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王立祥：心肺復蘇“救”不如“防”，科普及體系乃根本

3月24日，42歲的峰學蔚來創始人、考研名師張雪峰在公司跑步后突發不適，經全力搶救無效不幸離世，醫院診斷其死因系心源性猝死。這一消息迅速引發公眾對心臟性猝死的廣泛關注與深切焦慮——一個常年堅持跑步、看似身體健碩的中年人，為何會因跑步觸發致命危機？

《財中社》就此專訪了解放軍總醫院第三醫學中心原急診科主任王立祥教授。

王立祥同時身兼中國研究型醫院學會心肺復蘇學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于心臟性猝死認知、可能被忽視的救護之道等，專業積淀深厚。2015年，他牽頭成立中國首個心肺復蘇國家二級學會；主編《中國心肺復蘇專家共識》，提出“中國心肺復蘇生存環”理論體系。他研發的腹部提壓心肺復蘇技術獲2020年度“科創中國”先導技術，填補我國救命技術原創領域空白。

三大歸因

“猝死是指在意外情形下出現的心臟呼吸驟停，并最終導致生物學死亡。”王立祥解釋稱，“關于時間界定，國內外文獻和專家共識一般認為是1小時內，也有觀點認為是6小時，院外猝死的時間界定可能寬泛至24小時。”

寬泛而言，猝死是指非自然的、源于自身疾患、在很短時間內發生的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從生存率來看，我國仍遠不及發達國家。國內學術界2022年的一篇研究顯示，中國院外猝死搶救成功率僅約1.2%，院內為9.4%。而根據美國心臟協會（AHA）統計數據，2023年美國院外心臟驟停存活出院率達10.2%。

“發達國家的院內存活率通常在40%-50%。”王立祥補充道。

目前，公眾對猝死存在諸多認知誤區。最常見的誤區之一是將所有猝死統稱為“心源性猝死”。王立祥帶領團隊于2015年成立中國首個心肺復蘇國家二級學會后，提出了“心臟性猝死”的更科學分類——無論猝死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首發器官均為心臟。

根據他們的歸類，猝死原因可分為心內因素、心外因素和心因因素。

心內因素是指源于心臟自身疾患，如心肌梗死、心肌炎、心臟瓣膜病、心律失常等，這也是大眾通常理解的“心源性猝死”。

心外因素同樣不容忽視。腦血管意外、肺栓塞、呼吸睡眠暫停綜合征、嚴重創傷、中毒等，都可能導致心臟驟停。王立祥舉例說，患有呼吸睡眠暫停綜合征且打鼾嚴重者，由于夜間反復缺氧，也可能引發猝死。

心因因素則與情緒波動相關。

“大喜大悲、極度恐懼或狂喜，加上運動負荷，會讓體內“兒茶酚胺”（一種興奮性激素）瞬間爆表，導致應激性心肌病（俗稱“心碎綜合征”），嚴重時心臟驟停。”王立祥說。

（《運動性心臟猝死“三大死因”重磅揭秘》，財中社整理）

從統計數據來看，心臟性猝死的三大原因中，心內因素居首位，其中冠心病、心肌梗死占比最高。《中國心血管健康與疾病報告2024》顯示，2024年，我國心血管疾病患者高達3.3億人。

“除了心源性因素造成的猝死之外，心外因素的比例也不低，但臨床上常被誤診為心源性；另外，心因因素的比例近年來呈上升趨勢，受到越來越多關注。”王立祥指出，我國每年心源性猝死約55萬例；但如果是心臟性猝死，數量遠不止這些。

針對張雪峰事件，王立祥分析認為，該案例屬于典型的“心內因素”導致的心臟性猝死。根據公開報道，張雪峰生前曾接受冠脈造影檢查，顯示冠狀動脈狹窄達90%，確診冠心病、心絞痛。在此基礎上，運動增加了心臟負荷，最終誘發心臟驟停。

”張雪峰的猝死并非偶然，而是原有心內疾病疊加運動負荷的結果。”王立祥補充道：“這一案例也凸顯了心臟驟停前期識別和干預的重要性。”

急救有道

談及急救技術，針對心臟驟停的全生命周期，王立祥團隊提出了“中國心肺復蘇生存環”理論，將心臟驟停分為前中后三期，對應預防、搶救、延生三個環節，形成完整的生存環。

前期采取“三預方針”：預防、預識、預警；中期實施“三化急救”：標準化、多元化、個性化；后期落實“三生方案”：復生、超生、延生。

從救治時期的關鍵時間窗口來看，王立祥進一步拆解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紫金時間，指心臟驟停前的60分鐘。王立祥強調，要在心臟驟停前早期識別、早期干預。這一時期要把握“四痛三快兩少一暈”：頭痛、胸痛、腹痛、肢痛；呼吸快、心跳快、臉色紫紺或蒼白；少言、少動；暈厥。一旦出現這些征兆，就應高度警惕并及時干預。

第二階段是黃金時間，即心臟停跳后的4-6分鐘。這也是外界廣為所知的“黃金4分鐘”搶救關鍵期，需采取標準化、多元化、個性化的急救方式。王立祥表示：“標準化僅適用于非創傷性心臟驟停。”創傷性心臟驟停通常需要個性化處置，他舉例道，老年人的胸部骨骼脆弱，若使用胸部按壓的方式可能適得其反。

第三階段是黑金時間，指心臟停跳后的10分鐘。此時雖已進入生物學死亡，但組織器官在10分鐘內的“熱缺血時間”里仍有活性，可為器官移植爭取機會，實現從“救命”到“救器”的轉換。

AED局限

談及急救技術，王立祥指出，心臟驟停分為三種類型——心室靜止（心電圖呈直線）、心電分離（有波形但無心肌收縮）和心室纖顫（心肌不規則顫動）。而廣受推崇的AED（自動體外除顫器），僅適用于心室纖顫這一種類型，且我國院外應用率還不到5%。

“深圳AED布設數量全國領先，但成功救治案例有限。”王立祥質疑稱，很多AED設備被塵封，公眾往往既不知道其位置，也不清楚如何配合使用。人民日報報道稱，按2024年深圳常住人口測算，當地AED投放密度為258臺/10萬人。

放眼全國，AED整體配置水平極低，實際投放密度不足10臺/10萬人。中國紅十字會數據亦顯示，截至2025年12月，全國公共場所配備AED共8.6萬余臺。以14億總人口計算的話，全國AED投放密度約為6臺/10萬人。

《中國AED布局與投放專家共識》由此建議，各地政府及衛生部門應加大財政投入，以每10萬人配置100-200臺AED為建設標準。該共識同時提及，美國、日本每10萬人AED保有量分別高達700臺、276臺。

此外，傳統的胸外按壓加人工呼吸30:2的比例也存在盲區。王立祥解釋稱，人工吹氣約30秒期間，心臟按壓會停止，心臟無法泵血，吹入的氣體根本無法進入血液。

針對這些局限，王立祥團隊研發了腹部提壓技術。該技術通過腹部提壓，帶動膈肌上下移動，同時產生循環支持和呼吸支持，實現“一心管二”。該技術于2020年度入選“科創中國”先導技術，是生物醫藥領域十項先導技術之一，也是王立祥目前一直在向全國醫生群體推廣的急救技術。

用藥指南

AED等急救儀器外，針對公眾關心的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等急救藥物，王立祥指出，硝酸甘油含服有嚴格規范：必須采取坐位或半臥位，禁止行走和移動，因為藥物擴張血管可能導致血壓下降，站立或行走會誘發體位性低血壓。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約三分之一人群因基因缺陷，使用硝酸甘油無效。王立祥因此建議，可通過基因檢測評估藥物敏感性。此外，硝酸甘油需避光保存，3-6個月應更換新藥，因為光照后藥物容易分解失效。

除了硝酸甘油外，速效救心丸、復方丹參滴丸等中成藥制劑，在冠心病、心絞痛急性發作時也可使用。王立祥表示，雖然相關循證醫學證據尚待進一步研究，但這些藥物在臨床實踐中已得到廣泛應用。

體系避險

談及體檢，王立祥提醒，很多人認為心電圖、心臟彩超、冠脈CT、血脂等檢查正常就萬事大吉，但這可能只是“掛一漏萬”——排查過程中，人們往往會忽略心外因素和心因因素。

他舉例說，打鼾嚴重可能是呼吸睡眠暫停綜合征的信號；長途飛行后可能發生肺栓塞；情緒激動可能誘發冠狀動脈痙攣，這種痙攣呈陣發性，冠脈造影時可能無法捕捉到。

對兒童和青少年，王立祥特別強調稱，感冒期間應避免劇烈運動。感冒病毒可能累及心肌，導致病毒性心肌炎，帶病運動會大幅增加心臟驟停的風險。他回憶起曾搶救過的案例：孩子感冒后嗓子不適，家長和老師鼓勵其堅持跑步，結果運動負荷誘發了心臟驟停。

至于老年人群，王立祥指出，其心臟驟停的癥狀往往不典型，可能表現為隱性癥狀，且對疼痛、炎癥等反應不敏感，需要建立個體化評估標準。

王立祥表示，我國68%以上的心臟驟停發生在社區和家庭，主要涉及老年人群。要提高院外搶救成功率，需要全民急救知識的普及和急救理念的革新。

張雪峰的離世，以令人痛惜的方式，將心臟性猝死這一隱形殺手推向公眾視野，也讓全民對心臟健康的關注達到新的高度。正如王立祥所言，心肺復蘇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理念問題。我們需要將關口前移，從“救”轉向“防”，只有建立完善的心肺復蘇體系，才能真正提升國民生命健康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