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新法打壓巴勒斯坦土地日，兩百萬人擠在廢墟中面臨生存危機

以色列試圖辯駁、質疑并抹除我們對這片土地的歸屬感，但我們對巴勒斯坦的愛不會停止。

我從未主動選擇“難民”這個頭銜，但它卻如影隨形。它被潦草地寫在我的巴勒斯坦國民身份證上，在人權會議上緊跟在我的名字后面。它作為一個殘酷的印記，意味著我將被視為邊緣化和無家可歸的人。

在上歷史課時，我常常在腦海中下意識地重復這個詞。它概括了我們所處的反烏托邦現實的根源。每一次，我都會產生一種揮之不去的沖動，想要將它從我的身份中連根拔起。

我曾問歷史老師：“我還要被貼上難民標簽多久？”她語氣堅定地回答，直到“我們再次回到故土”。

我的根可以追溯到巴勒斯坦南部的貝爾謝巴。雖然我從未踏足那里，但在聽了祖母的故事后，我曾在腦海中描繪過它的模樣。當我撫摸她臉上的皺紋時，我仿佛感覺到那里的沙子從指縫間滑落。我堅信我們注定會回去，因為她一直緊緊握著我們在那里房子的鑰匙——那是我們在1948年“災難日”期間被驅逐出境的家。

不幸的是，我的祖母遇害了。但她那揮之不去的信念卻存留了下來：土地永遠不會消亡。

1948年之后，猶太復國主義計劃持續擴張。他們奪取了更多土地，剝奪了原住民的財產，同時試圖耗盡他們抵抗的每一種手段。1976年3月30日，被占領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奮起反抗，抗議以色列在加利利實施的新一輪土地沒收政策。

這是自“災難日”后多年恐嚇以來，首次手無寸鐵的大規模起義和抗議。他們卻遭到了極其致命的暴力鎮壓——6名巴勒斯坦人喪生，數百人受傷，還有許多人被捕。這一犧牲代價極其高昂。但分析人士指出，這依然是巴勒斯坦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因為以色列軍隊最終從征收運動中撤退了。

從那時起，無論是身處故土、流散海外還是其他地方的巴勒斯坦人，都會在這一天舉行紀念活動。人們以此向那些堅定不移、拒絕放棄家園的人致敬，并重申他們對這片土地及其人民不可動搖的承諾。

五十年后，加沙的“土地日”引發了沉重的共鳴。外界觀察到，經過兩年的殘酷戰火與被指控的種族滅絕行徑，這片土地已被鮮血浸透并掩埋在廢墟之下。加沙超過93%的住宅樓被夷為平地，其原住民被迫流離失所，在自己的土地上淪為難民。

目前，加沙超過53%的領土已無法進入，完全處于以色列的控制之下。而剩余近200萬人口——也就是我們這些在毀滅中幸存下來的人——被擠在加沙141平方英里面積不到一半的狹小空間里。

今年的“土地日”恰逢以色列議會批準一項新的死刑法案，該法案規定對被判犯有“恐怖主義行為”的巴勒斯坦囚犯處以絞刑。分析人士指出，該法律的出臺時機絕非偶然。它旨在粉碎每年這一天席卷而來的集體自豪感，將巴勒斯坦人困在無盡的苦難中。此舉不僅讓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蒙上陰影，更試圖迫使人們放棄銘記歷史的權利。

“1945年3月14日，我出生在貝爾謝巴，離‘土地日’的紀念日只有幾天之差。”加沙的醫學教授穆罕默德·哈塔卜博士告訴媒體。他親歷了“災難日”以及隨后接連不斷的沖突，包括過去兩年半來加沙所遭受的破壞。他表示，外界有分析認為，這種暴力是以色列向“大以色列”愿景擴張的一部分。

哈塔卜聲稱：“自猶太復國主義興起以來，他們一直試圖將勢力從幼發拉底河擴張到尼羅河。他們剝奪了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權、自決權，以及在不受外部壓力下代表自己的權利。”

“我被迫流亡到拉法，我的帳篷就搭在加沙與埃及的邊境附近。和成千上萬遭遇同樣命運的人一樣，我們忍受著極其惡劣和屈辱的生活條件。”哈塔卜回憶道。為了改善這種狀況，他盡己所能：“由于物資匱乏，我把抗菌藥物分發出去，以幫助那些健康狀況不斷惡化的人。”

“我們痛苦地忍受這一切，是為了不失去我們的土地。”哈塔卜強調，“緊緊抓住土地就像緊緊抓住生命本身，而放棄它就像把靈魂從軀體中抽離。”

他描述了兩個極其痛苦的場景。“回到2023年，當加沙北部的人們首次接到強制撤離的命令時，他們帶著僅有的一點財物逃離。”哈塔卜回憶說，“在薩拉赫丁大道上，我和兒子以及其他志愿者一起迎接了口干舌燥的他們。他們面如死灰，沒有明確的目的地，默默接過了我們遞上的水和椰棗。”

2025年1月，他也目睹了這些人重返加沙北部的場景：“我能看到他們臉上那種悲喜交加的神情。那是一個史詩般的時刻，既充滿了能夠回歸的慰藉，又因為面對滿目瘡痍的廢墟而深感痛心。”

在反思加沙遭受的破壞規模時，哈塔卜認為，以色列正“蓄意將加沙——我們的土地——變成一個無法居住的空間，以此迫使我們離開”。但他堅信土地和歷史都屬于巴勒斯坦人。“該離開的不是我們。他們是從世界各地招募來的雇傭兵，企圖在我們國家的廢墟上建立他們的國家。”

哈塔卜自己的人生軌跡就是他所講述的歷史的一個縮影。他早年在巴勒斯坦求學，隨后前往埃及接受高等教育。畢業后，他回到加沙工作，之后又遠赴德國進入醫學院深造，并獲得了化學博士學位。

多年來，哈塔卜曾在沙特阿拉伯、也門、伊拉克、蘇丹和利比亞等多個國家工作。最終，他選擇回到加沙，為提升愛資哈爾大學醫學院的教學水平貢獻力量。

他停頓了一下，接著說道：“自1995年以來，我就再也沒有離開過加沙。”他將這些年描述為一場持續不斷的“災難日”。對哈塔卜來說，離開加沙從來不是一個選項。

他甚至主動去勸說那些正在考慮離開的人。“面對如此災難性的現實，我不會評判那些尋求離開的人。”他表示，“任何人都不該去指責他們。但我們不應該在憤怒或絕望中做出決定。”

哈塔卜繼續說道：“我遇到過許多年輕人，他們等待著邊境開放，以便離開這里去尋找安全和新的生活。但當我坐下來和他們交談時，許多人開始重新考慮。我們逐漸意識到，我們的土地以一種其他任何土地都無法比擬的方式愛著我們。它認得我們的腳步，并將讓這些足跡永垂不朽。”

盡管如此，他依然對加沙土地遭受持續襲擊的后果感到日益擔憂。他指出，有毒殘留物、未爆彈藥以及白磷彈產生的滾滾濃煙，將對人們的健康、行為方式、遺傳基因以及這片土地的農業產生長期且毀滅性的影響。

“土地對我來說意味著一切。殺人機器的每一次加速運轉，都未曾讓我退縮。相反，它讓我更加堅定地堅守——它加深了我對這片土地的愛。”他告訴媒體，“土地和榮譽一樣神圣。自1948年以來，我們一直在為它犧牲。在經歷了數十年的抗爭之后，我們絕不可能放棄它。”

“今天人們在紀念‘土地日’，但我腦海中始終揮之不去的是我曾記錄下的一個場景——人們從廢墟中被拉出來，遍體鱗傷卻毫不畏懼。他們說：‘即使死去，我們也絕不在這片土地上妥協，絕不離開它。’”塔班回憶道。

他強調：“我們對這片土地的愛，以及我們對它的歸屬感，是不容辯駁、不容置疑的。外界指控的以色列戰爭罪行，也永遠無法將其抹除。”

塔班曾多次出國旅行，但在2023年10月7日之前不久，他回到了加沙。“我愛我的土地，我發誓要重建它——我的家、我的未來，以及我希望在這片土地上撫養的家庭——我們要像鳳凰一樣浴火重生。”他坦言，“犧牲的代價太大了，但我依然堅守著我的土地。在我們這一代人中，每個人的選擇或許不盡相同。”

八年前的2018年，加沙民眾以“回歸大游行”來紀念“土地日”。數千人在布滿鐵絲網和傳感器的以色列隔離柵欄附近舉行和平抗議，呼吁落實他們返回原有家園的權利，并要求結束對加沙的封鎖。

這場抗議活動持續了21個月。在此期間，超過200名巴勒斯坦人喪生，其中包括46名兒童。此外，還有數十萬人受傷并留下改變一生的殘疾。據觀察人士指出，以色列軍隊當時持續實施了被外界稱為“開槍致殘”的策略。

塔班對此評論道：“我當時就在他們中間，親眼目睹了我們的人民是如何奮不顧身地站出來，要求收回他們的回歸權。這徹底打破了以色列的預設——即‘老一代會死去，而年輕一代會遺忘’。”

塔班至今仍難以接受這場被指控的種族滅絕。他表示，大多數時候，他覺得饑餓、殺人和流離失所就像一場噩夢——一種不真實的感覺，一種大腦拒絕完全接受的現實，因為他們所遭受的一切已經超出了任何人所能真正理解的范疇。這種情感上的創傷，因他們渴望留在土地上的意愿而變得更加復雜。

“我當時正在制作一個主題為‘你有多愛巴勒斯坦？’的視頻。我沒有加任何濾鏡，隨機采訪了人們。結果所有人——無一例外——都表達了對巴勒斯坦毫無保留的愛，盡管這種愛已經讓大多數人傷痕累累。”他說。

塔班嘆了口氣，最后總結道：“沒有人民就沒有土地，沒有土地也就沒有人民。”

而我要說：巴勒斯坦是我們的。正如我祖母所言，“土地永遠不會消亡”，哪怕我們終將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