役”，最終都把廢墟、難民、通脹和債務留給了第三世界；而在聯合國、金磚擴大、G77+中國等多邊場合，亞非拉國家愈發敢于集體反對單邊制裁、反對強迫選邊站隊，用一張張“反對票”和“棄權票”告訴世界，毛主席說得沒錯：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兩個超級大國，而是團結起來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第三世界和各國人民。

伊朗戰爭在這一背景下發生，自然就成為第三世界“集體記憶”中的又一座里程碑：它再次證明：美國為了捍衛其霸權、不惜大規模破壞一個地區的和平與發展，把戰火、油價、通脹和債務危機強加和轉嫁給世界多數；它也證明：一個決心不做附庸的第三世界國家，即使在物質力量懸殊的情況下，只要敢于斗爭、善于斗爭，仍然可以在關鍵戰區撬動霸權、掀翻棋盤。

對第三世界來說，伊朗不是簡單的“伊斯蘭革命國家”，而是一個發出了重要信號的前哨：“不可一世的美帝國可以被逼退，霍爾木茲可以被第三世界掌握流量，海灣的數字與金融版圖也可以被重新繪制。”

在這樣的認知之上，毛主席的“三個世界”理論重新煥發出燦爛的現實光彩：

第一世界仍然是主要敵人——美國以為自己還是“超霸”，還在繼續作惡。

第二世界在很多時候是同時被霸權盤剝的對象，可以分化，可以爭取；

第三世界是戰略依托，是可以團結起來構建廣泛反霸統一戰線的決定性力量。

伊朗戰爭之后，世界格局的重組，正是在這三層結構中進行：第一世界的權威滑坡，第二世界的離心與猶疑，第三世界的憤懣與覺醒，交織出一幅新的大圖景。

在這幅圖景的正中央，有一個位置天然屬于中國。

四、中國的歷史機遇：從“被圍堵對象”到統一戰線的驅動總樞紐

毛主席提出“三個世界”劃分時，就已明確指出：中國既是社會主義國家，也是發展中國家，屬于第三世界，應當“堅決支持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斗爭，這是我們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

今天，當美國把中國視為“頭號對手”，在貿易、科技、金融、輿論和地緣政治上多線圍堵時，我們更可以體會到這句話的分量：中國不是可以抽身事外的“中立大國”，而是被第一世界霸權鎖定為主要打壓對象、同時又被第三世界的國家和人民寄予厚望的關鍵樞紐。

伊朗戰爭之后的世界格局，為中國提供的，不是可以“站在城樓看風景”的窗臺，或乘機“求田問舍”、撈取經濟實惠的漏斗，而是一個必須主動把握、謀篇布局、銳意精進的宏大歷史機遇。

（一）堅定第三世界定位：從“韜光養晦”到主動領軍

首先，作為一個不斷崛起的社會主義大國，中國必須在政治上更加堅決地確認、強化自己的第三世界身份。

這不能說說而已的外交辭令，而是一個關乎我們自己是誰、關乎我們長期戰略和國際統一戰線的根本問題：

1) 在經濟上，中國仍然在人均收入、發展不平衡、地區差距等方面，具有發展中國家的基本特征；

2) 在國際政治上，中國持續遭受美國和西方在貿易、科技、金融與意識形態上的圍堵打壓，本質上仍然是霸權矛頭最主要的承受者；

3) 在歷史經驗、現實遭遇和情感認同上，中國對亞非拉國家百年屈辱與爭取獨立的記憶，有天然的同情與共鳴。

4) 作為一個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義不容辭，應把反帝反霸放在首位，為建立一個沒有侵略、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做不懈的努力。

同時，中國應該對于自己的力量和整體戰略態勢充滿自信：因為，無論在軍事、科技、制造和軟實力諸個方面，我國已經或開始全面超過美國！

因此，在伊朗戰爭這樣的大事件中，中國再也不能也不應當只是抽象地講“和平發展”、“不選邊站”，而必須更加明確地：

1) 站在反霸、反干涉、反單邊制裁的一邊；

2) 站在維護伊朗等發展中國家主權完整、正當安全與發展權利的一邊；

3) 站在廣大第三世界反對被當作“戰爭與金融危機消耗品”的一邊。

在這個意義上，“三個世界”理論不是舊日口號，而是今天中國重建自身國際話語體系和領導地位的理論基石。

（二）運用統一戰線藝術：在三個世界之間縱橫捭闔

毛主席把統一戰線視為我們黨三大法寶之一。“三個世界”的劃分，本質上就是把統一戰線的思想精髓運用到國際層面：

1) 主要矛盾是第一世界霸權主義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

2) 第二世界與第一世界之間有矛盾也有勾連，是可以爭取和利用的對象；

3) 第三世界是我們應該團結、依靠的根本力量。

在伊朗戰爭后的格局下，中國完全可以、也必須在這三者之間，做這樣幾件事：

第一、同第一世界的美國，斗而不怕斗，每斗必勝。

1) 發揚大無畏的斗爭精神。給自己套上“斗而不破”的枷鎖，不過是反映了委曲求全的懦夫心態。不破不立，伊朗這次破釜沉舟、絕地反擊，給全世界人民樹立了榜樣。

2) 抓住美國深陷中東、西太平洋軍力枯竭的難得戰略機遇，早日完成統一大業，并鞏固成果。

3) 在伊朗（能源通道）、南海、科技封鎖、金融制裁等問題上，不能幻想通過“退讓”換來安全，必須堅決頂住、堅決反制，堅決取勝。

4) 保持必要的戰略耐心與節奏控制，但應進行積極的“運動戰”：在歐美關系、俄美關系和拉丁美洲與美國的關系中，主動地尋找和抓住機會去弱美、窘美、窮美；在眼下，尤其特別要以各種方式支持伊朗對美的持久戰，使美國深陷中東泥潭，傷筋動骨。

5) 敵退我進、填補真空：主動加緊“在地性”布局，在中東、印度洋和南美等戰略通道和節點建立以經濟建設為先導、得到當地政府支持、軍民融合的軍事或準軍事基地，支持我國已經龐大并日益擴展的海外經濟利益和人員安全，應對當地和臨近地區可能發生的緊急狀態。

第二、對于第二世界大部分國家爭取與合作，對日堅決打擊。

1) 在價值觀與制度問題上堅持原則，但不把意識形態之爭變成一刀切的敵對，把更多矛盾指向霸權主義本身，而不是所有發達國家。

2) 在伊朗戰爭、俄烏沖突、能源安全與產業鏈重構上，鮮明地指出美國把成本和風險轉嫁給盟友的事實，對歐、加、澳等國與美國的關系積極進行分化。

3) 提供在能源、市場、投資、基礎設施和科技合作上的豐富替代選項，讓第二世界在關鍵領域“不必非得依賴美國”而轉向中國；

4) “倭人畏威而不畏德”。日本歷來是中國最危險、最兇惡的敵人，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東北亞乃至太平洋的最大戰略阻礙，必須堅決打擊、打殘。與“弱美、窮美”的“挖墻角”、“挖坑”戰術不同，我國應使用強力和高壓手段：一、“截其糧草”，即阻斷或阻礙其高度依賴進口的能源、糧食和稀土等礦產；二、“斷其財路”，即打擊甚至搶奪其向美、加和東南亞等國汽車、半導體的出口市場，打壓其旅游市場；三、“圍點打援”，即主要以經貿制裁和“截胡”的方式對待那些對日本經濟施以援手的國家。

第三、同第三世界，構建真正意義上的“反霸統一戰線”。

1) 在霍爾木茲危機、能源與糧食安全議題上，明確站在廣大發展中國家一邊，對急需幫助特別是能夠幫助削弱美國霸權的國家，主動地、及時給予聲援、經援和軍援。

2) 通過“一帶一路”、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等平臺，為第三世界提供實實在在的發展道路和安全公共產品；

3) 在聯合國和多邊機制中，把反對單邊制裁、反對強迫“選邊站隊”、反對干涉他國內政寫進共識文本，不但要推動形成新的國際政治與法律慣例，而且要在中國的主導下，使之“令出必行”。

如此，美國無法再對華進行威脅和圍堵，而中國變被動為主動，成為在三個世界之間靈活運用統一戰線藝術、牽動局勢的全球樞紐國家，對美國開始進行“反包圍”。

試看天地翻覆！

（作者系海外僑領、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