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紙上的魏晉風度

當王珣把筆放下的那一剎那，他不會意識到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他只是把這封墨跡未干的書信封好，交給驛卒，便又飛身上馬，去處理軍隊的各種瑣碎事務——那些事，在當時要遠比這封信重要得多。

這封信是寫給遠方一位朋友的，到現在我們也無法知道這位朋友的姓名。信中王珣不及寒暄，便提到了另一位名叫伯遠的朋友。“珣頓首頓首，伯遠勝業情期，群從之寶，自以羸患，志在優游。”這位伯遠究竟是誰，已不可考，從信中可以看到，他志向高潔，常年在山水之間優游。

王珣隨即感慨道“分別如昨，永為疇古，遠隔嶺嶠，不相瞻臨。”原來，伯遠不幸英年早逝，離別仿佛就像發生在昨日，音容笑貌還在眼前，朋友卻永遠成為古人！山河阻隔，不能前往吊唁。讀到這里，這封信卻戛然而止，剩下的內容都沒有保留下來。

然而，能保留這數十文字，已然是千年未有之奇跡。這封被后世命名為《伯遠帖》的書信，是東晉唯一流傳下來的書法真跡。江左煙雨，皆在紙上。

其實，王珣寫這封信的時候，真的不是在寫書法。他只是在寫信，用的是當時江南尋常的紙張，墨也蘸得太濃重，以致起筆的“珣頓首”三個字差點把紙浸透，字也寫得隨意，甚至有些匆忙潦草。且王珣雖是瑯琊王氏的子弟、書圣王羲之的侄子，但他自己又何嘗想過做書法家呢？

王珣，字元琳，幼時小字法護，為東晉名臣王導之孫，王洽之子，生于穆帝永和五年（349年），他的叔叔王羲之在蘭亭和朋友們雅集的時候，王珣才是四歲小兒，無緣盛會。待他成年，遭遇的不再是文采風流，而是金戈鐵馬。

那是太和四年（369年），二十歲的王珣正在荊州桓溫幕府之中，擔任主簿，為溫所重。幕府中流傳一句諺語：“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其中“髯參軍”指的是郗超，因為他有一副大胡子；“短主簿”便指王珣，因其身材矮小，故有此稱，二人深得桓溫信任，被倚為左膀右臂。當時，桓溫正在醞釀第三次北伐，王珣參與軍事大計，后來又直接參與了平定袁真叛軍的戰役，因軍功被封為東亭侯。他這個侯爵不是靠瑯琊王氏的余蔭，而是來自于關山萬里的戎馬生涯。他的為人亦不同于士族子弟的浮夸奢華，而是穩重謹慎、干練成熟。

《晉書》記載了喜歡臧否人物的晉人對他的評語：“神情朗悟，經史明澈，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嫌謗，才用不盡。”他做事甚至不避嫌疑誹謗，也要盡心盡力，這在那個務虛的時代簡直是另類。

比如他對待恩公桓溫的家屬，尊重卻不逢迎。史書記載，桓溫世子桓熙外出狩獵，幕府官屬均快馬加鞭緊隨世子，唯獨王珣獨自騎馬從容地走在后面；返程路上，眾人皆疲憊不堪，王珣卻又精神抖擻地走在前面，這種風度得到世人贊賞。

東晉孝武帝也很尊重他，有一次孝武帝在宮中飲酒微醺，忽然想起王珣，立即要召見他，身邊的大臣進言：飲酒之后召見王珣這樣的賢者，似乎不太禮貌。孝武帝聞言，點頭稱是，于是作罷。

當然，王珣在《世說新語》的世界留下的最動人的一幕，不是他的萬里封侯的軍功卓著，也不是令人尊重的優雅風度，而是其深情。

《世說新語·傷逝》記載：“王東亭與謝公交惡。王在東聞謝喪，于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平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

謝公便是謝安，王謝二族交惡，王珣亦難免受累，與謝安關系不好。然而，當他聽說謝安去世的消息，立即前去吊唁。謝安的部將見到他，拒絕讓他進去。王珣也不說話，直接走上前去痛哭。他哭得很傷心，以致都忘記了禮節——沒有握一握謝安少子謝琰（小字末婢）的手，便離開了。那一刻，王珣把王謝二族的私怨拋在腦后，他想起的只是謝安在淝水之戰擊敗前秦的歷史功績，以及謝安的知己之言。有一年，謝安曾經對妻子說，他見到了王珣，雖無交往，卻讓人念念不忘，說這句話的時候，謝安還親切地稱呼了王珣的小名，叫他阿瓜。在謝安生前，王珣雖然謝絕了他的舉薦，在其故后，卻深情憑吊，為他痛哭。

這種深情，在《伯遠帖》中也揮灑得淋漓盡致。后人評價此帖“紙堅潔而筆飛揚，脫盡王氏習氣”。

字如其人。他的字也不像他的叔叔王羲之、堂兄王獻之那樣精致，而是在從容之中有著豪放的精神，顧盼之間，神采飛揚！——也許只有經歷過沙場生死的人，下筆才會如此。

王珣從來都不是一個書法家。

然而，歷史給他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

他一生的全部軍功、風度、深情都被遺忘在故紙堆里，他隨手寫的字卻被小心翼翼、奉若神明地供進了書法的圣殿。

《伯遠帖》到了收信人的手中之后，從此杳無音訊，直到六百余年之后的宋徽宗時代，才重出江湖。那位喜歡寫字的書法家皇帝趙佶把它藏入內府，記載于《宣和畫譜》之中。靖康之難，風流云散，《伯遠帖》也消失了，沒有人知道它的下落，很多人猜測它是被擄掠到了極北苦寒之地，或許已經被當做燃料燒掉。

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冬至，京師漫天飛雪之中，消失了四百余年的《伯遠帖》又神秘地重現人間。

晚明最偉大的書法家董其昌被某位神秘的收藏者邀請來鑒賞此帖，仔細鑒定之后，他認定這是真跡，激動地說“東晉風流，宛然在眼”。透過薄薄的紙張，看到的是厚重而悠長的歷史。紙是最脆弱的，一點火星，幾滴雨水，便足以毀滅它，漫長的歲月里不知道它經歷了多少險境。董其昌認真地在帖旁的綾子上寫下“晉人真跡惟二王尚有存者，然米南宮時大令已罕，謂一紙可當右軍五帖，況王珣書視大令不尤難覯耶？既幸予得見王珣，又幸珣書不盡湮沒得見吾也！長安所逢墨跡，此為尤物！戊戌冬至日，董其昌題。”其中“米南宮”即北宋書法家米芾，“大令”即王獻之，在米芾的時代，王獻之的作品已經很稀有，一幅便可當其父王羲之的五幅，王珣的作品比起王獻之更是珍貴。董留在《伯遠帖》上的題跋后來亦成為書法精品。

當時董其昌沒有記載收藏者的姓名，后來在其《畫禪室隨筆》中透露，“用卿得此，可道作寶晉齊矣”。“用卿”，即吳廷，字用卿，被書畫收藏界稱為吳江村、吳太學，出身于徽州人家，熱愛書畫收藏，遇見喜歡的古代書畫，不惜傾家購置。他也是董其昌的朋友，二人因“江南半幅董源真跡”（《溪山行旅圖》）結緣，從此常常一起品鑒書畫。董其昌引其為知己，幾月不見吳，便覺想念，寫信給其友人，“若見吳江村，幸拉之偕來，過歲除，觀諸名畫，何如？”吳廷的收藏之精，只舉一例便可知：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亦為其藏品。史書上沒有記載，是何等機緣讓他發現了王珣的《伯遠帖》。只知道他把此帖帶到京師，請董其昌鑒賞并懇請他留下題跋，這也成了宋代之后，《伯遠帖》出現在世間的最早記載。

此帖后來被吳廷的族人吳新宇收藏。吳新宇，名希元，字汝明，號新宇，好文雅，家人給他捐了中書舍人的官職，他也不去做，平日只是在書齋里面對收藏的書畫古物，與人鑒賞為樂。他藏有王獻之《鴨頭丸帖》、顏真卿《祭侄稿帖》等珍貴書法文物，《伯遠帖》亦輾轉到他手上。

鑒賞家王肯堂有一次住在吳家，得以看到此帖，并予題跋：“右晉尚書令謚獻穆王元琳書，紙墨發光，筆法遒逸，古色照人，望而知為晉人手澤，經唐歷宋，人主崇尚翰墨，收括民間珍秘于天府不知其幾矣！而尚有遺逸如此卷者，即賞鑒家如老米輩亦未之見，吾于此有深感焉！乙己冬十二月至新安，吳新宇中秘出示留賞信宿，書以歸之。延陵王肯堂。”王感慨道，這么珍貴的晉人書法，他有緣見到真是三生有幸，另外，他對偉大的藝術家米芾竟然沒有機緣看到，感到非常遺憾。這種情感的流露是真實而動人的，而其“望而知為晉人手澤”，既展示出其超常的鑒賞能力，也體現了《伯遠帖》本身體現的晉代風骨的獨特魅力——這是后世摹寫的人們無法達到的境界。

明朝鼎革之際，喜好收藏的徽州吳氏家族也隨之敗落，那些精美的書畫陸續流入京師。《伯遠帖》也被一個叫安岐的人得到了。

安岐，字儀周，號麓村，別號松泉老人，原是朝鮮人，其父是朝鮮貢使，安岐隨父入清，留在京師，后入了旗籍，成為權臣明珠的家奴。安岐得到明珠信任，“為明珠鬻鹽于淮南，聲勢赫奕”。在史書里，安岐是個禮賢下士、仗義疏財的人，“江淮間文士之貧而不遇者，多依以為生，麓村始終禮遇之，不稍懈也。”（《清稗類鈔》）。同時他也是個書法收藏家，王獻之《東山松帖》、米芾《參政帖》等名帖均被其收入囊中。他在晚年，似乎已經窮困潦倒，寫了一本《墨緣匯觀》記載了他的個人收藏史，在《自序》中說“余性本迂疏，志居澹泊。自髫年以來，凡人生所愛好者，如聲色之玩、琴弈之技，皆無所取，唯嗜古今書畫名跡以自娛。每至把玩，如逢至契，日終不倦，幾忘餐飲。”

乾隆十年（1745年），安岐的藏品流入內府，《伯遠帖》自然也在其中。乾隆皇帝偶然見到此帖，大為驚喜，如獲至寶，把它與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收藏在一起，作為三件稀世珍寶收藏，并將收藏三帖的書齋命名為“三希堂”。他還把這件事鄭重地記錄下來：“乾隆丙寅春月，獲王珣此帖，遂與快雪中秋二跡并藏養心殿溫室中，題曰：‘三希堂’。”后來，他忍不住又在帖旁題寫文字，比如看到董其昌的跋文倍覺精妙，甚至為此在旁邊畫了一小幅樹石，還寫下“王珣帖與其昌跋皆可寶玩，即裝池側理亦光潤堪愛，漫制枯枝文石以配之。乾隆丙寅春正，長春書屋御識”。

清朝滅亡之后，《伯遠帖》依然留在深宮，不為世人所見。直到宣統被驅逐出宮，這幅《伯遠帖》據說是被宮中“太妃”帶出宮去，也有人說是被溥儀帶到天津，抵押給了日本銀行。總之，它在戰火紛飛之中陷入了形形色色的追逐和博弈，軍閥、巨賈、列強、買辦均牽涉其中，它又一次陷入了流離失所的命運。

1950年，《伯遠帖》現身于香港，隨時有流失海外的危險。在周恩來總理的指示下，時任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王冶秋率專家小組將其購回，收藏于故宮博物院。從此，國寶得以安然無恙。

《伯遠帖》保存著古人的風骨，保存著傳統文化的魅力，流淌著中國的精神，流淌著中華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抬眼望去，看到那率性自然、飄逸遒勁的文字，誦讀一遍，感受那字里行間的深情，回顧千百年來輾轉流傳的故事，為這個中國藝術史乃至人類文化史上的奇跡而動容。

◎本文原載于《中國紀檢監察報》（作者：徐髯），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圖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