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在離婚的時候多分到財產，女富豪到麥當勞打工｜離婚律師甄會嘮01

大家好，我是陳拙。

刑事律師能見到壞人最溫情的一面，婚家律師卻能見到好人最惡劣的一面。

這話是我剛認識的一個新律師說的，她叫甄會嘮。

作為一名從業八年的婚家律師，她見過太多錯綜復雜的離婚案，因為幾乎每個當事人想讓法官和律師相信，自己才是婚姻里最無辜、最委屈的那個。

今天的故事，講得就是一對令人難以捉摸的富豪夫妻。他們年近古稀，為了鬧離婚在香港和北京來回奔走，一個花費百萬請律師，一個在麥當勞打工。

甄會嘮帶著好奇接下案子，最終發現，維系和毀滅這段三十年婚姻的，是同一樣東西。

2020年深秋，我帶著助理走進北京三環附近的一間律所會議室。推開門，就看見陳凱文端坐在那里。

他一頭花白頭發，打理得整齊考究，穿著剪裁挺括英式襯衣，桌旁放著羊毛氈禮帽。看見我進門，他起身做個請坐的手勢，“甄律師，您好，請坐。”

聲音溫和，一嘴廣東普通話，像影視劇里港商。

陳凱文是我今天的談判對象，七十歲，出軌，轉移財產，逼迫妻子凈身出戶。可是親眼看見這個人，很難把他和這些描述放在一起。

他身旁坐著的人，西裝筆挺，優雅程度不亞于陳凱文。那是他的律師高明，在圈子里很有名，價錢不菲，陳凱文找他，說明下了血本，想必也是心里沒底。

成為律師的八年里，我經手過百十來件離婚案，像這樣的談判更是數不勝數。老實說，這場談判我們不占優勢，只能見招拆招，打一個信息差。我心里這樣想著，腦子里把案情重新過了一遍。

早在1990年，身在香港的陳凱文遇到了現在的妻子。那時陳凱文一窮二白，而妻子是大陸赴港發展業務的精英商人，兩人都有過一段失敗的婚姻，但是很快在一起了，這段二婚持續三十年，最后鬧得不歡而散。

敢讓妻子凈身出戶，因為陳凱文捏著一份財產協議。

千禧年左右，南方地產泡沫崩塌，妻子的各種投資變為天價負債。為躲避債務，妻子把財產放在他名下，兩人簽訂一紙協議，各自名下的財產歸各自所有。落款日期是1990年，兩人結婚時。

直到陳凱文出軌，妻子鬧離婚，這筆陳年舊賬總算翻出來。

陳凱文掏出一本密密麻麻寫滿記錄的筆記本，慢悠悠地說：“90年代結婚時，她的事業非常成功，那時候我什么都沒有，只有欲望。”

他停頓了一下，加重語氣，“那時是她主動要簽協議，為了保護她的資產。”

我直接反駁：“這是婚后十年為公司避債補簽的，用來掩人耳目，不是真實想法。我們主張協議無效。更重要的是，根據《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規定，你們財產問題該適用香港法，香港法不認這種隨便簽署的夫妻協議……”

“口說無憑，麻煩拿出證據。另外，剛才說到的法律知識點，麻煩您再詳細講一遍。”陳凱文說著拿起筆，低頭寫起筆記。

我見狀將話題轉向過錯賠償，試圖從情感與過錯層面打開缺口：“蘇女士提到您和出軌方的事，她手上有大量證據，比如錄音，對方手寫的信件，我們談談過錯賠償吧。”

“有證據就直接拿到法庭吧。”陳凱文慢悠悠地說。

這時，一直沉默的高律師突然開口：“就算認定證據，在北京就是賠償五萬塊錢。”

說完，他起身告辭，留下一句：“我趕去接孩子放學了，需要加水直接跟前臺說。”

我旁邊的助理滿臉困惑，她還在實習，頭一次聽見有人對出軌證據有恃無恐。其實那年《民法典》尚未頒布，北京的離婚損害賠償上限通常就是五萬元，和大眾認知相去甚遠。

會議室里只剩下我們和陳凱文，他滿臉自豪，笑著標榜自己的樂善好施，“我這輩子從來不小氣，遇到需要幫忙的人，能幫就幫，前幾天還隨手施舍一個陌生人幾百塊錢。”

說著話鋒一轉，語氣變得冰冷堅硬，“是她先跟我不講情面，非要訴諸法律，那我們就公事公辦。協議是她自己簽的，后果自然要她承擔。我名下的房產、股票，都是我應得的，跟她無關。”

聽陳凱文的意思，兩口子更像是結了三十年的仇，亟待清算。

我只能另辟蹊徑，“你們都七十歲了，訴訟耗時又耗力，哪耗得起？”

“我就喜歡打官司，正好能驗證學習成果，還能鍛煉大腦，防止老年癡呆。”

“不費錢嗎？據我所知，香港就打了個管轄權，您花了大幾十萬。” 我提醒他。

“我擅長做投資，基金、股票每天都在賺錢。她沒告訴你嗎？”

這些年我見過形形色色的對手，有人蠻不講理，有人在法庭上撒潑打滾，有人威脅我生命，卻從沒有一個像陳凱文這樣，冷靜、無情，甚至帶著一絲對訴訟的狂熱，唯獨找不到弱點。

走出律所時，天色暗了大半，我踩著八厘米的高跟鞋，步履踉蹌。

陳凱文穿著長款風衣，戴上那頂羊毛氈禮帽，拄著文明棍。身材高挑的他，活脫脫一位復刻版的英國紳士。分別時，他笑著說：“甄律師再見，后會有期，我回去會認真學習您今天提出的幾點法律問題。”

回家路上，我的委托人發來信息：“甄律師，談完了嗎？把錄音發給我聽聽。”

蘇菲是我的委托人，也是陳凱文的妻子。

早在和陳凱文談判的一個月前，她就找到我。那時的蘇菲已經淪落到在麥當勞打工，每天從清晨一直排班到晚上八九點鐘。我們每次通話，都要等到她下班以后。

隨著通話次數越來越多，我漸漸意識到，這樁案子比我想象得更復雜。

談起她是怎么被“哄騙”簽署那份假協議時，蘇菲聲情并茂，講得特別清楚，而且非常喜歡陳述細節。她語速很快，像機關槍一樣，我沒法打斷也無從插話，只能心里吐槽：一個六十多歲的人，在麥當勞打了一天零工，怎么還有這樣的精力？

可是講到北京和香港兩地的管轄權爭議時，蘇菲就說不清楚了。我后來通過卷宗、證據，甚至陳凱文和高明律師的講述，才明白兩人在北京和香港之間打官司的來龍去脈。

香港和大陸法律不同，訴訟將得到截然不同的結果。為了在北京打官司，久居香港的陳凱文拿了北京的居住證。為了在香港打官司，蘇菲在香港申請廉租房，在麥當勞打工恐怕也有這個原因。

截止到蘇菲找我，兩人的管轄權爭議官司已經打了三年，陳凱文初占上風。歸根結底，恐怕是因為陳凱文在香港和大陸都請了最昂貴的律師，而蘇菲在香港請了一位法援律師。

了解完前情，我為蘇菲籌劃出一套訴訟方案，并且給出報價。

蘇菲說：“你先幫我去談判，說說這個談判的價格？”

我說：“按照目前的狀況，這個談判很難成功。”

她說：“沒事你去吧，他那么大歲數，要那么多錢干什么？你就告訴他，讓他明白他打官司贏不了，他一旦得知輸了官司會賠更多錢，就肯定會妥協的。”

事后回想有點可笑，且不說她拿律師當成“大忽悠”，和陳凱文婚姻三十年，她竟然還意識不到這個人的可怕，以為憑借嘴皮子忽悠，就能讓陳凱文乖乖吐出錢。

不過陳凱文的做派，蘇菲倒是看得挺清楚。臨出發前，她要求我在談判時全程錄音，還特意囑咐我：“陳凱文最會裝，他肯定會跟你說自己怎樣施舍窮人，很大方，這個人迷惑性極強，你千萬提防。”

這句囑托，既是在提醒我不要上當，也是告誡我，別被陳凱文收買。

談判回去后，蘇菲反復催要錄音，我找借口先搪塞了過去。

這期間，我抽時間自己聽了兩遍，錄音內容客觀中立，各方均無違規言論，更無蘇菲擔心的“被收買” 的蛛絲馬跡。于是在微信上再三叮囑：“錄音可以發給您，但這段錄音僅可用于了解談判內容，只有你我知道，不能作為任何他用。”

蘇菲滿口答應，承諾絕不會另作他用，我這才把錄音文件發給了她。

沒過多久，蘇菲發來消息，詢問能否憑借這段錄音去律協投訴？她認為高明律師的言論沒有職業道德。我花了很長時間耐心解釋，高律師是對當時司法實踐的客觀陳述，不存在任何違法違規之處。蘇菲只能悻悻作罷。

那時起，我心底就隱隱生出一絲不安。好在委托我談判的事務到此已經結束，我在律所辦理了結案，對她的事也沒有多想。

兩個月后，她竟到北京找我了。

第一次見面，蘇菲戴著口罩，露出眼角的皺紋，她穿著一件洗得發白、起球的格子大衣，戴著一頂厚厚的貝雷帽，帽檐壓得很低，花白的頭發從鬢角的位置鉆出來。

盡管外表顯得蒼老，蘇菲給人的印象，卻很難把她和六十多歲的老太太聯想起來。她走路快得帶風，說話和之前在電話里一樣，像是機關槍咚咚咚，不給對方回應的機會。有時候說得過快了，連她自己都有點喘。

到辦公室一聊我才知道，蘇菲這趟來京，是先到靠近香港的一座城市隔離十四天，再乘坐夜火車抵京的。乘坐夜火車還能說是出于經濟原因，可是為什么不從香港直達北京，直接在北京隔離呢？

她沒有回答我，隨便兩句搪塞過去，我也沒再細問。

坐下以后，蘇菲拿出手機，給我翻看里面的照片，“甄律師你看，這是我年輕時和他家人在一起，我對他父母很好的。他父母很喜歡我，還總是給他寫信細數我的好，還說過去世以后把房子都留給我們。”

我一時沒懂，結果蘇菲來了句：“法院居然連家務補償也沒有支持，真是……”

沒等我張嘴，照片已經切換到下一張。后來我數不清看了多少張照片，只有一張令我印象深刻。照片里的蘇菲三十多歲，穿著一套非常亮眼的西裝，留著大波浪的蓬松長發，站在一群西裝革履的商人中間，微微仰著頭，眼神里有一種敢闖敢拼的篤定。意氣風發的勁兒，簡直要溢出屏幕。

可是身邊給我看照片的人，卻已然沒有這股氣質，唯獨剩下哀怨與不甘。

“我就是咽不下這口氣。那時候我一邊要忙事業，一邊還要抽空盡孝。他爸媽生病的時候我也盡力照顧，他跟前妻生過一個女兒，撫養費是我來付。可是他怎么對待我女兒的？竟然想讓我女兒從房子里搬出去！”

那天蘇菲和我“細數”了陳凱文的過往。她的講述里有很多空白，我也沒法細問，只是后來從卷宗和證據里，算是大概摸清了兩人結婚頭十年的故事。

蘇菲的公司專注空調業務，早在八十年代，就憑借著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賺得盆滿缽滿，而她也成為商界嶄露頭角的女強人。八十年代末，蘇菲打算進軍香港，拓寬商業版圖，就在這時，遇見在香港掙扎的陳凱文。

陳凱文自幼在北京長大，二十多歲時，身為官員的父母駐派到香港，他也移居，還拿到香港身份。父母身份特殊，家里吃穿供應一律不缺，但是唯獨沒有錢。

我猜那時陳凱文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抹掉自己的北京腔，從穿著打扮和語言上，讓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香港人。據蘇菲說，自己是被他優雅儀表的和談吐吸引的。

但那顯然不是全部理由。兩人的結合，像是兩塊殘缺的拼圖得到了完整。陳凱文有了錢，蘇菲有了香港身份，也利用公婆的資源，打通了港的政商關系。

將近十年里，公司的生意越來越好，蘇菲抓業務，投資房產、地產、汽車與奢侈品，陳凱文就負責輔助，處理公司的法律事務。

直到千禧年，地產泡沫啪地一下碎掉。

“如果真像他說的，結婚時就簽訂了那份協議，我干嘛要在婚后十年把自己的婚前財產全部轉移到陳凱文名下！”

蘇菲信心滿滿地說：“我女兒聯系到一家鑒定機構，可以對文書形成時間鑒定。只要能鑒定出落款不是上面寫的1990年，我就能贏！”

我還沉浸在蘇菲和產凱文早年的故事里，琢磨著這段講述到底空白了什么，聽到這話只能被拽出來，無奈搖頭，告訴她殘酷的現實：即使能鑒定出來，自行委托鑒定的結果在司法實踐中爭議性太大，法院的采信率也很低。

“就像是假離婚，明明知道是假的，但是一方反悔，另一方就是拿不出證據。”我說。

蘇菲聽完沉默了很久，顯然不愿接受這個事實。她走后，我給她重新做了一整套訴訟方案和報價，可是她說案件還在處理管轄權問題，又停滯了，暫時還不需要律師。

后來我才知道，她這趟來北京，是和陳凱文打一個二手奢侈品店的官司。恐怕也是來北京物色一個便宜的律師，我給她的方案貴了，她只想讓我幫她分析一下案情。她喜歡到處咨詢律師，都會跟律師說想要委托，這樣咨詢可以不收費。

接下來一年里，我和蘇菲聯系漸漸淡了，但她偶爾還是跟我咨詢一些法律問題，語氣里滿是信任，還說：“我認識好多比你有經驗的律師，可是只有你，愿意耐心聽我說話！”

我苦笑，埋頭處理手里的其他案子。直到有一回我和高明律師的同事對庭，出于職業習慣我提議協商，沒想到那位律師陰陽怪氣回了一句：“我可不敢跟你說話，你會錄音。”

我一時不知該如何辯解，回去后問蘇菲，是不是把錄音作什么用途提交過。

她瞬間回復，語氣堅定：“沒有，沒提交過。”

再見到蘇菲是2023年初，一審判決結果出來，陳凱文的協議被判有效，蘇菲一敗涂地，拿著判決書重新找到我。

“判決書說我們沒有充分證據證明協議不是真實意思表示，可我們交了特別多證據，證明得非常充分，我感覺法官根本沒看。”我委屈地說。

“除了這個問題，關于適用香港法，判決里為什么只字未提？你們沒提嗎？” 法律適用是這個案件最核心的爭議焦點之一，可判決書里完全沒有論述，我忍不住問。

“線上開庭的時候我們提了，法官說大陸法院，適用中國大陸法，不讓我們說話。”

再這樣問下去也沒有結果，于是我根據一審判決，以及她給我講述的案件事實和經過，給她寫了一份詳細的上訴要點。蘇菲看后，考慮委托我作為代理人上訴。

“甄律師，這個案子二審有信心能贏嗎？”蘇菲問。

“案件的輸贏不是律師的信心決定的。這個案子本身就風險極大，二審的難度又遠遠大于一審……”總是需要向當事人解釋類似的問題，這段話就像是肌肉記憶一樣，噼里啪啦被我說了出來。

可是這樣的回答不能讓蘇菲接受，她說：“我現在要決定是否做二審，必須知道一個概率。”

“如果您非要我說個概率的話，我覺得只有 5%-10% 的可能，甚至這個概率都達不到。”

“我回去考慮一下，要不要搏一搏。” 蘇菲說。

最終，她還是決定委托我上訴。

現在想想，我當時還是沖動了。

我之所以愿意做這個勝率不足一成的離婚案，因為那時我已經渡過婚家律師的“新手期”，對這類案件有了些新的思考。

蘇菲的案子里面包含了域外法適用、虛假協議效力認定問題，這些是婚家領域前沿且有爭議的點，對我來說可遇不可求。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蘇菲那張穿著西裝，頭頂大波浪的照片，總是回蕩在我腦袋里。

記得剛入行第一年，我每天清晨出門，深夜回家，幾乎一年沒有見過太陽，即使辛苦，但我在那家律所很充實，后來被辦公室政治身心俱疲，不得不離開。看見蘇菲照片里倔強、堅毅的眼神，我實在無法眼睜睜看著她被一場算計擊垮。

然而，就在我熱血沸騰地想替她奪回公道時，一審的證據冊送到了我手里。我和陳凱文、高明律師的談判錄音，被堂而皇之地列在證據之中。

我立刻致電蘇菲，她輕飄飄地回復：“一審證據是律師整理的，我并不知情，給你造成困擾很抱歉。”

那一刻，委屈和憤怒翻江倒海。我恨自己的輕信，做了多年律師，竟還忘了承諾最是靠不住的。她一句“不知情”，就把所有責任都推得干干凈凈，可我卻陷入了同行的誤解。

我甚至在想，會不會未來在同行的心目中我就是那種不擇手段，隨時隨地會背刺同行的人，我在北京的律師圈會不會臭名昭著？

這還不算完。就在我的團隊熬夜奮戰許久，做完所有工作等待開庭期間，一位律師朋友突然問：

“蘇菲是你的客戶吧？她通過朋友找到我，讓我論證你的方案，還說想要換我做她的律師。我幫你背書了，說你專業靠譜，拒絕她了。你心里知道就行，別問她了。”

我看著手機，呆坐了很久。那天上午，蘇菲剛從我的辦公室離開，還客氣地感謝我的付出。

我終于明白入行時師傅說的話：律師最大的風險往往不是對手，而是自己的當事人。你以為你們是并肩作戰的戰友，他卻把力氣都用在提防你、審視你上。

想想那些自我感動，我氣得直笑。

腦袋清醒過來，我不由得回想起準備二審期間蘇菲的表現，漸漸發現一些疑點。

比如在盤點她公司的財務狀況時，她絕口不提自己的商業帝國是怎樣崛起的；談起她年輕時的往事，她對前夫的信息一點都不肯透露；

而聊起和陳凱文結婚頭十年，她講不出和陳凱文有過怎樣的感情經歷，就連一點甜蜜的瞬間也沒有。

這些話題如同她的禁忌，只要我提起，她就立刻扭轉話題，或者隨便說句“嗨就那樣吧”搪塞過去。

于是我重新翻出所有提交的、沒提交的證據，終于捋清蘇菲這段婚姻的崩壞經過。

蘇菲投資過很多地產，但是在地產泡沫下，它們紛紛淪為債務，蘇菲只能不斷變賣財產，盡管如此還是不夠還債。每天都有催債人打電話，敲門。蘇菲驚恐沮喪，不敢接電話，甚至不敢輕易出門見人，后來被逼得一路“逃亡”，從南方到北京，再到她的老家。

她退居幕后，將避債、打官司等等亂七八糟的事通通甩給陳凱文。

就這樣，陳凱文與當時的律師一起提出簽訂虛假協議的方案。據蘇菲說，當時他們說得很清楚，這份協議本質就是為避債，你的錢歸你，我的錢歸我，這樣債主把你名下的錢卷走，咱還能繼續過日子。

協議簽訂后，兩人在蘇菲的老家成立新公司，將原來的資源、客戶都轉移到這里。從此往后陳凱文久居于此，而蘇菲前往北京，開了二手奢侈品店，兩人就此分居。

直到幾年前，蘇菲漸漸摸到陳凱文出軌的證據。而他其中一個出軌對象，居然跑到自己的奢侈品店里買東西。

在追溯這段過往時，蘇菲有時候記憶不清，有時候卻記得很清楚，例如我問她，老家的新公司經營狀況如何，她說：“嗨也就那樣吧，不行啦，我也記不清楚。”

可是，當我問起陳凱文在那座城市時的表現時，蘇菲說：“他哪里有負責什么工作，就是每天開派對，揮霍無度，請朋友吃飯、出去玩，都是吃最貴的，開最好的車……”

她知道陳凱文每天在做什么，卻不清楚公司運營的情況。

說完那些，蘇菲好像還是不解氣，接著罵道：

“這個人就是吃女人飯的，這輩子他都沒掙到過一分錢。他前妻有錢，我也有錢，現在我沒錢了，他用不著我了，所以一腳踹開我。你懂嗎？就連他找的那兩個女人都不一般，都是外籍身份。現在他的香港身份不值錢了，所以想通過這兩個女人移民美洲。”

這話其實不假，在蘇菲準備的證據里，就有陳凱文的外網社交媒體賬戶，據蘇菲說，七十歲的陳凱文就通過這個賬戶去搭訕那些外籍華裔女性。我看過賬戶的個人主頁，內容很少，頭像就是陳凱文的真實照片。

陳凱文固然可惡，可是也許不像蘇菲說得那樣一文不值，而蘇菲也不像她自己說的那樣窮困潦倒。

她在北京期間，我問她住在哪里，她說了地名，東三環寸土寸金的位置，我問是酒店嗎？她搖搖頭說不是。

后來我才查清楚，那是她女兒名下的房子，而據她自己說，女兒自從畢業就沒工作過，也沒結婚，恐怕沒能力自己買房。除此外麥當勞打工、乘坐夜火車赴京，也更像是故意給法官看的。

蘇菲調查我那天晚上，我在飯桌上一言不發，老公看出我的異常，問：

“怎么，蘇菲的案子不順利？”

“我是真的不想干了。”我深吸一口氣，把各種事說出來，“我為什么要做這種工作？被人算計、被人懷疑、被人當槍使。我圖什么？”

他吃了一口菜，慢悠悠地說：“你圖的是這個案子該有人做，圖的是她不該被那樣對待，你當初不是還很興奮地跟我說，這個案子有爭取空間，想努力試試，萬一改判了呢？”

他也是一名律師，不過不做婚姻家事案件，我們就是在那家勾心斗角的律所認識的，因為不喜歡辦公室政治，意想不到地走到了一起。有時候，他就是我壞情緒的垃圾桶，工作里遇到糟心事，我跟他講，他瞬間就能聽懂。

“先吃飯吧，不想干明天就不干，先把這頓飯吃好。”他說。

遇到他以前，我有多年的胃病，可是和他在一起的十幾年里，幾乎每一頓飯他都監督我吃好，我再也沒有犯過胃病。

雖然我們的婚姻也有很多波折，他也做出過很多離譜的事，氣得我罵他讓他滾，可是再多的毛病，都不能抹掉他身上的光亮。

2023年夏天二審開庭，蘇菲和陳凱文最終的戰斗就此打響。這也是我正式參與蘇菲離婚案以來，兩人唯一一次面對面，針鋒相對。

等待開庭時，蘇菲瞥了高明律師好幾眼，偷偷跟我說：“陳凱文那個律師好裝哦，一身名牌也不知道裝給誰看。”

我這才想起她開過二手奢侈品店，“是嘛，我都不認識那些大牌子。”

話還沒說完，蘇菲突然跑到陳凱文明前，嗆嗆幾句，陳凱文回了一句，她又氣沖沖地跑回來了，陳凱文望著她的背影，還是那副溫和儒雅的表情。我聽不見他們說什么，猜是問他是否要和解，被陳凱文拒絕了。

那天原計劃下午三點半開庭，可是時間到了，前一場庭審還沒結束，法官把我們叫進法庭，讓我們坐在旁聽席，想來是讓我親眼看看這場鬧劇，打個預防針，或者是覺得，這么糟心的事不能僅僅他和書記員兩個人難受。

于是我們就聽見一對夫妻漫長的、令人折磨的家長里短。那個體型瘦弱的丈夫直接在法庭上哭了出來，沖著法官說：“我被婚姻和這個案子折磨得瘦了三十斤，您再看看她被養得多胖了，比我都重。”

法官揉著眉心，語氣疲憊到了極點：“誰容易啊，誰都不容易，我都是進過安定醫院三次的人，這么煎熬，為什么不協商離了得了。”

“他們提出的條件太苛刻了，我沒法答應。”男方委屈地說。

這時，女方的母親突然指著女婿的鼻子大罵，法庭里亂作一團，法官捂著腦袋，連敲錘的力氣都沒了。沒打過官司的人都覺得，法庭應該是神圣的，可是家事法庭就是這樣，比較……接地氣。

我坐在旁聽席上，注意力全在陳凱文身上。他靠著椅背，注視著眼前的景象，像是在看一出肥皂劇，嘴角還不時勾起一抹微笑。

不知為何，我突然想起談判時他無意中說出的那句：

“那時候我什么都沒有，只有欲望。”

他到底想要什么呢。

前一場庭審終于結束，法官望著旁聽席的我們說：“你們一會兒別給我來這一出，我已經夠累的了。”

陳凱文立刻起身，語氣恭敬地說：“不會的法官，我們都是來依法解決問題的。”

“不會就好。”法官揉著太陽穴，擺擺手，讓我們入席。

庭審開始，法官依舊先組織調解，核心繞不開分別財產制協議、法律適用問題，陳凱文堅持說：“協議是結婚時簽的，是她轉給我的錢，更是我貢獻這么多年應得的。”

輪到蘇菲陳述時，她沒說話，不慌不忙地從包里掏出一個透明的藥盒擺在桌上，里面分門別類地放著各種藥片。

我苦笑，記得在準備材料期間，蘇菲強迫我在上訴書里寫道：“一審判決將上訴人置于極端的困境中，上訴人面臨年老多病、生活困難，晚年生活質量難以得到保障的局面……”

實際上，蘇菲既沒有生活困難，也稱不上年老多病。她的確患病，不過是一些老年人的尋常慢性病，比起接近七十歲的多數老年人，蘇菲已經算身體健康了。

法官看到這一幕，便問她都是什么藥。

蘇菲說：“就是一些日常吃的藥。心臟不太好，怕出現問題，所以備著。”

法官讓書記員檢查了一遍藥片，沒什么問題，調解這才繼續。

蘇菲看著陳凱文，含著嘲笑的口吻說：“你剛才說那些錢是你的貢獻，你倒是說說你都有什么貢獻？你天天吃喝玩樂、吃公司的，花公司的……”

“何福榮投資的幾百萬不是我拉來的嗎？公司的財產都是你貢獻的嗎？”陳凱文打斷她說。

“你也說了，是何福榮投資的，又不是你投資的，跟你有什么關系？”

“你這個人就是不講道理，公司當年沒還這筆錢，未來我是要還的。我這個人從來不欠別人的人情。我們結婚三十年，我也做了很多，但是從來沒被你認可過！”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的爭吵中，我有一瞬間好像突然理解了陳凱文內心的想法。

這場官司對他來說與錢無關，只是一場證明自己的比賽。很多年前他改變語言和儀表，得到香港本地人的認可；穿梭在上流社會，得到達官顯貴的認可；然而偏偏，他得不到枕邊人的認可。

在蘇菲眼里，陳凱文一無是處，而他逼蘇菲“凈身出戶”，就是為報這三十年的仇怨。

兩人還在爭吵，蘇菲越說越氣，“你最會騙人，我當初就是瞎了眼。”

“你不是通過我獲得了香港身份嗎？沒有我，你能拿到香港身份嗎？現在你覺得沒用，當初是這樣嗎？”陳凱文不慌不忙，笑吟吟地說。

剛才他看上去很激動，瞬間情緒又變了，仿佛剛才的激動，只是一場老練的表演。

我實在猜不透他。

法官無奈地搖搖頭，終止了這場調解。

庭審后，案子遲遲未下判決，我抓住時機多次和法官溝通。法官也坦言，一審在法律適用上的確有重大爭議，這也是他遲遲沒有定奪的原因。

他想在判決前再做一次調解，盡量協商解決，免得后續雙方再為香港的房產另行訴訟，徒增煩惱。

這個消息讓我心里燃起了希望，我第一時間把法官的意見轉達給蘇菲，結果她一得知法官有改判傾向，便頻繁催促我，追問改判細節，甚至要求我打探法官與陳凱文的溝通情況。

我反復跟她解釋，法官正在做陳凱文的工作，這個時候最需要的是耐心，反復追問只能適得其反。

可是她根本聽不進去，經常跳過我，不分時段地給法院打電話，翻來覆去訴說自己的痛苦遭遇。法官初期還耐心回應，說正在做對方工作，希望各讓一步，可是次數多了，也不愿理她了。

2023年冬天，二審判決書送達，依然認定分別財產制協議有效，財產歸各自所有。

這份判決讓蘇菲很不滿意。她一步步提起再審、申請抗訴，不放過一絲希望。最終她的抗訴申請被駁回，法院出具不支持監督申請決定書。這場橫跨香港、北京，歷時八年的離婚案終于落下帷幕。

其實我早在一堆卷宗、證據中推敲出了一個可能：蘇菲早在同意簽署那份協議時，就留了心眼，壓根沒把財產都放在陳凱文名下，而是一分為三，除了陳凱文，剩下兩份分別放在母親和女兒的名下。這些資產一直都在，足以保障她的晚年生活。

后來有一回，她讓我幫她寄送一些二審判決的文件，我問寄到哪，她說出一座城市名，那是她第一次赴京從香港中轉、隔離的城市，可是并沒有證據顯示她在那里有什么資產，我隨口問：“你在那里有住處嗎？”

“你就寄到這里就行了。”

最后一次收到蘇菲的信息是在2025年春節，只有一句簡單的“新春快樂”，我象征性地回復了，撂下手機，回到老公和孩子身邊，一起準備我們的年夜飯。

每當我回想起這些年做過的案子，第一個感謝的都是我老公。他對我的照顧從來不是驚天地泣鬼神的，也沒有什么難忘的瞬間，就是一頓飯、一個問候、一聲安慰。

這些隱藏在生活瑣碎中的價值很容易被遺忘，但它們往往才是婚姻中必不可少的基石，這也是我作為一個離婚律師，有時會勸人別離婚的原因吧。

甄會嘮告訴我，她也不是一開始就能察覺到老公那些照顧的，在她結婚早年，老公做過不少離譜的事，兩人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

直到她做了很多年的婚家律師，見過了形形色色的婚姻，突然發現“如果沒有他，我甚至可能做不了律師，因為他把我所有的后顧之憂全部解決掉了。”

故事里的蘇菲，似乎看不到這一點，她覺得這個男人一無是處。而陳凱文把婚姻當作向上爬的工具，一看情形不妙，就另尋出路。

三十年的婚姻，源于權力的結合，毀于權力的博弈。

想到這兒，我忽然覺得這個故事不止于婚姻。“珍惜生活里那些細微的照顧，不要遺忘它們的價值”，也可以是對父母、對朋友，對每一個在你身邊愛你的人。

記得最早聊完這個故事，甄會嘮問我，你覺得故事里最出其不意的是什么？

我想了半天說，最出其不意的，是我最后被撒了一嘴狗糧。

你們覺得呢？

（文中部分人物、地點系化名）

編輯：迪恩 火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