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堯：背影與面龐（《桃花塢》創作談）

關注作家出版社

發現更多文學好書

*本文轉自《當代文壇》，作者王堯

背景與面龐

——《桃花塢》創作談

□ 王 堯

《桃花塢》

王 堯 著

作家出版社

“我是五月的孩子”是我一篇散文的篇名。我喜歡這一表述，并非它的“少年感”，相反，曾經的少年內心充滿了滄桑。我在五月出生，麥子黃了。其后遭遇自然災害，母親用奶水和粗糧喂養了我，她后來只是重復說那時哪有什么東西吃喝。我不斷長高的身體和貧困年代形成了巨大反差。我穿著布鞋在田里撿麥穗，溫暖的陽光激發了麥香。我的文字不時散發溫暖而蒼涼的氣息，也許是與生俱來的。我在懵懵懂懂中經歷了五月的紅色風暴，又一個五月塑造了青少年的我。高中畢業前夕，我站在學校附近新建的大橋上，想著自己未來的路在哪里。許多年后，我再從橋上走過，依稀看見那個青年迷惘的眼神。我沒有意識到，此后漫長的日子里，我的研究和創作都與那段歲月有關。負笈蘇州，我走進了另一個五月，“五四”的五月。在一個新的時空中，世界打開了，我也跟著打開了。幾個五月的疊加，成了我的背影與面龐。

如果從創作角度談自己的學術研究，我愿意把相關研究視為一種“思想生活”。20世紀80-90年代，我的主要興趣在中國現當代散文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國當代散文史》《鄉關何處——20世紀中國散文的文化精神》和《詢問美文》等。散文閱讀滋潤了我的文字，這一影響在后來的散文和小說寫作中顯現出來。那時我把現代散文理解為知識分子思想與情感最為樸素的存在方式，開始思考知識分子、文體、思想文化三者之間的關系。師從范培松先生攻讀博士學位，我暫停了相對熟悉的中國現當代散文研究，在“五四”新文學與“文革文學”兩個領域之間做了一段時間的斟酌，選擇以后者為學位論文的研究對象。《詢問美文》是書話體，這本小書的寫作讓我開始關注中國的文章傳統和學術思想的文體形式問題。這兩條線索的延伸和拓展，確定了以“中國當代文學與思想文化”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

我對當下文學創作的介入是在和《當代作家評論》主編林建法相遇后。2001年7月，我從臺灣東吳大學客座回來，建法邀莫言和我去大連聊了幾天文學。我們商量在蘇州大學設“小說家講壇”，由此持續了數年的系列活動一時成為文學界的話題。在作家訪談的基礎上，我和建法策劃主編了“新人文”對話錄叢書，又開始了持續二十年的“新時期文學”口述史工作。“對話”讓我在文本之外，加深了對作家創作活動的理解，我的文學批評觀也因此有所調整；“口述史”則是我嘗試文學史寫作新可能的一次有意義的實踐。“文學現場”引發了我對文學教育的反思，在知識生產之外，人文關懷和審美教育是不可或缺的。我沒有預料到的更大收獲是，“文學現場”不斷激發了我創作小說的欲望。這之后，我相對專心于當代文學史與思想文化研究。我個人并沒有明顯的“學術轉向”特征，來回于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之間，心儀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學術，或“文化分析”，或“文化介入”。我這一代人，經歷過歷史的轉折，又在1980年代發育成長，總以為人文知識分子應當有“歷史感”和“現實感”，在意文學的歷史關懷和現實關切。在人文學科危機中，我擔心人文學者闡釋世界的思想能力弱化，不時說起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重要，《文學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與文學性危機》大致反映了我近幾年的所思所想。若是聚焦到一點，我的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特別關注：論述和敘述能否觀察和揭示具體歷史時刻的特質與其中復雜多樣微妙的關系，如果我身處其中會是怎樣的狀態和選擇？

以不同的文體形式表達思想與情感，是中國文化的傳統，這在今天被稱為“跨文體”寫作。我的散文寫作大致從1981年春天開始，北方的一家青年雜志發表了我的一組散文詩。第一次拿到了稿費，我買了十幾個饅頭分給復習班的同學，又用剩下的錢買了幾根香蕉帶給母親。這件事沒有給我什么鼓舞，高考的壓力壓住了所有與錄取通知書無關的夢想。我再發表散文，已經是1984年，我在創刊不久的《散文世界》發表了《臉譜》《二黃》和《田爺爺說三國》三篇散文。差不多十年以后，我才恢復散文寫作。1990年代中國文學再次轉型，我有些感慨，寫了一些散文隨筆，結集為《把吳鉤看了》。1998年12月完成博士學位論文后，我想能不能用其他文體形式敘述學位論文涉及的內容，這是寫作長篇小說《民謠》最初的動念。2006年我在《南方周末》寫了一年的專欄《紙上的知識分子》，在廣東人民出版社結集為《脫去文化的外套》，我在封面上寫了一句短語：“知識分子的長短錄，紙上煙雨蒼茫。”2013年增加了部分內容，在北京大學出版社重新出版時書名恢復了當年專欄名稱《紙上的知識分子》。我在書中曾經發過一些感慨：“20世紀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也許是個未完成的世紀。他們當中有的人已經死了，有的人還活著。但是一個巨大的懸而未解的思想空間仍然擱在那里。”我又以為：“很長時期以來，知識分子敘述的歷史幾乎都是以自己為中心的，這種敘述，在今天看來并不充分。”我似乎在尋找另一個空間和其中生活的人們。

2008年初，戊子年的春節前后，我才在文字中重返故鄉。突如其來的大雪，封閉了回老家過年的道路。故鄉在我書房的北面方向，遙不可及，我想象著老房子屋檐下冰凌的長短，開始寫作《一個人的八十年代》。我在這本書的自序中說：“在八十年代的宏大敘事中，我只是一個旁觀者和閱讀者、我從一個村莊，來到一座古城，在這座古城的東邊、一個叫天賜莊的圍墻里讀大學。”“在當年的萬千氣象中，這座城市和這所大學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思想、文化上都是邊緣的，我們在閱讀和傾聽中遙想和感受‘八十年代’。我和許多人就是在這樣的落差中成長的。”我想在宏大敘事和統一論述中喚醒自己“落差”中的經驗和記憶，以為在歷史中總有一條很細的縫隙：“這樣的個人經驗和記憶，在這個宏大的敘事與統一論述中，或許都無法稱為‘細節’，即使在寫完這本書后，我依然找不到一個恰當的詞來表述這些微不足道的個人經驗和記憶的意義。但我知道，我所說的自己寫東西，正在從我們的論述和生活中消失。”今天重讀2008年的這段文字，我才意識到，這些想法支撐了斷斷續續的《民謠》寫作。

我看故鄉的參照系變了。在《一個人的八十年代》中，我追溯了1983年8月第一次去北京的感覺。我們數十位學聯代表在南京集中，然后乘坐火車北上，“很奇怪，在長久的日子里，我自己的思想生活中，從來沒有想過北京也在北方。這有違我讀地理的常識，在六七十年代的成長中，我們只知道北京是‘中心’，而不是地理上的南方與北方。直到后來，一九八三年的八月我第一次乘火車去北京，越過了徐州、黃河后，我才想到方位的問題。火車顛簸，我無法入眠，特別是在越來越靠近北京的時候，我抑制不住始于孩提時代的沖動，我從廣播和車廂同伴的反應中知道，列車正過黃河。許多人湊近窗戶打量夜色的黃河，而我依然躺著，想象自己枕著黃河穿行的感覺。我少年時有太多的時間躺在田野里，習慣在躺著的時候，仰望天空、聆聽遙遠的聲音，而不是追逐地平線。”在寫下這段文字時，我知道，故鄉成了我的記憶。這也是我第一次在文字中使用“思想生活”這一概念。

記憶是一種曾經的生活在生命過程中的延續，但只有生活在當下記憶才可能存活下去，而存活的記憶不僅讓當下貫通了歷史，也讓曾經的生活成為特定的具體的“歷史時刻”。當記憶不斷在“思想生活”中盤桓沉浮糾纏時，創作的沖動就再也抑制不住。2001年，我寫下了長篇小說《民謠》的第一句話：我坐在碼頭上，太陽像一張薄薄的紙墊在屁股下。當時在電腦上草擬了小說的兩個名字：《年代》《東風吹》。此后將近二十年，我寫下若干章節，但始終沒有完成。這部沒有完成的所謂長篇小說成為我很長時間揮之不去的陰影，我想放棄它，但我不時看到少年的我從田野向我走來。我意識到了自己的問題，不能專心寫作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思想能力和寫作經驗方面的欠缺。2020年居家期間，我搜尋了電腦和盤片里的文檔，重新開始了《民謠》的寫作。或許因為我是以學者、批評家的身份轉向小說寫作，《民謠》發表后受到關注，這在我的意料之外。這期間，我提出了新“小說革命”的主張，一時成為話題。我并不是因為寫了《民謠》才提出“小說革命”的主張，更不可能狂妄地將《民謠》當成“小說革命”的“果實”，但我確實對小說有些自己的思考。關于《民謠》，我毫無城府地說了很多話，這是批評家的習慣使然。現在我想說的是，《民謠》的寫作也是對漢語命運的關注和思考。“如果說我在寫作《民謠》時有什么特別用心之處，那就是我想呈現曾經的分裂的語言生活。”這是我在《我夢想成為漢語之子》中說過的話，我對相關問題的思考是：

我是在分裂的語言中長大的，可能不僅是我，是我們這一代人。一個人的成長特別是一個寫作者的成長，總是在清理自己語言生活中的一部分。風生水起的八十年代重塑了我們這一代，包括我們的語言。當我們嘗試用另一種語言來表達自己對世界的認識時，也不能完全告別那個“最初”。這是一個痛苦的至今尚未完成的過程。語言對應的是認知、思想、感情和思維，當我們換一種語言表達時，其實也是改變自己的思維、認知、思想和感情。盡管那是青少年時期的生活，但它已經存在于自己的血脈之中，現實中的一些因素又不時復活我試圖抑制甚至清楚的那一部分。夸張地說，換一種語言表達，就是換一次血。因為有了八十年代，我們才走近“五四”，走近“五四”那一代知識分子。也是在這個時候，我才對現代漢語以及漢語的思想表達方式有了初步的認識。

分裂的語言究竟給我們留下什么樣的影響（正面與負面的），現在也難以說清楚。但我明白，我今天的問題首先與昨天有關然后才與今天有關。如果說之前更多的是被歷史塑造，后來則是歷史塑造和個人選擇的雙重結果。語言與思想、詞與物的關系是復雜的，簡而言之，當我主動或被動選擇一種說話方式或一種文字表達方式時，我的“思想”已經在說與寫之中。但彼此之間也非一一對應，難免有無法控制的縫隙，有許多意外之音自覺不自覺地在口齒和筆下流淌出來。或者，選擇一種說話方式或一種文字表達方式時，又會被另一種方式牽扯。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復雜性。面對一些事物，我們內心有清晰的價值判斷，但有時會模糊表述，也會猶疑、沉默或閃爍其詞。在終于準備完成《民謠》的寫作時，我意識到需要以赤子之心坦陳自己的思想，敬畏自己的語言。

經由分裂的語言回到具體歷史時刻，這是我的本意。《民謠》并不是寫我，是寫“我”和“我們”在歷史之中。2010年7月，從哈佛-燕京訪學回國，我在《讀書》雜志寫過“劍橋筆記”專欄文章，其中一篇是《我們的故事是什么》。也許不能說“我們”，至少我是個沒有什么故事的人，因而我在文章中感慨地說：“我們沒有自己的故事，沒有事件也沒有細節，沖突與越軌都會被適時地控制與調節。我一直覺得這是我們與我們時代的悲哀。然而，我又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不認為這是我們的全部。我們的內心中應該還生長和掙扎著另外的生命跡象，而這種跡象可能更真實地殘存和保留了我們與我們這個時代的秘密。倘若這只是這個時代的我們的一部分，那么，這一部分如何存在于文學中？文學，是否有可能敞開我們內心的復雜性，留下時代和寫作者本人的這一面與那一面？這種可能，取決于我們能否有自己的生活，然后是故事和講述故事的方式。”

順著這樣的思路，我開始關注現代知識分子的三個群落：延安知識分子、“陪都”重慶知識分子和西南聯大知識分子。從20世紀80年代讀大學開始，延安知識分子就成為我這一代“思想生活”中的靈魂人物。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開始關注抗戰時期另外的知識分子群落。2018年，我在《收獲》寫了5篇總題為“滄海文心”的專欄文章，這幾篇后來結集在《我們的故事是什么》一書中。2019年《鐘山》雜志的“日常的弦歌”專欄，我集中寫了西南聯合大學的幾位知識分子。——也許可以說，這是我寫作《桃花塢》的“前史”。2021年《民謠》出版后，我再次回到自己的“思想生活”中，我熟悉的現代知識分子開始出現在我的眼前，于是有了方后樂、方梅初、方黎子和他們的同時代人。我仍然經由語言回到具體歷史時刻，我仍然關注漢語的命運。我有很多困惑，不只是啟蒙與救亡，不只是新舊文化沖突。

《桃花塢》的寫作完全顛覆了我的晝夜。我有時會產生幻覺，我和筆下的人物擁擠在我的書房中，他們好像是從電腦里躍身而起，又像是從四面八方趕來。我恍惚中感覺方后樂在我書房的玻璃窗外喊我，我記得我們在幻覺中對話過。這位前輩說：“你已經靠近我了，但我們之間還是有很多隔膜，你努力了，但你很難回到我生活和奮斗過的那段歷史中。”方后樂的話讓我有點沮喪，但我從沒有失去接近他的信心。我記得我好像說，我有我的處境，我從桃花塢大街走過，我看到了你和黃青梅的身影，你和我對視的眼神一直在我心里閃爍。方后樂的眼神明亮，似乎又有些憂郁。他應該在惦念他的黃青梅。

方后樂是我的背影，還是我的面龐？我現在也無法回答清楚。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蘇州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原載《當代文壇》2026年第2期）

作家出版社推薦

點擊圖片即可進入購買鏈接

《桃花塢》

王 堯 著

作家出版社

內容來源：《當代文壇》2026年第2期

作者：王堯

更多干貨，關注我們不錯過！

排版：鄧 寧

一審：劉豈凡

二審：劉 強

三審：顏 慧

作家出版社官方媒體矩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