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崗大潮席卷東北，黑龍江小縣城：人去樓空，連公交車都停了

老周今年六十三歲，住在黑龍江東部一個叫“樺陽”的小縣城。

他每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是推開窗戶看看外面有沒有人。不是看風景，是真的想看看活人。他家住三樓，樓下就是縣城主街。三十年前，這條街從早到晚人聲鼎沸，自行車鈴聲、小販叫賣聲、孩子們追跑打鬧的尖叫聲，能把人耳朵震聾。如今，他趴在窗臺上望十分鐘，能看見三五個老頭老太太，佝僂著背慢慢走過，像風吹過的枯葉。

樺陽縣不是特例。在黑龍江，這樣的縣城有幾十個。

1990年代下崗大潮席卷東北時，樺陽縣的國營林場、木材加工廠、紡織廠，一家接一家倒閉。工人們一夜之間沒了飯碗，像斷了根的樹苗，先是蔫，然后枯，最后被連根拔起，去了南方，去了省會，去了任何能糊口的地方。

人走了大半。

如今樺陽縣戶籍人口不到三萬人，實際常住的可能連一萬五都不到。白天你走在街上，商鋪十家有八家卷簾門緊鎖，玻璃上積了厚厚一層灰，貼著“出租”“轉讓”的紙已經褪成了白色。唯一開著的兩家小賣部，貨物稀稀拉拉擺著，醬油、醋、鹽、味精，都是最便宜的牌子。老板娘說，想進點新鮮貨，送貨的車都不愿意來，嫌路遠、貨少、賺不到油錢。

你要買一瓶好一點的生抽？對不起，得走二里地去街尾那家店。那家店的老板姓劉，也是下崗工人，靠這間巴掌大的鋪子養活自己和臥病在床的老伴。他說，現在一天能賣兩百塊錢就算燒高香了。

快遞就更別提了。你在深圳下單，貨發到哈爾濱要兩天，從哈爾濱轉到佳木斯又要一天，從佳木斯發到樺陽縣——趕上好天氣，再兩天。要是冬天下了雪，那就沒準了，五天一星期是常事。快遞點的大姐無奈地說：“去年臘月二十幾的件，正月初十才到，人家年都過完了。”

出行是另一道難題。樺陽縣原來有三條公交線路，現在全停了。出租車從一百多輛銳減到十幾輛，都是老舊的夏利，跑起來叮當響。想打車？你得站在路邊碰運氣，有時候等半小時也看不見一輛。火車只剩兩趟綠皮車，一趟早上七點去佳木斯，一趟晚上六點回。老周想去市里看兒子，得凌晨四點起床，走四十分鐘到火車站，趕那趟唯一能用的車。

最讓老周心疼的是學校。

樺陽縣原來有三所幼兒園，全部關門了。沒有孩子，哪來的幼兒園？三所小學合并成一所，全校一共不到六十個孩子，一個年級勉強湊一個班，有的班才七八個人。初中好一點，兩個班，加起來四十來個學生。高中？早就撤了，孩子想上高中得去一百公里外的市里。

老周的孫子小浩今年上初一。班里有十一個同學，成績最好的上學期期末考試數學考了七十二分。老師走了三個，剩下的老師一人教好幾門課，語文老師兼著歷史和地理，英語老師是體育老師轉行的——因為他大學時過了四級，就算是全校英語最好的了。小浩的媽媽在青島打工，想接他去那邊讀書，可戶口、借讀費、租房，一堆難題卡著。小浩在電話里跟媽媽說：“媽，我想走，我想去青島。”他媽在那頭哭，他在這頭哭。

老周不哭。他哭不出來了。

他是樺陽縣木材加工廠的下崗工人。1998年，廠長在職工大會上宣布“企業停產整頓”，然后就再也沒有然后了。他領了六千塊安置費，回家跟老婆說：“我失業了。”老婆第二天就收拾包袱去了大連，再也沒回來。女兒遠嫁山東，兒子在佳木斯送外賣，一年回來一兩次。老周一個人住在這套當年花兩萬塊買的樓房里，樓上樓下空了三戶，樓道里的燈泡壞了沒人換，晚上黑得像地窖。

“年輕時候我在廠里是標兵，年年拿獎狀。”老周翻出一本泛黃的榮譽證書，上面蓋著大紅公章，“我干了十七年，最后換了個下崗。現在連養老金都拖著，每個月領一千二百塊，吃藥都不夠。”

他不明白，當年他們那一代人把青春和血汗都澆在了這片黑土地上，伐木、修路、建廠，為國家貢獻了最好的木材、最多的人才。為什么到頭來，國家把他們忘了？縣城把他們忘了？

前幾天，社區的人來登記，說是要“摸清常住人口底數”。登記的老頭問他：“您家幾口人？”老周想了想說：“一口。”老頭又問：“那您打算一直住這兒嗎？”老周愣了一下，說：“不住這兒，我還能去哪兒？”

窗外又下雪了。黑龍江的雪大，一片一片砸下來，像要把整座縣城埋掉。街上空空蕩蕩，連個腳印都沒有。只有北風嗚嗚地吹，吹過那些空置的平房，吹過那些鎖著門的店鋪，吹過那所只剩下十幾個孩子的中學。

老周關上窗戶，給自己倒了一杯熱水。水是熱的，可這縣城，越來越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