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亦一書生”：乾隆時代的君臣父子關系與世相人情

書生，作為一個分屬不同社會階層的龐雜群體，準確定義甚難，更難的是對其作整體評價。韓愈曾從三個方面論書生，即習學詩書禮樂、修行仁義、遵守法度。鐵骨錚錚，“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南宋丞相文天祥，是書生。明清易代之際，曹學佺詩“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所斥也是書生。高山流水，范張雞黍，是歷史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典范，而文人相輕相斥的例子也不勝枚舉。

在《朕亦一書生：乾隆時代的君臣父子》中，學者卜鍵不僅聚焦“書生皇帝”乾隆的學識、性情、治國理念及其在禪讓歸政后的微妙權力運作，更將筆觸延伸至他所統御下的時代群英：從紀昀、王杰等朝堂重臣，到錢大昕、趙翼等學界巨擘，再到曹雪芹、黃景仁等作家詩人，乃至和珅這一頗具爭議的人物。作者通過豐富的檔案文獻，細膩剖析了這些“書生”在君臣父子綱常下的仕途沉浮、人性微光與情感世界，揭示了盛世光環背后政治與人性交織的繁復圖景。

以下內容節選自《朕亦一書生：乾隆時代的君臣父子》，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朕亦一書生：乾隆時代的君臣父子》

作者：卜鍵

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26年3月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735年10月8日）子時，清朝皇帝胤禛崩逝于圓明園。五十七歲的他素來強健，孰料一天前身體出了些狀況，居然如此之快就撒手塵寰，令朝臣毫無準備。胤禛有十個兒子，多數早夭，在世的以皇四子弘歷最長，“趨詣御榻前，捧足大慟，號哭仆地”。諸王和重臣聞訊趕來，于榻前舉哀，連忙操辦治喪事宜：

遵照康熙葬事的禮儀程序，要將大行皇帝遺體以黃輿運回紫禁城，要安排前導、隨扈和后護；

最小的皇子是圓明園阿哥弘曕，才兩歲，派顯親王衍潢帶人留下照看；

至于皇太后和眾多宮眷，由莊親王允祿照料進城；

按照喪儀，大行皇帝黃輿進宮時，皇四子弘歷在乾清門內迎接，而他堅持在乾清門外跪迎，以表達哀思。

若說雍正之死有些匆遽怪異，以致眾說紛紜，各種宮中秘辛簸揚至今，但他對帝位的傳承早有安排，王大臣也都心中有數。傳位遺詔從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后取下，當著一眾王公大臣啟封宣讀，就此，剛過二十四歲生日的寶親王弘歷，由每日在上書房閱讀用功的書生，一變而君臨天下。他似乎沒有任何的不適應，一系列新政隨之頒布：驅逐宮內僧道，釋放在監皇叔，求賢求言，厘正文體，施政由先前的嚴苛峻急一變而寬緩，贏得朝野稱頌。而他不久后就以“書生”一詞發布了長篇訓諭，那段浩然之氣與粗俗氣、市井氣的比對點評，更使朝野讀書士子聞之振奮。

崇尚華夏道統，習學儒家經典，是清廷定鼎北京后的一項基本國策，也是其收服漢人文人階層、維持近兩百七十年治統的重要制度保障。對于讀書治學，清朝前四帝皆能“從我做起”，恪守春秋經筵之制，求知若渴的康熙還增加了日講；他們為上書房精心挑選重臣為總師傅，也為每位皇子從翰林院選配了一對一的師傅，寅時即起床就學，至晚方歸，一年只有寥寥幾個休息日。至于明確為“書生”“書氣”抗辯張目，則只有一個乾隆，聲明自己就是書生，所信重的大臣多為書生，一番話痛快淋漓，然而未過幾年，口風又有一些改變。

書生踏入官場，青衿易為補服，本來就會出現各種變化。而像弘歷這樣由書桌躍上御座，由上書房進入養心殿，不變更屬不可能。弘歷終生閱讀，一輩子手不釋卷，其對“書生”的認知評價后來有所修正，少了些熱切稱揚，多了點斥責譏嘲，卻也未發生根本的改變。

“書氣二字，尤可寶貴”

書生，讀書人之謂也。

先秦多稱儒生，兩漢后“書生”一詞較多出現在典籍中，本書所論多為科舉入仕者。清朝接續前明的科舉體制，以鄉試、會試為考選官員之正途，故放眼望去，一朝朱紫多是書生。南書房、翰林院為皇帝的文學侍從，庶常館乃皇家最高學府，各省學政、各地考差皆皇上欽命揀發，非進士難有此差使。由十載寒窗、窮餓困乏的書生進入官場，難免有些人不能適應；個人才華稟賦不同，考試所要的文字功夫與復雜的行政管理不同，也會有人不適合；而清朝馬上得天下，皇子王孫大多親冒鋒矢，功臣勛舊皆從死人堆里滾出來，常會嫌棄文人的柔弱酸腐，加以打壓或出語譏諷。于是在一些督撫密折中，便有指責下屬“書生之見”“書氣未除”之類說法，要求將之改調教職，多數也還真就被改任或降革。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六日，新帝乾隆連頒數道諭旨，其二專為疵議書生的官場積習而發，諭曰：

朕閱督撫參奏屬員及題請改教本章，每有“書生不能勝任”及“書氣未除”等語。夫讀書所以致用，凡修己治人之道，事君居官之理，備載于書。……人不知書，則偏陂以宅衷，操切以處事，生心害政，有不可救藥者。若州縣官果足以當“書生”二字，則以易直子諒之心，行寬和惠愛之政。任一邑，則一邑受其福。蒞一郡，則一郡蒙其休。朕唯恐人不足當書生之稱，而安得以書生相戒乎！

弘歷旁征博引，以商代賢相傅說、周成王的語錄，證明讀書明理對于處事行政的意義，申明官員不讀書的害處，提倡州縣官以“書生”自勵，待民寬和惠愛。針對那些譏諷書生迂腐、嘲笑書呆子氣的觀念，他還以自身為例，痛加駁斥：

若以書生為戒，朕自幼讀書宮中，講誦二十年，未嘗少輟，實一書生也。王大臣為朕所倚任，朝夕左右者亦皆書生也。若指屬員之迂謬疏庸者為書生，以相詬病，則未知此正伊不知書所致，而書豈任其咎哉！

實為堂皇正大之論、精辟精彩之論！古往今來，世上都不乏迂拘之人，不乏陳腐之書，卻不能歸咎于讀書，更不宜視為官場讀書人的通病。弘歷指出“迂謬疏庸”之官正在于不知書，或不解書義，豈可歸咎于儒家經典！

書氣，又作書呆子氣、酸腐氣，更是貶毀書生的俗詞，乾隆在此旨中斥之尤力：

至于“書氣”二字，尤可寶貴。果能讀書，沉浸醞釀而有書氣，更集義以充之，便是浩然之氣。人無書氣，即為粗俗氣、市井氣，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矣。是書氣正宜從容涵養，以善培之，安可勸之使除，而反以未除者為病乎？

對“書氣”貶低不獨滿人勛貴，在中國歷史上由來久矣，而新天子高度評價，說是若能認真向學，浸潤醞釀，再追尋義理，持之以恒，書卷氣就會成為浩然正氣。大哉此論！

《如懿傳》（2018）劇照。

康熙晚期，朝廷上下人事糾結牽纏，各州府貪腐漸趨嚴重，積欠甚多。雍正帝登基后以雷霆之力打擊政敵，整肅官場，剔除時弊，常懲處那些貫徹執行不力者，責斥他們做老好人、賣交情。于是，“做好人”便成為官場的大毛病，成為不盡責、不稱職的代名詞。弘歷對此一說法亦覺荒唐，質問：

且朕聞外間斥人之短，每云伊欲做好人。朱子云：“學者通病，在思作貴人，而不思作好人。”人果欲做好人，行好事，則甚有益于民生，有益于國事，造福無窮。若以好人為戒，不幾相率而拂人之性乎？凡此皆系識見粗鄙，不知治體，不明大義之言。朕今姑發其蔽而教戒之，尚各翻然思悔。

一個語詞的含義，常也是繁復層疊的，官場的所謂“做好人”另有所指，實為政壇上沿承已久的弊端。青年天子信筆發揮，措辭犀利，當然也不會有人出頭解釋。

頒發此諭之時，弘歷剛剛登基一個多月，不太熟悉朝政運作和官場規則，胸中激蕩的多屬書生意氣。他見折奏中不斷出現貶低讀書人的說法，意識到其背后那股子保守愚昧勢力，遂痛加批駁。這番話氣象正大，理直氣壯，必也出自親筆，非一般御用文人所能撰作，亦非他們所敢論議。

布帛菽粟之文

對書生、書氣大加肯定，是因為剛登基的弘歷頭腦簡單嗎？怕也未必。與此諭同日，乾隆發布的第一道諭旨是“命厘正文體，毋得避忌”，主要應是針對在朝書生，要求他們盡快改變浮靡空疏、滿紙假話套話的文風。諭旨說文運與政治相通，應當“修辭立誠，言期有物”，“理為布帛菽粟之理，文為布帛菽粟之文”“勿尚浮靡，勿取姿媚”，尤其要實話實說，掃除“從前避忌之習”。對于彌漫朝廷的公文和奏章的通病，新天子早就看在眼里。此后不久，發生了一個爭持數年的“燒鍋事件”，使之對朝中出身翰林的大員有了更深認知。

燒鍋，此處指釀酒的作坊。乾隆改元后，畿輔連年亢旱，山東、河南也是大旱少雨，糧食嚴重匱乏。京師卻有人將平糶的官米囤積起來，再運往通州造酒。朝廷聞知后亟命禁止，接著就降旨查禁燒鍋。弘歷起初也有些猶豫，怕影響百姓生計，得知壟斷造酒的多為富民，“串通胥役，敢于觸禁肆行，并非貧民無力者之生業”，即下決心在北方五省永行嚴禁。

對弘歷自以為經過深思熟慮的利民之舉，刑部尚書孫嘉淦上疏提出異議。嘉淦素來忠直敢言，認為燒鍋之禁對執業者生計有害，且無益于儲存糧食，“止宜于歉歲，而不宜于豐年”。乾隆命王大臣會同九卿詳議，表示禁酒本為節省民食起見，“若果嚴禁燒鍋不但于民食無益，而且有害，朕旨可收回。何難改正耶？”姿態已近乎古之圣君，可并未出現熱烈討論的局面，六部九卿大多置身事外，緘口不言。弘歷頗為失望，聯想到多數官員對旱災的漠然，降諭切責。諭旨中引用韓愈詩“中朝大官老于事，詎肯感激徒媕娿”，刺其瞻顧依違，怒其缺少忠君愛民之心，已顯現厭憎之意。他哪知眾臣雖曾為書生，可居官多年，早已歷練得圓融老到，盡管皇上責備，可沒有點名，仍沒人愿意伸頭。

此時的文學近侍中，以內閣學士、禮部侍郎方苞最受倚信，受命編纂《欽定四書文》，確定“清真雅正”的標準，意在端正學風，造就可用之才。方苞還建議于經筵中添加御論環節，即在滿漢講官講畢，由皇上自己闡發文義，結合時政，對眾官宣講，弘歷欣然接受。方苞一生坎坷，晚年蒙乾隆倚重，也是竭誠奉獻。三年十二月，北方的災情仍未見好轉，方苞覺得不宜緘默，奏請禁止煙酒。這是他第二次提出此議，反駁孫嘉淦關于禁酒病民的說法，并由制酒擴大到種煙，認為都是造成糧荒的罪魁，應在全國嚴禁。

這位大儒文章精妙，亦擅長煽情，說自己血氣日衰，飲食日減，擔憂來不及將心里話上達圣主，也在奏折中直截了當，點名批評孫嘉淦、尹繼善等疆吏目光短淺，茲引兩小段：

在內之公卿，不過牽于莊頭之厚利；在外之督撫，不過惑于司胥吏之浮言，又恐有虧關稅。今見萬民餓殍，圣主憂勞，則九卿督撫必不忍飾浮說以相阻撓，即莊頭土豪亦不敢干功令而犯眾怒。

即如目今各路兇荒，向使民間多留一石之粟米，較之官為采買運輸所省國帑不止一倍；若目下早定一日之大計，則后此可釋我皇上一日之憂勞。

方苞這種話語模式，恰屬于乾隆批評過的官話套話，乃知這種文風之所以長盛不衰，就在于皇上喜歡。乾隆聽得入耳，即命內閣大學士集議。結果是通告南北各省，無論豐年歉年一體禁止，即便以苦高粱、大棗、柿子、葡萄等造酒亦不可。種煙之地必須改種稻谷，自明年元月起再有種煙者，照私開燒鍋例治罪。

《延禧攻略》（2018）劇照。

一般說來，到了這一步，孫嘉淦就該閉嘴了，但是不，已出任直隸總督的他，對民情的了解更為具體，遂再次上疏反駁。所奏有一個統計，直隸自禁酒令下達后，前任總督李衛一年內就拿獲三百六十四起、一千四百四十八人，自己抵任一個月又增加七十八起、三百五十五人。這還只是申報到總督衙門，不包括各州府自結之案，不包括吏役受賄私放者，也不包括那些受到牽連的人，“一省如是，別省可知。酒禁如是，煙禁可知。煙酒之禁果行，四海之內，一年之間，其犯法之人、破產之家不可數計矣”。他說釀酒種煙皆百姓謀生之道，將他們作為罪人，并非“致吾君于堯舜”的長策。且查禁刺激了官員吏役的貪腐，各級官衙都存著抄來的酒及變價之銀，官吏兵役熱衷于搜繳查拿，百姓苦不堪言，“弱者失業，強者犯令，十百成群，肩挑負背。鹽梟未靖，酒梟又起”。嘉淦坦言禁酒令未使百姓喜悅感激，帶來的只是混亂和災難，奏曰：

夫天下事，為之而后知，履之而后難。從前禁酒禁曲之議，不惟大學士九卿等俱屬紙上空談，即臣言宜于歉歲、不宜于豐年，猶是書生之謬論。身親辦理，逐案發落，乃知奪民之資財而狼藉之，毀民之肌膚而敲撲之，取民之生計而禁錮之。饑饉之余，民無固志，失業既眾，何事不為？則歉歲之難禁，似更甚于豐年。……今大學士及方苞等所議，皆系空言，不適于事。

這才是布帛菽粟之文。書生出身、一身浩然之氣的孫嘉淦是在為民請命，疏中的關鍵詞卻是批評“書生”。在京師時，他認為歉年缺糧，應當查禁與民爭食的酒坊，而一旦深入考察，始知“猶是書生之謬論”。嘉淦以自我反省來批駁閣部之論，雖沒明說指哪些人，然一句“紙上空談”，也就表達得明明白白。

這件奏疏同樣給弘歷帶來極大震動，認為“于國體甚有關系”，自己會細加酌量。我們可看到的是，之后的六十年，諭旨中不斷出現“伊原系書生”“拘于書生之見”“此皆書生不識事機之語”“書生拘墟之見”“書生習氣”“懦弱書生”“文怯漢人”的說法，在證明弘歷出現了認識和觀念改變，當初對書生的贊譽之辭，不多見了。

圣意兩徘徊

弘歷的上述諭旨皆緣事而發，貫穿治國理政的長過程，各有原因，似也都能反證或補證其對書生的重視。如雍正末年苗疆動亂，刑部尚書張照主動請纓，授以撫定苗疆大臣，因調度失宜、文武不和、矛盾叢起，弘歷繼位后斷然將之革職。審訊中，張照鼓動將領告狀、歸罪大學士鄂爾泰（前云貴總督）的事又被揭出，論為斬刑。其間應有鄂爾泰的報復，而弘歷心知肚明，降旨赦免，先命在武英殿編書，很快起為內閣學士、南書房行走。有人議論處理得太寬，上諭曰：

伊原系書生，不諳軍務，今復用為學士，亦只令司文墨，未嘗加之重任。凡此諸人……倘皆棄而不用，則天下豈有如許可用之全人乎？

對于張照作為書生大臣的長與短，弘歷都很清楚，仍深愛其才，有意加以保護。

更典型的例子是劉統勛。

統勛清正明練，辦事結實，不畏權貴，卓然有古大臣之風。乾隆元年擢為內閣學士，二年改調刑部侍郎，以丁憂歸鄉，而在返京后即升任左都御史，深得器重。第二次平準之役，阿睦爾撒納煽動暴亂，定北將軍班第、參贊大臣額容安陷入重圍，而定西將軍永常不僅不火速救援，反而自撤臺站，驚恐退縮。劉統勛時任陜甘總督，也上疏請求讓軍隊退守哈密，文中還特意申論內外之界，大意是變亂地域皆屬藩部，不值得大動干戈。乾隆覽奏大怒，斥責“永常恇怯于前，劉統勛附和于后”，“一將軍、一總督無端自相恐怖”；斥責他們“置班第等于不問”；亦嚴詞批駁所謂內界、外界的謬見，諭曰：

試思各部自歸誠以來，悉已隸我版圖，伊犁皆我界，尚何內外之可分？

指出伊犁等已入大清版圖，哪里還有什么界內界外！而天子之怒如迅雷飆風，諭令將劉統勛革職拿問、押解進京的軍機處字寄尚在路上，京師已開始抄家抓人，其長子劉墉被革職逮治，次子劉堪也被關進刑部大獄。

一個月后，乾隆怒氣稍解，念及劉統勛一向清廉奮勉，傳諭免予治罪。他說劉統勛的職責在于籌辦糧餉馬駝，軍隊的前進和后撤，系由將軍決定。如果是圓熟模棱之人，緘默自全，反而可不擔任何干系，因此其言雖荒謬刺耳，其心坦誠，尚可以原諒。諭旨將永常與之比較，指出劉統勛作為書生，敢于提出建議，已屬難得：

況永常尚不識死綏之義，何怪于懦弱書生！劉統勛在漢大臣中平日尚奮往任事，朕于萬無可寬之中，求其一線可生，予以自新之路。劉統勛著從寬免其治罪，發往軍營……辦理軍需，效力贖罪。倘伊以為士可殺而不可辱，欲來京甘受典刑，亦惟其所自處。

最后一句，推測是擔心劉統勛上了倔脾氣（即所謂“書生執拗”），特特點明以誡之。統勛實在并非懦弱，卻讀懂了皇上的意思，唯有磕頭謝恩。

僅過數月，弘歷就將劉統勛補授刑部尚書，并再次為之辯解：

當其時，劉統勛因目擊永常匆遽情形，驟聞其言，未能深察，是以張皇失措。夫永常身為將軍，膺閫外之重寄，尚且怯懦退回，甘心僨事。劉統勛本系書生，未嫻軍旅，其所陳奏識見固屬冒昧舛謬，尚為乃心公事。假使彼時藉口于職在文臣，辦理軍需，不與師行進止，模棱觀望，緘默自守，轉可安然無事。且如策楞、玉保等皆統兵大臣，當阿逆窮竄逋逃，距軍營密邇，乃仍徘徊不進，坐致遠揚。彼三人者皆滿洲蒙古世仆，勇敢舊風未遠，而皆選懦至此。以劉統勛文怯漢人，相提并論，則其過為可諒，而其心轉為可嘉矣。

既保護了劉統勛，又要給他戴上一頂懦弱書生、文怯漢人的帽子，再說其心可嘉，說他比那些滿洲蒙古將軍更為坦蕩勇敢，文義顯得繁復繚亂，卻隱隱有一道心理軌跡可循。

《延禧攻略》（2018）劇照。

對于自己的兒子，弘歷在要求他們學習儒家經典的同時，又不忘滿人的騎射傳統，申誡不得沾染文人積習。三十一年五月，乾隆見十五阿哥永琰所執扇頭有題畫詩，拿過觀看，文理與書法都不錯，出于十一阿哥永瑆之手，心中很高興。弘歷曾兩次秘密立儲，皆早夭，一直注意觀察諸子，而對六歲的永琰應已有所屬意。至于十四歲的永瑆，自幼酷愛書法，也令乾隆喜歡。然看到落款的“兄鏡泉”三字，不禁勃然變色。此時距清室入關已歷一百二十余年，滿人漢化漸深，面臨著如何保持民族特性的問題。乾隆常懷憂慮，皇子之間的書生酬唱題贈之習再次敲響警鐘。本來的書窗風雅，被斥為鄙俗可憎，認為永瑆正少年讀書、涵養德性之齡，不宜做此種浮偽之事。弘歷將此歸咎于“師傅輩書生習氣，以別號為美稱，妄與取字”，指出皇子讀書，惟當講求大義，而不在于尋章摘句，以虛名相尚。這篇諭旨很長，也回憶了先皇在他二十二歲時欽賜齋號之往事，重點則在后面的話：

我國家世敦淳樸之風，所重在乎習國書，學騎射，凡我子孫，自當恪守前型，崇尚本務，以冀垂貽悠久。至于飾號美觀，何裨實濟？豈可效書愚陋習，流于虛謾而不加察乎！設使不知省改，相習成風，其流弊必至令羽林侍衛等官咸以脫劍學書為風雅，相率而入于無用，甚且改易衣冠，變更舊俗，所關于國運人心，良非淺鮮，不可不知儆惕……阿哥等誕育皇家，資性原非常人可及，其于讀書穎悟，自易見功。至若騎射行圍等事，則非身習勞苦，不能精熟。人情好逸惡勞，往往趨于所便。若不深自提策，必致習為文弱而不能振作，久之將祖宗成憲亦罔識遵循，其患且無所底止，豈可不豫防其漸耶！阿哥等此時即善辭章，工書法，不過儒生一藝之長，朕初不以為喜。若能熟諳國語，嫻習弓馬，乃國家創垂令緒，朕所嘉尚實在此而不在彼。

前人有投筆從戎，此時則有“脫劍學書”。一番話發自肺腑，也不幸為大清之讖！此后僅數十年，本為戰斗民族的滿洲女真，多數已“習為文弱而不能振作”，面對外敵入侵，想找一個統兵將帥都不易得了。然將此全然歸罪于“書生習氣”“書愚陋習”，不亦偏乎？

“百無一用是書生”

與弘歷對書生的復雜心態大致相合，乾隆朝的文化與學術，大多呈現著纏結的狀態：一方面是禁言禁書，苛細吹求，不斷制造出大大小小的文字獄；另一方面是學術興盛，彬彬濟濟，官修《明史》與《四庫全書》等先后行世。正因為他對古代典籍浸潤較深，能讀懂那些弦外之音，斷然出手懲治，書生們無論在朝在野，都變得小心謹畏。這也是一種變化，一種皇權壓制下的士風變遷，先降低嗓門，再到集體緘默。當緘默也可能被指為腹誹或包藏禍心，大量文句華美的頌圣之章便應運而生，嗡嗡營營，競為高亢。今天的史學家常譏刺和珅不學有術，最擅長拍皇上馬屁，實屬選擇性批評。試看弘歷身邊那些個文學侍從之臣，無論是在樞閣還是翰詹，不管到了多高位置，又有幾個不是如此呢？

于是，“書生”的光暈漸漸消退，不再需要那些目不識丁的滿蒙王公大臣（乾隆間滿蒙王公大臣、內務府官員中書生激增，不識字者越來越少了）挑剔指責，頗多漢臣已自慚形穢。翻看那些大致雷同的謝恩折，觸目皆是“臣材同樗植、質陋蓬心”之類自貶之詞，當然不是出于真心，卻寫得極為真誠，演為一個基本的話語模式。

《乾隆王朝》（2003）劇照。

恃才狂傲、唇天齒地本是文人常態，所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是也，此際雖較為少見，卻也不可能絕跡。如博通載籍、慨然有用世之志的黃景仁，“見者以為謫仙人復出”，“乾隆六十年間，論詩者推為第一”，卻是久困場屋，蹉跎早逝。這位文壇奇才與曹雪芹同時而稍晚，也是貧病交迫，未曾得到幾縷盛世的陽光。“全家都在風聲里，九月衣裳未剪裁”，是黃景仁的紀事詩，一色白描，真如郁達夫所評“語語沉痛，字字辛酸”。更為辛酸的是他在《雜感》中的名句：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

這大概是“讀書無用論”的一種極端表述。人情勢利，自古皆然，此時會較多一些嗎？雖難以統計，卻出自一個窮書生的切膚感受。百無一用之說，有點兒調侃，有點兒自省與自嘲，不宜當真，又絕非作假，應于言外求之。兩句連讀，能見出黃景仁的刺世鋒芒，打壓與棄擲讀書人，還算是盛朝景象嗎？

揀讀清朝檔案史料，此時朝廷也可稱重視人才，正科恩科，大挑拔貢，加上皇帝出巡途中的召試等等，書生的出路和機遇不可謂不多，可仍多有飽學之士被隔在體制之外。其間有淡泊遺世、專心著述者；有性情偏激執拗、憤世嫉俗者，更多的則在求仕的長路上左沖右突，終不得其門而入。景仁即屬此類書生，好不容易得畢沅一筆資助，立即就去捐納一個縣丞，遲遲得不到實缺，短促一生身如飄蓬，忽而京師，忽而外省，最后病逝于西行求食的途中。

即使有幸考中進士，選入庶常館，留在翰林院，也多有沉抑下僚者，景仁的同鄉好友洪亮吉即其一。亮吉曾以才學得到弘歷賞識，庶吉士未畢業即欽派考差，接下來出任貴州學政，“兩年前尚一書生，持節今看萬里行”，是怎樣的意氣風發！任滿回京，入為上書房師傅，上眷不移。然其孤傲個性為權臣和珅所不喜，上升之路便被堵住，淹煎數年，仍是一介編修，借故辭歸。太上皇駕崩，和珅被賜死，朱珪（嘉慶的師傅，也是洪亮吉的座師）進入權力核心，函召在家鄉的亮吉回京，然翰林院乃至整個官場的風氣并無改變。洪亮吉期待大用，接的差使卻是編纂《高宗實錄》，心高氣傲的他又要請假，也再次獲得批準。臨行前有所不甘，洪亮吉奏上一本，議論朝政，矛頭則主要指向翰林院，對所見的無恥行徑予以揭露：

十余年以來，有尚書、侍郎甘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學士、七卿之長，且年長以倍，而求拜門生，求為私人者矣；有交宰相之僮隸，并樂與抗禮者矣。太學三館，風氣之所由出也，今則有昏夜乞憐，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長跪，以求講官者矣。翰林大考，國家所據以升黜詞臣者也，今則有先走軍機章京之門，求認師生，以探取御制詩韻者矣；行賄于門闌侍衛，以求傳遞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矣……夫大考如此，何以責鄉會試之懷挾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責小民之夸詐夤緣？輦轂之下如此，何以責四海九州之營私舞弊？

這是清朝的一道名疏，嘉慶曾置于御案上，反復閱讀，卻因疏中有謗訕之語（伊寫得興起，隨筆帶了一句皇上起床較晚之語），將洪亮吉下獄審訊，遣發新疆。颙琰公開稱道此疏的忠貞與犀利，命主審親王傳達“亮吉讀書人，體弱，毋許用刑”之旨，又譴責洪亮吉“平日耽酒狂縱、放蕩禮法之外，儒風士品，掃地無余”，進而譴責那些翰詹官員：

近日風氣，往往好為議論，造作無根之談，或見諸詩文，自負通品，此則人心士習所關，不可不示以懲戒。豈可以本朝極盛之時，而輒蹈明末聲氣陋習哉！

此事發生在太上皇帝崩逝未久，颙琰親政，仍是先皇的腔調。

原文作者/卜鍵

摘編/何也

編輯/張婷

校對/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