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女孩在中國商場走丟，急得蒙頭轉向：這里的繁華讓她們又驚又怕

她們是從朝鮮兩江道來的。那里多山，冬天冷得能凍裂水管，縣城只有一條主街，天黑后就什么也看不見了。

金英美二十歲，李春香十九歲。兩個人從小一起長大，家里都是種玉米的。去年，她們通過勞務選拔，來到中國山東一家服裝廠打工。這是她們第一次離開朝鮮，第一次坐火車，第一次看見高速公路。出發前，英美的媽媽塞給她一包干辣椒，說：“到了中國，別給朝鮮人丟臉。”

第一次進城，像闖進了另一個世界

在工廠干了兩個月，發了第一筆工資。領隊金組長決定帶姑娘們去市里最大的商場開開眼界。司機有事，工廠派了一輛中巴，把十二個朝鮮姑娘送到市中心。

下車那一刻，所有姑娘都愣住了。

高樓，全是高樓。玻璃幕墻反射著陽光，刺得人睜不開眼。馬路上汽車密得像螞蟻，紅綠燈交替閃爍，人行道上的人流推著人往前走。金英美攥緊了李春香的手，手心全是汗。

“英美啊，這里……比平壤還大吧？”春香小聲問。英美沒見過平壤，但她覺得，這里比電視里看到的任何地方都大。

商場有五層，里面有電梯——不是那種一層一層的，是站在上面就能自己往上走的“會動的樓梯”。姑娘們不敢踩，看著別人站上去，才小心翼翼地邁腿，有人差點摔倒，引來后面中國大媽的催促：“快點快點，磨蹭啥呢？”

金組長提前交代了紀律：不許單獨行動，不許和陌生人說話，不許拍照，兩個小時后在門口集合。然后讓翻譯帶著大家，排成一隊往里走。

琳瑯滿目的商品，把她們看哭了

商場里什么都有。

化妝品柜臺，擺著幾十種口紅，英美從沒見過那么多顏色。她偷偷看了一眼價簽——98元。她一個月的工資是3500元，要寄回家里3000元，自己留500元。98元，夠她吃半個月的早飯。

春香被一家奶茶店吸引。透明的杯子里，黑色的珍珠在牛奶里翻滾，上面還頂著一層白色的奶蓋。她咽了咽口水，問翻譯：“那個……多少錢？”翻譯看了一眼：“十五。”春香低下頭，拉著英美走了。十五塊，她一天的飯錢。

最讓她們震撼的是超市水果區。西瓜堆成了小山，標價“0.99元/斤”。春香以為自己看錯了，揉了揉眼睛，又看了一遍。她想起在老家，一個西瓜要賣到四十多塊人民幣，只有城里當官的才吃得起。這里，西瓜居然比白菜還便宜。

她站在那里，眼淚差點掉下來。

一轉眼，隊伍不見了

兩個姑娘邊走邊看，不知不覺落在最后面。英美想找金組長，一抬頭，眼前全是陌生的中國面孔。她踮起腳尖，看不見任何一個穿同樣灰色工裝的姐妹。

“春香，人呢？”她的聲音開始發抖。

春香也慌了。兩個人像無頭蒼蠅一樣，從一樓跑到三樓，又從三樓跑回一樓。到處都是人，到處都是柜臺，每一條通道都長得一模一樣。她們不敢問路，因為不會說中文；不敢找保安，因為金組長說過“不要和陌生人說話”。

英美急了，眼眶紅了。她想起出發前媽媽說的“別給朝鮮人丟臉”，硬忍著沒哭。可春香沒忍住，眼淚吧嗒吧嗒掉下來，她一邊走一邊擦，擦完又流。

一個中國小孩指著她們對媽媽說：“媽媽你看，那兩個姐姐在哭。”媽媽拉走孩子，小聲說：“別管閑事。”

商場廣播里，響起了朝鮮語

金組長發現丟了兩個人，臉都白了。翻譯急得到處跑，一層一層找，嗓子喊啞了也沒找到。最后實在沒辦法，打電話給我——我是工廠派來接送他們的司機。

我趕到大門口，聽翻譯結結巴巴說完，腦子里冒出一個主意：“商場有廣播室，你試試用朝鮮語喊她們的名字。”

翻譯沖進廣播室，對著麥克風，用帶著口音的朝鮮語喊：“金英美同志！李春香同志！請到一樓服務臺集合！請到一樓服務臺集合！”

聲音從天花板的喇叭里傳出來，回蕩在商場的每個角落。

英美和春香正在二樓一個角落里抱頭痛哭，突然聽到了自己的名字——還是朝鮮語。兩個人猛地抬頭，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她們手拉著手，跌跌撞撞跑向電梯。

我在服務臺看見了她們。兩個姑娘滿臉淚痕，頭發也散了，胸前的徽章歪到一邊。英美看到我的第一句話是：“我們……我們不是故意的。”聲音小得像蚊子，嘴唇還在哆嗦。

我說：“別怕，沒事了。跟我走。”

領隊的訓斥，比走丟更讓她們害怕

金組長看到她們回來，臉上的表情從驚恐變成了暴怒。她用朝鮮語劈頭蓋臉地罵，聲音大得周圍的中國人都回頭看。英美和春香低著頭，眼淚又下來了，一句都不敢回。

金組長罵完，怒氣沖沖地對我喊：“不逛了，回去！”

我看了看表，才逛了不到一個小時。但我知道，她怕了——如果兩個姑娘真的走丟了，她回去沒法交代。

回廠的路上，車里死寂。姑娘們都不敢說話，春香還在小聲抽泣。我把車停在一家社區超市門口，說：“這超市雖然不大，但牙膏、毛巾、零食都有，你們要買什么，進去買吧。”

姑娘們下了車，走進那間不到一百平米的小超市。她們挑了很久，英美買了一管牙膏、一塊香皂，春香買了一袋方便面和一包餅干。結賬的時候，英美掏出一張皺巴巴的十塊錢，數了又數。

回廠后，英美在宿舍里給我發了一條微信——翻譯幫她裝的軟件。她寫：“謝謝你。今天我以為再也回不來了。中國很大，很漂亮，但不是我的家。我想媽媽了。”

我看著這條消息，鼻子一陣發酸。

她們從朝鮮來，在流水線上踩縫紉機，每月寄回三千塊養家。她們不敢坐自動扶梯，不敢買十五塊的奶茶，在大商場里像受驚的小鹿。她們走丟了，哭成淚人，被領隊罵得狗血淋頭，最后連那個五層樓的商場都沒逛完。

我們眼里的日常，是她們眼里的冒險。我們隨手可得的繁華，是她們一輩子都夠不到的夢。

這不公平。但誰又能改變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