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珂｜硬剛沙俄，打服丹麥：中世紀最強商會的鐵血與自由

《漢薩同盟的興衰》，[英]海倫·齊默恩著，劉程譯，群言出版社·先鳴，2026年1月出版，264頁，98.00元

漢薩同盟（Hanseatic League）是一個主要由德意志商人組成的聯盟，存在于十二世紀中期至十七世紀中期。鼎盛時期，它的核心有約七十二個城市，外圍有一百三十個城市。漢薩同盟囊括了德意志、荷蘭、比利時、瑞典、挪威、丹麥、英國和俄羅斯的沿海和內陸城市，不僅在經濟領域，而且在政治和文化領域都發揮著重要作用。

英籍德裔女作家海倫·齊默恩（Helen Zimmer）的《漢薩城鎮：諸國的故事》（The Hansa Towns: The Story of the Nations），是第一本此類題材的中文譯著，中譯名“漢薩同盟的興衰”。該書是一本科普性的歷史讀物，在1889年出版，至今仍然暢銷。書中描述了漢薩同盟誕生、發展、治理、命運轉折與衰落的歷程，把漢薩同盟視為推動貿易發展、孕育合作精神的中世紀先驅。

擊敗丹麥國王的商人

“漢薩”（Hanse）一詞源于古高地德語單詞hansa，在中世紀盛期，它被翻譯為拉丁語cohors（意為“隨從、隊伍、團體”），而早期的通用日耳曼語hanso可能指的是“一個擁有共享倉庫、共同用餐的社群”。

早在1267年“漢薩”一詞出現在文獻中之前，不同城市就開始組建行會，旨在與海外城鎮展開貿易。許多商會在原籍地和目的地港口成立。盡管存在競爭，但它們之間的合作日益密切，最終形成了漢薩商會網絡。即使在鼎盛時期，漢薩同盟也只是一個松散的城市聯盟，缺乏常設的行政機構、國庫。呂貝克是漢薩同盟舉行例行會議的地點。

呂貝克1280年的城市徽章

漢薩同盟建立的目的，不是為了征服，而是為了自保。這是基于現實條件的。作者寫道：“在封建時代，歐洲大陸上的生活環境近乎野蠻。土地不僅被鐵腕專制的國王所有，還被無數小領主和王侯所占據。這些人施行的統治極為嚴苛且橫征暴斂，在其統治下，百姓所處的境地與奴隸幾無差別。”（251頁）

瓦爾德馬四世（Waldemar IV）被稱為“再興王”（Atterda），不僅統治丹麥，還統治了斯拉夫部落文德人（Wends）。隨后，他將目光投向了富裕的漢薩同盟。1361年，他不宣而戰，占領了波羅的海中的貿易樞紐哥特蘭島，大肆劫掠，殺死了一千八百人，又將自己的頭銜擴充為“丹麥、文德與哥特蘭的國王”。

漢薩同盟召開緊急會議，對丹麥實行貿易封鎖，武裝起一支艦隊，并從挪威和瑞典獲得支持。1362年，漢薩艦隊攻占丹麥首都哥本哈根，但在維滕伯格要塞受阻，而瓦爾德馬偷襲艦隊，擊敗了他們。此后，各城市與瓦爾德馬達成休戰協議，因為它們并不熱衷戰爭，而打仗對貿易是一種極大的干擾。但瓦爾德馬已下定決心要徹底摧毀漢薩同盟的實力，于是他在停戰期間發動突襲，俘獲了幾艘漢薩同盟的商船。

1367年11月，漢薩同盟在科隆市政廳舉行秘密會議，七十七個城市的代表宣布“鑒于丹麥國王對德意志商人整體犯下的錯誤和傷害，各城市將與他為敵，并彼此忠誠相助”。他們擬定了一份法案，這份法案成為漢薩同盟的基本憲章（41頁）。

1368年，漢薩同盟的艦隊在松德海峽集結，與瑞典、日德蘭半島的貴族領主聯合起來將瓦爾德馬逐出丹麥。次年，丹麥無力再戰，主動求和。1370年，雙方簽訂了《施特拉爾松德和約》，承認漢薩同盟享有自由貿易和捕魚權，并給予其商船免稅待遇。漢薩同盟控制了沿海數座城鎮及要塞，在十五年內可以決定丹麥國王人選。

漢薩同盟通過與丹麥的戰爭獲得了獨立自主的權利，躋身歐洲強權之一。在五個被神圣羅馬帝國授予公爵地位的自治市里，呂貝克是唯一的北方城市，其他的都在意大利。1375年10月22日，查理四世帶領大批人馬巡視呂貝克。呂貝克市政府不惜血本地招待皇帝，舉行了一場又一場盛宴、比武大會和慶祝活動。但當查理四世及隨從們從磨坊門（Mühlen Thor）離開后，市議會下令將這座門永久封閉，這既是對皇帝的一種巧妙的奉承，暗示沒有凡人配踏足他曾走過的地方，也反映了商人們一種機智的幽默感，暗示皇帝不必再來（54頁）。

神圣羅馬帝國皇帝查理四世進入呂貝克，1862的版畫。

阻擋俄國入侵的騎士

在海倫·齊默恩寫作的十九世紀末，英德兩國矛盾日益加劇。英國本土學者書寫歷史的目標也服務于現實政治，不僅強調“條頓威脅”，而且“揭露漢薩商人邪惡勾當”，將漢薩同盟視為德意志商人構建的秘密、貪腐的聯盟。在此背景下，海倫·齊默恩在書中淡化了條頓騎士團在漢薩同盟中發揮的作用，即使她承認漢薩同盟有武力加持。

條頓騎士團（Deutscher Orden），又譯作德意志騎士團，是中世紀歐洲的三大騎士團之一，與圣殿騎士團、醫院騎士團齊名。它是漢薩同盟的正式成員，也是唯一一個自治的陸地國家，而其他成員則是城市或個體商人。

自誕生之初，條頓騎士團就與漢薩城市關系密切。它的正式名稱為耶路撒冷圣瑪利亞醫院德意志兄弟騎士團（Orden der Brüder vom Deutschen Haus Sankt Mariens in Jerusalem），起源可追溯至約第三次十字軍東征期間。1190年，不來梅與呂貝克的商人在圣地阿克（今以色列阿卡）圍城戰中建立了一個野戰醫院，后來發展成軍事修會。十字軍東征失敗后，條頓騎士團轉而在波羅的海沿岸活動，并參與了德意志人的“東進運動”（Ostsiedlung）。

1300年前后，條頓騎士團在歐洲的分支，左上角為普魯士和利沃尼亞。

德語稱波羅的海為“東海”（Ostsee），而波羅的海東岸的利沃尼亞（Livonia），今天是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的所在地，它們與內陸的俄羅斯都能夠提供木材、蠟、琥珀、樹脂、毛皮、黑麥和小麥。漢薩同盟的主要的貿易語言是中古低地德語，這對波羅的海沿岸的語言產生了顯著影響，尤其是對愛沙尼亞語和拉脫維亞語。

十三世紀末，漢薩同盟在俄羅斯東北部的諾夫哥羅德建立了一個商棧。當時的諾夫哥羅德是一個共和國，俄羅斯還有眾多公國。它們都是金帳汗國的藩屬。“運到俄羅斯市場的商品主要是佛蘭德斯和英格蘭的布料和亞麻制品，以及各種奢侈品，這些商品深受眾多王公貴族，以及無數如同小諸侯的波雅爾貴族的熱切追捧。在這些大大小小的宮廷中，奢侈而華麗的排場十分常見，王公貴族之間盛行著炫耀性的攀比之風。”（106頁）

漢薩同盟經常卷入俄羅斯的政治和對外戰爭，貿易時斷時續：

俄羅斯人多次逮捕過漢薩人，給他們戴上鐐銬，甚至有一次還把一名漢薩商人吊死在同盟商棧的大門上。漢薩人威脅要離開諾夫哥羅德以回應這樣的侮辱。實際上，他們也確實多次付諸了實踐……由于此類騷亂反復發生，漢薩同盟在十四世紀頒布章程，規定任何商人不得向諾夫哥羅德發送或存放價值超過一千馬克的商品。這表明他們在諾夫哥羅德的處境更像是處于一個敵對的營地，而非處于一個安全的、永久性的定居點。（同前）

莫斯科大公國長期擔任金帳汗國的代理人，接受大汗的“金印冊封”，成為全羅斯大公。借助大汗的權威，伴隨軍隊實力的壯大，莫斯科大公國趁機“整合”俄羅斯土地，吞并諸公國，還與立陶宛、波蘭和利沃尼亞接連發生武裝沖突。1480年，伊凡三世和金帳汗國的阿黑麻汗隔著烏格拉河對峙，后者不戰而退，標志著金帳汗國對俄羅斯的統治結束。

諾夫哥羅德感到恐懼，試圖加入波立聯邦，保留自治地位。這惹怒了莫斯科大公，因為他早已將諾夫哥羅德視為囊中之物。1471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攻陷諾夫哥羅德，大肆劫掠，流放了女市長瑪爾法·博列茨卡婭（Марфа Борецкая），處死了六名反莫斯科的首領，剝奪了該城的獨立地位。

《瑪爾法·博列茨卡婭與諾夫哥羅德老城的毀滅》，克勞迪斯·列別杰夫（Клавдий Лебедев），1889年。現藏于特列季亞科夫畫廊。瑪爾法位于畫面右側，戴白頭巾。

1478年，伊凡三世解散了諾夫哥羅德共和國，扣留德國商人的貨物。1487年，漢薩同盟與諾夫哥羅德的貿易恢復。但在1494年11月6日，伊凡三世又下令關閉并摧毀了諾夫哥羅德的彼得霍夫貿易站，并逮捕了同盟商人、隨從、神父以及學徒。沙皇伊凡的破壞之后，諾夫哥羅德已無漢薩同盟的建筑遺跡。“漢薩商人都淪為階下囚，遭受殘酷的監禁。他們的貨物被沒收，所有財物——如教堂裝飾、鐘、銀器等，都被作為戰利品運往莫斯科了。……對伊凡來說，任何神圣的條約都沒有約束力。經過多年漫長的談判，漢薩同盟才成功說服他至少先釋放被囚的漢薩人。在他同意之時，大多數囚犯已經死于折磨。至于被沒收的財物，他沒有任何歸還的意愿。”（108頁）

伊凡三世的孫子伊凡四世（Иван IV）是大名鼎鼎的“伊凡雷帝”，1547年成為俄羅斯歷史上的第一位沙皇。他于1552年攻陷喀山汗國，1556年攻陷阿斯特拉罕汗國，掃蕩了金帳汗國的殘部后，又挾雷霆之威向西方擴張，試圖打通波羅的海出海口，發動了利沃尼亞戰爭（Ливонская война，1558-1583）。

“莫斯科人對利沃尼亞被俘基督徒犯下的暴行”，喬治·布雷斯萊因（George Breslane）于1561年在紐倫堡制作的傳單。

諷刺的是，不可一世的伊凡雷帝卻被小小的利沃尼亞絆住了腳步。漢薩商人和條頓騎士阻擊了俄軍，戰爭持續長達二十五年。為擺脫戰爭帶來的財政困境并強化權力，伊凡雷帝從1565年開始實行“特轄制”，抄掠全國上下。因為懷疑諾夫哥羅德不忠，又覬覦該城的財富，他于1570年1月6日親自帶領“特轄軍”洗劫全城。據各種資料顯示，有兩千至一萬人因此喪生。

1577年至1578年，俄羅斯軍隊在利沃尼亞的暴行。摘自約翰·雅各布·維克（Johann Jacob Wick）的《新聞集錦》（Sammlung von Nachrichten）。

在漢薩同盟的呼吁下，整個西方都恐慌起來。波蘭-立陶宛聯邦和瑞典在1578年至1581年聯手反攻，一連獲得數場勝利，終于逆轉了戰爭的形勢。1582年，俄國被迫與波立聯邦簽訂停戰協定，次年與瑞典簽訂停戰協定。

在戰爭結束后，利沃尼亞被波蘭-立陶宛聯邦和瑞典瓜分。“它一方面成為伊凡四世的獵物，另一方面又成為波蘭國王齊格蒙特·奧古斯特（Sigismund August）陰謀算計的犧牲品。到1561年時，利沃尼亞殖民地從手中丟失了，被周邊幾個國家瓜分，瑞典還分到了相當大一部分。”（199頁）

伊凡雷帝死后不久，留里克王朝分崩離析，俄羅斯進入大空位時代（1598-1612年）。世間大勢，此消彼長，沒有什么人是不可戰勝的。

消亡與永恒的遺產

漢薩同盟和條頓騎士團的反抗并不是毫無價值的。除了在波立聯邦和瑞典為自身爭取到一定的利益和保障外，它還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在黑暗的中世紀里，它和意大利的城邦保留了文明的火種。在中世紀長夜將盡時，新一輪的風暴出現，它又保護火種免于熄滅。“這些城市常常向貧窮的騎士伸出援手，雇用這些騎士當兵，讓他們能夠相對體面地謀生，而不是讓他們從農民粗糙的手中榨取那點微薄的東西……在鄉村中瀕臨枯萎的公民自由之幼苗，在這些城市的城墻和堡壘后面生根發芽；在那里，即便起初人們只是追求財富及安寧地享受財富，卻也逐漸懂得珍視社會秩序、正義與和平所帶來的福祉。”（252頁）

同一時期的俄羅斯是另一番景象。卡拉姆津在《俄羅斯國家史》里寫道：

（在金帳汗國時期）蠻人的陰影籠罩著俄羅斯的地平線，使我們看不見歐洲。在那時，歐洲的有益知識和技能正在越來越多地涌現，人民擺脫了奴役，各個城市在遭受壓迫時建立了密切的關系，互相保護……貴族已然以搶劫為恥，而貴族騎士則以對弱者的憐憫、慷慨和榮譽而聞名；禮貌、人道和禮貌被人們所熟知和喜愛。與此同時，飽受蒙古人折磨的俄羅斯竭盡全力，只為避免滅亡：我們沒有時間接受教育！

俄羅斯是金帳汗國的藩屬，王公有很大的自主權，將其發展落后推給蒙古人是不公平的。像蒙古帝國、奧斯曼帝國這樣的國家，在經歷了初期的暴力征服之后，也未嘗不想建立起成熟的工商業體系。例如，蒙古帝國統一歐亞內陸后，保障商業路線的安全，使得絲綢之路暢通無阻。只是，它們武力一旦衰落，馬上會被新的征服者取代，例如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和伊凡四世祖孫的殘暴更甚于金帳汗國的可汗。

如果不是漢薩同盟和條頓騎士團擋住了俄羅斯的擴張，取代了金帳汗國的俄羅斯很有可能會繼續再次向西擴張。一旦歐洲的工商業基礎被摧毀，那么資本主義萌芽也不會誕生，就不會有現代文明。幸運的是，就像1241年在中歐擋住了蒙古大軍一樣，就像1368年擊敗丹麥國王一樣，德意志商人和條頓騎士又在波羅的海東岸（日耳曼人的東海）擋住了俄軍。

1577 年，伊凡雷帝占領利沃尼亞的科肯內森（Koknese）要塞。右下角為被俘的騎士，十九世紀油畫。

海倫·齊默恩寫道：“在我們這個時代（十九世紀），某些政治家將類似（漢薩同盟）的角色賦予了奧斯曼帝國，即讓其充當文明對抗野蠻的壁壘（指克里米亞戰爭時，英法幫助奧斯曼土耳其擊敗沙俄）。”（199頁）

然而，在十六世紀的英格蘭采取了相反的態度。它認為自己與俄羅斯的距離甚遠，足以保障自身安全，所以根本沒想過切斷對俄貿易。相反，漢薩同盟在英國長達三百多年的商業特權被全部剝奪。因為英格蘭女王伊麗莎白一世認為，漢薩同盟與英國的五港同盟有直接競爭，且與英國的敵人西班牙進行貿易，對英國的發展不利，于1598年扣押了六十艘的漢薩商船。漢薩商人為此在呂貝克召開了大會，以便采取一致行動，對英國出口貿易進行打擊。伊麗莎白獲知這個消息后，即將英國的漢薩船只連同貨物一概沒收，并關閉倫敦的商站。

德國歷史學家羅爾夫·哈默爾-基索（Rolf Hammel-Kiesow）認為，如果說漢薩同盟在倫敦、諾夫哥羅德的貿易站關閉是因為政治原因，那么在布魯日和卑爾根等地的貿易站關閉，則是因為傳統的貿易形式在新時代被淘汰。首先，是因為貿易路線的改變。哥倫布發現美洲后，跨大西洋貿易的發展導致漢薩同盟的殘余勢力衰落，例如比利時的布魯日。其次，商業慣例變成了以短期合同為主，漢薩同盟依賴的特權貿易模式不再通行。再者，在波羅的海地區，諸侯的權力也日益增強，在其各自的領土內變得更加普遍和集中。隨著新的國家權威在整個地區確立，各領地國家的商人階層日益壯大。相比于缺少制造業的漢薩同盟，他們更具有競爭優勢。

最后，在德意志經過三十年戰爭的浩劫后，漢薩同盟實際上只剩下漢堡、呂貝克和不來梅這三個自由城市。在《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后，呂貝克多次嘗試按照舊模式組織漢薩同盟議會，但直到1669年才召集到足夠數量的城市。呂貝克、漢堡、不來梅、但澤、羅斯托克、不倫瑞克、希爾德斯海姆、奧斯納布呂克和科隆派出代表舉行了最后一次漢薩同盟議會。許多城市代表前來，只是為了宣布今后不會再向同盟繳納會費。“漢薩同盟既沒有確切的成立日，也沒有所謂的解散日……它在不知不覺中發展壯大，又幾乎在悄然無聲中消逝。”（244頁）

然而，漢薩同盟自有其生命力所在。1980年，漢薩城市聯盟（St?dtebund Die Hanse）在茲沃勒（Zwolle）成立了。它如今擁有近兩百個成員城市和市鎮，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自愿性聯盟。聯盟旨在延續漢薩傳統，代表它們在歐盟層面的共同利益，促進跨越國界的共享生活和文化，為歐洲一體化做出貢獻。自成立以來，每年都會有一個成員舉辦“現代國際漢薩日”活動。

在漢薩同盟相關領域，當代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是羅爾夫·哈默爾-基索（1949-2021）。他是基爾大學名譽教授，曾任漢薩歷史協會主席、漢薩同盟和波羅的海地區歷史研究中心主任，為漢薩博物館制定了學術理念。他在貝克圖書系列里出版的《漢薩》（Hanse），截止到2025年已經再版了七次，但尚未譯成中文。

1983年出生于德國波恩的黃安琪（Angela Huang），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德國人，她于2017年7月1日接替哈默爾-基索擔任漢薩同盟和波羅的海地區歷史研究中心主任，并從2020年起開始擔任漢薩歷史學會理事。黃安琪關于漢薩同盟歷史的著述頗豐，如專著《漢薩地區的紡織品：中世紀晚期長途貿易商品的生產與流通》。

羅爾夫·哈默爾-基索

近年來，延續了海倫·齊默恩在《漢薩同盟的興衰》中的觀點，西方媒體開始將漢薩同盟視為歐盟、聯合國甚至世貿組織的前身。羅爾夫·哈默爾-基索和黃安琪等學者的學術性分析，見于論文《歐盟、全球化與漢薩同盟：對當前歷史現象挪用的反思》（Globalisierung und Hanse. überlegungen zur aktuellen Vereinnahmung eines historischen）和《市場研究導論：歐洲約1300-1600年的商業化與市場經濟》（Introduction into the Study of Markets. Europe, c. 1300–1600. Commercialisation and the Market Economy）。

德語里有一句諺語，“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根據中世紀的習慣法規定，如果農奴逃離莊園、在城市中居住滿一年零一天，就能獲得自由民身份，領主不得索回。中世紀的城市逐漸成為打破封建桎梏、孕育自由經濟與市民階層的空間。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這意味著公民不需要懼怕任何人，也不用倚仗任何人，即可確立自己的地位。

漢薩同盟打破了弱肉強食、治亂循環的歷史規律，為人類提供了另一種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