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拐孩子竟不愿回家！生與養孰輕孰重？《家事法庭》錢笑生案揪心

孩子幼時被保姆拐走，全家為尋子放棄一切，父母相繼抱憾離世，姐姐與姥姥相依為命，仍未放棄尋找。

可是，孩子被找到后，卻對親生家庭態度疏離冷漠，其養父母亦不肯放人。孩子更是親筆寫信，明確表示不愿相認。

錢笑生（袁果果）案可以說是《家事法庭》中最復雜、最撕扯、也最揪心感人的案件單元。

錢笑生（袁果果）幼年被拐后，在養父母家度過了安穩的童年時光，早已將養父母視為至親，形成深厚情感依賴。

錢笑生（袁果果）被找到后，面對親生姐姐袁巧巧和姥姥的認親，他既無法割舍養育之恩，又對血緣親情存在陌生感，甚至在雙方沖突時主動擋在養父母身前，成為沖突的焦點。

沖突升級后，法官沈謝秩在與律師秦睿的溝通中，獲得啟發：家事裁決的核心不是“分對錯”，而是“護孩子”。

沈謝秩決定摒棄“非此即彼”的裁決邏輯，提出折中方案：不立即改變錢笑生（袁果果）的現有生活環境，但要求他在暑假期間回到袁巧巧和姥姥身邊共同生活一段時間。

沈謝秩的方案既尊重了孩子的情感依賴，又為血緣親情搭建了溝通橋梁，同時避免了對孩子的二次傷害。

方案提出后，養母與袁巧巧一開始時均強烈反對，養母擔心暑假相處后孩子被搶走，袁巧巧則不滿不能立即完全擁有弟弟。

在沈謝秩的耐心勸導下，結合姥姥的讓步（承諾暑假結束后尊重孩子意愿）與養母的情感松動，雙方最終達成一致。

錢笑生（袁果果）也明確表示愿意嘗試與親生家人相處，調解方案落地。

錢笑生（袁果果）案結局并非傳統意義上的“一方勝訴、一方敗訴”，它打破了“血緣必然優先”或“養育必然優先”的刻板認知，最終實現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與情感修復的雙重目標。

類似的案例，現實生活中同樣存在。

案例1：孫卓被拐案

孫卓被拐案，因為被改編成了打拐電影《親愛的》，再加上其生父孫海洋在網絡上有一定知名度，所以孫卓回歸的事情，可謂人盡皆知，也是被拐孩子回歸親生父母家庭的一個典型案例。

孫卓2007年，4歲的時候，在深圳被人販子拐走，在山東陽谷縣生活了14年。

2021年，孫卓被找到并確認了與親生父母孫海洋、彭四英的血緣關系，并在深圳“團圓”行動現場相認。

之后孫卓返回養父母家中，16天后，孫海洋從深圳開車到陽谷縣，將孫卓接回深圳，并順利為孫卓辦好了戶口、找好了滿意的學校，自此，孫卓就幸福地跟生父母以及姐姐、弟弟，一家五口生活在一起了，目前已就讀南京工業大學。

案例2：浙江非婚生子女撫養權與收養權沖突案。

非婚生子女小宇（化名）出生后，生母李某因無力撫養，將其送給無子女的王某夫婦收養，雙方簽訂收養協議并辦理了登記。

三年后，李某姐姐（小宇的姨媽）以“血緣優先”為由，要求解除收養關系，接回小宇，引發糾紛。

法院經調查發現，王某夫婦收養期間悉心照料孩子，未出現任何侵害行為；李某姨媽無穩定撫養條件，強行接回會影響小宇的成長。

最終，法院判決駁回姨媽的訴訟請求，維持收養關系有效，同時要求李某定期探望小宇，保障其雙重親情權利。

案件3：甘肅女兒選擇繼母案。

生父與繼母離婚，15歲繼女丁某主動要求跟隨撫養自己近10年的繼母生活，而非生父。

生父不滿，要求法院裁決。

法院經調查后，認為丁某與繼母已形成穩定撫養關系，且繼母同意繼續撫養，法院最終尊重未成年人真實意愿，判決繼母繼續撫養。

案例3類似本劇劇情中錢笑生（袁果果）對撫養家庭的依賴，雖然他知道了自己不是親生的，但仍對養父母表現出強烈的依賴和信任感。

劇情中沒有交代錢笑生的養父母是否知道養子是被拐的孩子（如果知情，那么他們的行為不但不道德，而且也涉嫌違法），或許他們并不知情，拐賣錢笑生的保姆或許撒謊說是她自己的孩子。

案件過程中，沈謝秩與陳向輝找到錢笑生，勸其出庭說明情況，莫讓苦苦等待的姥姥與姐姐寒心時，聽到家人多年付出，錢笑生潸然淚下，答應出庭。

庭審當日，錢笑生（袁果果）在雙方家人的注視下，因不堪親情撕扯，在報自己名字是錢笑生還是袁果果時，陷入激烈心理沖突，當庭逃離。

錢笑生（袁果果）案，是一面映照現實的多棱鏡，既照見了打拐工作的艱巨與必要，也照見了被拐者回歸家庭的荊棘之路。

該案折射出尋親家庭的情感創傷，與被拐兒童長大后身份認同的復雜現實。而錢笑生案最后的裁決方案告訴我們：法律是守護正義的底線，但真正治愈創傷的，除了法律的剛性判決，還需要社會對個體情感選擇的包容，以及對每一個“被錯位人生”的深切共情。

在法與情、生與養的交織中，錢笑生案最終指向的是：法律的溫度，在于它有能力在懲惡的同時，還能為善后的生活留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