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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是人口950萬的中歐小國,總理已三度連任,卻被歐盟視為想要“扳倒”的人物;另一個是資源豐沛的拉美中等強國,近十年換了8位總統,仍吸引35名候選人爭奪最高權力。
4月12日,匈牙利與秘魯將同步舉行大選。兩國雖遠隔千里,選舉樣貌迥異,政治底色卻相似:極化加劇、政黨碎片化、選民深度撕裂。
兩場大選的走向,不僅吸引大國目光,更將影響歐洲、拉美以及更廣泛地區的治理與地緣格局。
最艱難一役
4月7日,美國副總統萬斯西裝革履現身布達佩斯,為匈總理歐爾班站臺助威,還撥通特朗普電話現場連線。
掌聲背后,現實卻很冰冷:現年62歲、連續執政16年的歐洲政壇“強人”歐爾班,正面臨職業生涯最艱難一役。
本周日,匈牙利將舉行4年一次的國會選舉,199個席位的歸屬將決定下屆政府的組建。
多項民調暗示,年輕人正在轉身:30歲以下人群中,歐爾班陣營支持率僅為個位數;44歲反對黨領袖毛焦爾支持率超過60%。
毛焦爾曾是歐爾班“圈內人”,2024年另起爐灶創立中右翼蒂薩黨并迅速崛起。如今,他以變革為旗,聚焦經濟與治理難題,承諾修復與歐盟關系、改善公共服務。
從追隨到反叛,身份反差已勾勒出本次大選的核心:不只是左右與朝野之爭,更是“求穩”與“求變”的較量。
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這次選舉備受關注的一個原因在于,反對派第一次顯得如此強大。民調上,勝面明顯上升;綱領上,直指歐爾班時代政策框架。若歐爾班下臺,匈牙利內外政策或迎來調整。這不僅影響匈牙利本國,更將牽動其與歐美俄的關系。
究其背后,反對黨的崛起,植根于匈牙利經濟民生難題:通脹高企、增長乏力、薪資偏低、年輕人持續外流。中東局勢推高油價,更讓這個能源依賴型經濟體雪上加霜。
“這些問題在歐洲普遍存在,民眾往往傾向于將不滿指向現政權。”崔洪建分析道,加之長期執政帶來的政治疲勞、既有政策路徑難有突破,進一步削弱民眾對政府改善經濟的信心。
反觀反對黨,不僅聚焦民生痛點,競選手段也更靈活:毛焦爾是玩轉社媒的政治新星,靠短視頻圈粉,單條播放量常破百萬,支持者自發二次創作,線上聲量遠超執政黨。
理想撞上現實
不過,歐爾班最“鐵”的基本盤仍穩固,在65歲以上人群和廣大農村地區優勢明顯。這部分選民更依賴政府福利,也更看重穩定。
即便在首都布達佩斯,年輕群體也并非一邊倒。
部分大學生仍支持歐爾班,認可其應對危機的經驗、與大國領導人的良好關系,以及對傳統價值的堅持;也有不少人坦言,支持的只是“改變”,而非毛焦爾本人。
選民立場的分化,為大選增添變數,也讓匈牙利前路更難預測。
多家民調預計,本次投票率有望突破80%,創下歷史新高,這一趨勢對反對黨更為有利。
極右翼政黨“我們的祖國黨”被視為潛在“造王者”。作為唯一可能進入議會的第三黨,或在組閣中發揮重要作用。
崔洪建注意到,中東歐政黨碎片化趨勢明顯,匈牙利當前政局正是體現。其國內反對黨眾多,四分五裂。即便此次勝選組閣,仍將面對碎片化掣肘。與此同時,政黨極化加劇,進一步壓縮理性折中的施政空間。
從外部看,這場選戰摻雜地緣博弈,影響遠超匈牙利內政。
與美國高調助選相呼應,歐盟也被曝試圖動用多種工具,削弱歐爾班優勢。
一直以來,匈牙利被視作歐盟“刺頭”,與俄羅斯關系緊密,在俄烏沖突中拒絕北約借道對烏輸送軍援。未來匈牙利是繼續獨行,還是向歐洲主流靠攏,將對歐盟內部協調和對外戰略產生直接影響。
崔洪建預計,如果反對黨上臺,或有助于緩和匈歐關系,但新政府首要任務是回應民生期待,一旦承諾兌現不力,可能引發政治波動,其設想的政策轉向也將受到現實制約。
跳出西方視角,匈牙利是中國的“新時代全天候全面戰略伙伴”,也是中資重要投資目的地。其大選后的對華交往值得關注。
“對華政策并非匈牙利本次選戰的主要議題。中匈合作有著堅實的長期基礎和廣泛共同利益。無論誰上臺,保持理性務實、深化雙邊友好合作,都符合中匈兩國的根本利益。”崔洪建說。
總統“走馬燈”
視線轉向南美,與匈牙利的對決式選舉不同,秘魯大選更像一場“混戰”。5年一次的大選,共有35名候選人競逐總統,國會選舉同步展開。
民調顯示,已故前總統藤森之女、50歲的右翼候選人藤森慶子暫時領跑,但支持率僅為約14.5%,仍有約16.8%的搖擺選民立場不明。
這是藤森慶子第四次征戰總統,此前三次均闖入第二輪,卻以微弱差距落敗,被稱為政壇“三連亞”。
此次,與她一同領跑的還有民粹派候選人阿爾瓦雷斯、極右翼候選人阿利亞加。三人分屬不同右翼流派,都不算真正的“熱門”,卻折射出秘魯政壇風向變化。
在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王友明看來,候選人眾多并非偶然,而是拉美政黨體系長期碎片化的結果。傳統政黨支持度下滑,新黨不斷涌現,選民被持續分流,使得“一輪定勝負”越來越難。與此同時,自去年以來,拉美進入大選季,左翼在多國接連失利,右翼勢力抬頭趨勢明顯,地區政治生態大面積右轉,并產生溢出效應。今年的巴西大選將成為關鍵風向標。
對普通選民而言,治安與反腐是他們當前最優先的關切。不過,各候選人給出的“藥方”差異明顯,有的主打強硬打擊,有的強調技術治理,難以放在同一坐標中比較。
民眾的焦慮并非沒有來由。就在一個多月前,秘魯剛因涉腐丑聞陷入政局動蕩:時任總統遭彈劾,臨時總統任期僅至7月。
近年來,秘魯總統“走馬燈”已成常態,在地區乃至全球實屬罕見,背后不只是政壇亂象,更在于國會過強、政府難以穩定施政。
王友明指出,“朝小野大”在拉美相當普遍,而秘魯尤為典型。政客即使當選總統,其所在政黨往往也不是國會多數黨。“短命”總統現象根源之一,就在于政治制度設計存在缺陷。上世紀90年代,藤森政府將兩院制改為一院制,國會由此掌握寬泛的罷免權力,為后來頻繁彈劾總統埋下伏筆。
制度缺陷之外,現實難題也層層疊加。在秘魯、智利、哥倫比亞等國,治安問題直接影響選情,背后往往連著就業不足、通脹高企等經濟壓力。
“治安與經濟,就像硬幣的兩面。”王友明說,再加上腐敗問題長期存在,三者相互交織,使得治理難度不斷上升。
當然,秘魯大選不僅關乎國內權力更替,也影響其地區角色以及與外部力量的關系。
“秘魯經濟在地區內處于中上水平。左翼執政時,通常對拉共體、太平洋聯盟等地區一體化事務參與度更高。但無論左翼還是右翼執政,均會與美國保持務實關系。”王友明指出,美國高度重視秘魯,將其部分港口視作重要戰略節點,本次大選期間也持續跟進局勢。自特朗普重返白宮、提出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和“唐羅主義”以來,拉美在全球戰略棋盤的位置顯著上升。
從中國角度看,王友明認為,秘魯政權更替不會輕易改變對華合作。中拉關系已形成雙邊與多邊相互帶動的良性格局。即便地區政治風向有所變化,中拉經貿合作仍具延續性。
從歐洲到拉美,兩場大選背后,舊有治理路徑松動,新的方向仍在摸索,答案尚待揭曉……
本文作者:解放日報 安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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