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史家”與“五朵金花”的討論（1949—1966）

新中國成立后十七年間，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以“五朵金花”為代表的歷史理論問題的熱烈討論在史學界最具影響。所謂“五朵金花”，主要是指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農民戰爭問題、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和漢民族形成問題。史壇中“五朵金花”的討論，說到底就是自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產生以來，在唯物史觀與中國歷史相結合的研究過程中逐漸積累的重要理論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居主導地位的情況下的總匯集和總爆發。“五朵金花”的討論吸引了絕大數史家參與其中，包括那些在民國時期已經有所建樹、以史料考證為研究特長的“舊史家”。積極參與到“五朵金花”的討論中，為“舊史家”學習、接受唯物史觀研究中國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實踐機會，是他們深化、改進自己既有的史學研究路徑的有效嘗試，也是他們融入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重要途徑。

當前學界對“五朵金花”的討論研究成果中，大多以整體概述為主，有以各朵“金花”為切入點的整體梳理者，主要有《建國以來史學理論問題討論舉要》、周朝民等編《中國史學四十年》、肖黎主編《20世紀中國史學重大問題論爭》等書中對各朵“金花”的總結。也有對“五朵金花”的話語語境、理論成就、學術意義和當代價值做整體反思者，主要有王學典《五朵金花：意識形態語境中的學術論戰》、張越《淺論“五朵金花”的理論成就和學術意義》、《正視“五朵金花”的當代價值》等。本文旨在以十七年間的“舊史家”群體為研究對象，考察在“五朵金花”討論中這一群體的參與情況和主要特點，并進一步討論他們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新境中的變化與發展。

一、“舊史家”對“五朵金花”諸問題的主要觀點

新中國成立初期，大部分民國時已成名的“舊史家”，不僅積極而真誠地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和社會發展史等，而且積極參與現實政治、社會與學術活動，主動融入新時代和新社會之中。對“五朵金花”討論的關注與參與，是這一群體初入馬克思主義理論新境的有效嘗試。他們參與這場討論的具體情況如下。

（一）中國古史分期問題

中國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由來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焦點問題為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分期的討論。由于對馬克思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理論與中國歷史解讀的著眼點不同，郭沫若、呂振羽、翦伯贊、范文瀾等馬克思主義史家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并不相同，新中國成立前，主要形成了以郭沫若為代表的“西周奴隸說”和以范文瀾等為代表的“西周封建說”。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唯物史觀指導學術研究主導地位的確立，“舊史家”中大部分自覺加入到這一問題的討論中。他們在歷史研究和教學中，有的出于對歷時性思考古史分期理論的研究興趣，有的出于對學界既有古史分期觀點的不同意見，有的受蘇聯史學關于古史分期理論的啟發，先后提出了不同的古史分期標準與觀點。

隨著郭沫若《奴隸制時代》一書的問世和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的修訂，新中國成立初期“西周封建說”和“戰國封建說”在學界依然具有很強的學術生命活力，吸引了許多“舊史家”的重視，他們之中如徐中舒、楊向奎、束世澂、劉節、岑仲勉、李埏、高亨、谷霽光等從不同視角著文支持“西周封建說”的觀點，也有“舊史家”如白壽彝、楊寬等著文支持“戰國封建說”的觀點。除了這兩種主要觀點外，受當時蘇聯史學的啟發和“百家爭鳴”學術氛圍的影響，學界涌現了“魏晉封建說”的新觀點。王仲犖在長文《關于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封建關系的形成問題》中系統闡述了這一觀點，何茲全、張政烺等人也著文支持此說，使其成為新中國古史分期問題討論中三種主要觀點之一。

△ 范文瀾（1893—1969）

除此三種主要觀點外，一些“舊史家”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如唐蘭支持“春秋封建說”、張維華持奴隸制到封建制過渡的“兩條路線論”等觀點。還有的“舊史家”突破固有的五種社會形態相承的框架，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例如，雷海宗從世界史的視野下否定了奴隸制的存在和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或轉化的問題，他以生產工具而論，把中國古史劃分為部民社會、古典社會和封建社會。金毓黻在1956年7月的日記中也對古史分期問題進行了思考。他從少數民族發展史、奴隸制狀態不明顯等方面，也否認了奴隸社會的存在，他把中國古史劃分為原始社會、封建社會。

有些“舊史家”在古史分期問題上的觀點前后不一致，處于變動之中。例如，王玉哲1951年在《兩周社會形態的檢討》一文中，對“西周封建說”和“戰國封建說”提出了不同意見，他認為周代是“奴隸制走向封建制的一個過渡時段”，“奴隸社會的殘余與封建社會的前哨，交錯于這個整個的時代”。但隨著新中國考古學新成果的發現，填補了許多史前史的“空白點”后，他又改為支持西周為“初期的封建社會”的觀點。又如，白壽彝在1951年介紹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時對“西周封建說”提出了批評，而傾向于郭沫若的“戰國封建說”。但隨著他自身對古史分期問題思考日漸深入與成熟，漸漸轉變為“秦漢封建說”的觀點。再如，童書業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受蘇聯史學中“魏晉封建說”的影響而持“魏晉封建說”，1956年后卻回到了“西周封建論”觀點上。總之，對比新中國成立前，這一時期由以史料考證見長的“舊史家”廣泛參與的中國古史分期問題討論，呈現異彩紛呈的景象。

（二）農民戰爭、漢民族形成問題

1. 關于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問題。

以人民本位為宗旨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問題是當時學界討論的一個熱點問題。學者們先后共發表討論論文3000余篇，出版和整理了大量資料集、論文集和通俗讀物等。“舊史家”是這場討論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學習了毛澤東關于農民戰爭的相關理論闡述后，他們結合自身史料考證見長的長處，積極從事這方面的學術研究。一方面，他們對一些著名的農民起義、農民戰爭及其領袖人物進行了史料的考證或整理，發掘了歷史中大量農民起義的材料與事跡，糾正了一些歷史史實的錯誤等。例如，賀昌群對陳涉起義的階級關系、黃巾起義的口號進行了梳理，鄧廣銘、韓國磐、楊志玖、繆鉞等對唐末黃巢起義史實進行了資料的發掘，張政烺對宋江進行了史料考證與整理，鄧廣銘對鐘相、楊么的起義與岳飛的關系進行了梳理，王崇武對元末農民起義的社會背景、蛻變歷程及其歷史作用進行了總結，童書業、金毓黻、陳登原、謝國楨等對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起義領袖進行了資料的考辨，鄭天挺對宋景詩起義進行了文獻整理等。另一方面，他們開始思考與探討農民起義和戰爭中一些重要的理論性問題，如關于中國歷史上農民戰爭的性質、作用和特點問題，有白壽彝、何茲全、王仲犖、賀昌群、陳守實等人積極參與其中，參與關于農民戰爭與宗教的關系問題討論者，有陳守實、楊寬、邵循正、鄭天挺等，對歷史上農民戰爭發展規律做整體探討與反思者有白壽彝、唐長孺、岑仲勉等。

△ 楊志玖（1915—2002）

2. 關于以漢民族形成問題為核心的民族史問題。

新中國成立后，受當時蘇聯史學對中國民族史研究的影響，學界圍繞斯大林提出的歷史上民族形成的概念對以漢族形成問題為核心的民族史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舊史家”也在歷史教學與科研中，積極以蘇聯史學理論來思考民族史問題。例如，白壽彝依據斯大林的民族形成的理論，區別了資本主義之前的“部族”和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民族”概念，認為“資本主義時期以前，民族是不可能產生和存在的”。又如，徐中舒、繆鉞、蒙文通就在當時這一討論背景下對古巴蜀民族史與文化進行了研究與爭鳴。何茲全從歷史教學的要求上提出處理民族史的具體設想，從理論上豐富了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三）封建土地所有制、資本主義萌芽問題

1. 關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

1954年馬克思主義史家侯外廬首次提出了“皇族所有制”問題，引發了學界對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持續多年的爭鳴與討論，“舊史家”更是積極參與其中，紛紛撰文發表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看法。（1）從歷史理論認識上看，他們之中有完全贊同侯外廬觀點者，如鄭天挺，有總體肯定侯外廬觀點而又注意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發展與演變的前后不同特點者，如韓國磐、賀昌群，有完全否定侯外廬觀點而主張地主土地私有制者，如束世澂、鄧廣銘、商鴻逵、汪篯等人，有持封建土地國有制與土地私有制并存觀點者，如李埏。他們從封建社會的現實生產關系、剝削關系、賦稅和法律等方面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論爭，各家之間的分歧點在于他們對土地所有權、占有權與國家干預之間關系認識視角的不同。（2）從具體的歷史研究實踐來看，“舊史家”中大部分在當時學界對這一問題熱烈討論與關注的氣氛中，扎實地在各自從事的古史領域中具體考察封建土地所有制各種形式、內容與特點，如高亨對周代地租制度，韓國磐對春秋戰國時土地制度的變化，賀昌群對西漢的土地占有形態，邱漢生對東漢大地主田莊，陳直、束世澂、陳守實對秦漢、曹魏屯田制度，陳登原、張維華對西晉占田制度，陳登原、唐長孺、韓國磐對均田制的產生、變化及其破壞都進行了具體的研究，深化了學界在這一問題上的認識。而且，本著“百家爭鳴”的原則，“舊史家”在具體歷史問題研究中還有爭鳴現象發生，如鄧廣銘、岑仲勉、韓國磐對唐代均田制與租庸調有無關系進行了論爭。

2. 關于資本主義萌芽問題。

這一問題的討論肇始于20世紀30年代，鄧拓、傅衣凌、呂振羽、侯外廬等當時就對此問題進行了初探。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學界對《紅樓夢》歷史背景的討論，這一問題再次受到學界關注。“舊史家”主要關注與研究的問題有：（1）對資本主義萌芽起始年限的論爭。束世澂、傅筑夫堅持“宋代起始說”，鄭天挺卻持有“元代起始說”，但傅衣凌、張維華等大多數“舊史家”大致贊同“明清起始說”。（2）對具體生產領域或部門中資本主義萌芽現象的考察。他們大多認為資本主義萌芽主要集中于手工業部門中，如絲織業、棉紡織業和礦業領域等。王仲犖、柴德賡對明代蘇州絲織業發展狀況和性質進行了考察，傅衣凌對明清時代的棉布字號進行了梳理，白壽彝注意到明代礦業中存在資本主義萌芽現象。除手工業部門之外，傅衣凌、蒙文通等還注意考察了農業、商業等領域中資本主義萌芽的特點。（3）對資本主義萌芽與社會發展關系等相關理論與概念的分析與總結。傅衣凌對資本主義萌芽中富戶、商人的生存狀況進行了考察，對下層民眾生存狀況與反抗斗爭關系進行了總結，傅衣凌、韓國磐對雇傭關系、封建國內市場等概念進行了辨析與總結。傅衣凌還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特點、阻礙因素等也有總結。

△ 傅衣凌（1911—1988）

二、“五朵金花”討論中“舊史家”的理論嘗試及其特點

由以上總結不難看出，“舊史家”廣泛參與了以“五朵金花”為熱點的歷史理論問題的討論，并踴躍發表了各自的見解，彰顯了他們嘗試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學術研究的一些特點。

（一）史學觀念中嘗試把固有學術特長與歷史理論相結合

“舊史家”在史學觀念中積極嘗試著把固有學術特長與唯物史觀互動、結合來發現、思考與解決歷史理論問題。作為從民國時期轉變而來的、注重史料考證和“小而窄”研究視角的一支重要學術生力軍，“舊史家”在“五朵金花”討論中積極而努力地轉變著，有人從宏觀立論上對各朵“金花”進行整體把握，但他們之中大多數卻立足于以“小而窄”視角探析大問題的意識。例如，在古史分期問題討論中，張政烺以十進制氏族組織，于省吾以殷代的奚奴，徐中舒以周代的田制，岑仲勉以古代剝削制度中貢、助、徹等含義，楊向奎以先秦時齊國的經濟制度等“小而窄”的問題視角探析了古史分期問題。又如，在封建土地所有問題討論中，“舊史家”大多立足各自研究領域與歷史時段、以“小而窄”的視角對封建社會中各個時期的土地制度及其性質進行了探討。例如，邱漢生從“四民月令”探析東漢的大地主莊園，陳登原對均田制是否為閑手耕棄地的考辨，唐長孺對南朝屯、邸、別墅、山澤等組織形態的考釋，無不體現這一群體以“小而窄”的視角探析大問題的意識。又如，在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中，蒙文通從宋代的商稅和城市，王仲犖從茶葉經濟的發展史，傅衣凌從棉布字號，白壽彝從礦業，柴德賡從永禁機匠工、叫歇碑文等“小而窄”的視角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探討。在農民起義問題討論中，“舊史家”大多也以“小而窄”的視角對一些著名的農民起義領袖、事件進行了考察。

圍繞“五朵金花”的討論，“舊史家”在史學觀念中仍大多偏重“小而窄”的視角，但總體上改變了民國時偏重于“小而窄”的研究而相對缺乏理論建構與學術現實關懷等不足。雖為初入馬克思主義理論新境的學術生力軍，但他們能多維度嘗試運用唯物史觀的理論來發現、思考與解決歷史理論問題，富有以小見大的學術特色。在具體的各朵“金花”討論中，開始注重在唯物史觀的理論建構與啟發下發掘與分析歷史現象、梳理與總結歷史問題的一般性規律與理論意義，注重探討歷史問題的現實關聯性與價值。也要指出的是，他們的有些分析在今天看來是不盡科學和客觀的，有些分析還帶有明顯的簡單化、教條化等傾向，并烙上了時代印記。具體而言，其觀念建構的主要切入要點可從以下四點來看。

△ 楊向奎（1910—2000）

第一，嘗試樹立人民本位的主體意識。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歷史發展的動力。“舊史家”積極而自覺地以人民本位的視野參與“五朵金花”的討論。在古史分期問題討論中，他們大多從農奴或農民的身份地位及其主導的社會關系的視角探索奴隸制與封建制分歧的“歷史之謎”。在農民起義問題討論中，他們善于抓住歷史上著名的農民起義及其領袖人物，突出了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但偏重以民粹主義的視角考察與分析農民起義領袖的歷史作用與局限，帶有鮮明的階級分析局限性和教條化的傾向，在今天看來是不盡科學的。在以漢民族形成問題為核心的民族史問題討論中，注重分析中國歷史上主體民族的形成、發展歷程及其與其他民族的關系問題，揭示了人民群眾在中國古代社會民族關系中的歷史作用。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討論中，他們對古代社會中土地制度的各種形式、土地的分配與剝削狀況、人民群眾在土地問題中的作用等進行了分析，凸顯了人民群眾與土地問題的互動關系。在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中，他們也從雇傭關系下對古代勞動人民在資本主義萌芽中的分化及其扮演的作用進行了分析，揭示了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

第二，嘗試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辯證關系中分析與思考歷史問題。如在古史問題討論中，大多數參與其中的“舊史家”能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中思考如何解決古史分期問題。童書業曾從理論高度概況了當時三種主要學說的理論分歧點：“西周封建說”主要是從主要生產者的身份著眼，“戰國封建說”主要是從生產力（主要是生產工具）和租佃關系著眼，而“魏晉封建說”主要是從古代東方社會現象的國際視野中著眼。雖然三派理論分歧點不同，但包括“舊史家”在內的學者能抓住這一問題的關鍵切入點，即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關系中分析與思考問題。他們大多認為要解決這一問題，應以生產關系作為標準而非生產力，且要抓住生產關系的“主導面”和主流來判斷社會的性質。又如，對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舊史家”大部分立足于從生產力的發展影響了封建經濟基礎變化方面分析土地所有制的變化及其特點；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他們立足于考察新的經濟因素的變革引起社會生產關系等一系列變化。

第三，嘗試樹立用聯系的、發展的、整體的、全面的眼光看問題的意識。例如，在古史分期問題討論中，“舊史家”大多能用聯系和發展的眼光具體分析中國歷史的特點，注重用整體和全面的眼光考察古代社會轉變的漸進過程。童書業用聯系和發展的眼光把“宗法制”與社會生產關系做了區分，糾正了學界在這一問題的討論中把二者不加區分或單從“宗法制”看社會性質的不足。他也以發展的眼光指出，要弄清這一問題，必須“先作這個時期的一般歷史的深入研究”，“才能夠避免孤立地根據某幾種歷史現象來談社會性質”。王仲犖從整體和全面的視角對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和封建關系的漸進形成過程進行了分析，徐中舒也認識到要樹立整體的觀念，可以充分利用史料，“省卻了許多繁瑣的考據”。又如，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討論中，“舊史家”不僅以聯系和發展的觀點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各種形式進行了考察，如韓國磐以發展的眼光指出封建國家向地主榨取地租，實質上是“地租在地主階級內部的再分配”，糾正了學界誤以為封建國家只剝削地主而不剝削農民的誤區。而且，他們之中也有以整體的、全面的眼光指出土地所有制發展與演變是一個長期性的過程。又如，在農民起義問題討論中，參與其中的“舊史家”大多注重以聯系和發展的眼光對農民起義或起義領袖進行歷史考察，注重用全面的和整體的觀點對農民起義的特點和規律進行系統的總結。

△ 王仲犖教授與學生們在一起

第四，嘗試樹立用矛盾的對立統一、相互轉化等觀點分析歷史問題的意識。矛盾是對立統一的，具有普遍性與特殊性，這要求辯證地看問題，善于從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對立統一關系中分析問題，還要注重從量變到質變的轉變關系中分析問題。在古史分期問題中，“舊史家”大多能根據量的積累到質的轉變關系原理，注意到封建關系是在奴隸社會瓦解中逐漸形成的，而且能根據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對立統一的關系原理，指出要弄清古史分期這一問題，需要注意中國歷史的特殊性和各地區的不平衡性，抓住古代社會關系中的主導面進行具體分析。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中，“舊史家”用矛盾對立統一的原理分析了古代社會中封建國家與強宗豪族在土地所有權、占有權之間的矛盾。在農民起義問題中，“舊史家”用矛盾對立統一的觀點分析了農民起義爆發的原因、經過和歷史作用等。

（二）史學方法中力求把史料考證與理論闡釋、分析相結合

從史學方法論上看，“舊史家”在具體歷史理論問題研究中，努力嘗試著把史料考證與理論闡釋、分析相結合，強調二者并行不悖。他們既有民國時業已形成史料考證的特長，又富有新時代突出理論闡釋、分析的新特點。

第一，重視對史料價值的認識和史料考證的作用。在“五朵金花”討論中，“舊史家”一面積極而努力嘗試著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來解決歷史問題，另一面仍能客觀而辯證地看待自身擅長的考據學及其價值。楊向奎指出，“考據本身是一種工具科學，和形式邏輯相似，它本身沒有階級性”，只是“執行考據的學者是有階級性的，他總會被不同的宇宙觀所支配著”。童書業也指出，在歷史和古典文藝的研究中，考據學是必要的，只要在唯物史觀的科學指導下，考據學可“為新史學服務”。陳夢家以解決古史分期問題為例，指出發掘史料的價值和考證學在促使古史分期問題質的飛躍上的重要性。他強調，如不重視史料與考證學，“那末我們的歷史分期問題的研究一定不容易飛躍而成”。

在“五朵金花”討論中，“舊史家”大多注重廣泛搜求、考辨史料為理論闡釋與分析服務。如在古史分期問題討論中，“舊史家”大致認識到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從史料、史事考證和理論闡釋、分析兩方面入手，二者不可偏廢，缺一不可。在具體史學實踐中，他們大多對甲骨文、金文等歷史文獻和地下實物進行了廣泛搜求、考辨。要解決這一問題，楊寬認為，需要對史料進行收集、判斷和深入的分析，才能“引導出正確的結論來”。童書業認為必須要理論結合史料，二者并行不悖。楊向奎也指出：“沒有史料的理論，還不是教條；而有材料沒有理論的結合，也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所以必須把理論與材料結合起來，除此之外，還“必須從分析具體問題入手”。高亨也指出為了解決中國古史分期問題，必須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科學史觀與方法的指導下，對史料進行客觀的、全面的、細致的和整體的考察。又如，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中，他們大多注重搜求、考辨歷朝正史、實錄、會要等史書中關于土地所有制的史料。在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中，他們注意搜求、考辨文獻史料、口傳史料和碑文等中關于資本主義萌芽的現象，也注意對特定商人群體史料的收集，如徽商、河南武安商人等。在農民起義問題中，他們以史料考證的特長對一些著名的農民起義及其領袖人物進行了考辨，彌補了過去史學研究中的一些錯誤與不足。要之，在“五朵金花”討論中，“舊史家”是重視史料價值和史料考證的。

第二，注重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理論闡釋與分析。在“五朵金花”討論中，“舊史家”改變了民國時注重“考史”的方法傳統，大多數能以唯物史觀為探討問題的立論依據，注重從宏觀理論架構中思考與分析歷史問題，注意用階級分析方法對各朵“金花”進行理論的定位與分析。在今天看來有些分析雖不盡科學與客觀，但這并不妨礙探索他們在運用新理論解決歷史問題中的努力與創新。

這里可以以楊寬《戰國時代社會性質的討論》和唐長孺《南朝的屯、邸、別墅及山澤占領》兩篇論文為例，具體分析一下“舊史家”在進行理論闡釋與分析中的特點。在《戰國時代社會性質的討論》一文中，楊寬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中分析了戰國為非奴隸社會，從當時主要生產者（農民）視角以反證法證明了戰國為地主制封建社會，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中具體分析了戰國時代封建上層法典由量變到質變的確立過程，以例證法闡釋了封建社會獎勵“耕戰”的實質。在這種嚴謹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闡釋與分析理路下，楊寬得出的最后結論“戰國時代的社會為地主制封建社會”無疑具有科學性。在《南朝的屯、邸、別墅及山澤占領》一文中，唐長孺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在屯邸的解釋中，他在史料的層層印證下，以全面的、發展的觀點對屯、邸的結合，逐漸轉變為占領山澤的機構進行了細致的分析與總結；在對別墅或田園性質的考察中，他以階級分析的視角、以排比例證的方法對其私有性進行了分析與定位；在南朝的山澤占領制度的分析中，他以階級分析的視角和比較的方法，指出封建占田制實為“基于封建社會特性而按照等級分配土地”的實質。在這篇文章的結語中，他更是借助階級分析與歷史主義相結合的視角，對屯、邸、別墅等產生的原因、歷史作用等進行了客觀而科學的分析。通過這兩個例證不難發現，“舊史家”在初入馬克思主義理論新境中獲得了學術的新發展。

△ 楊寬（1914—2005）

而且，隨著“五朵金花”討論的逐漸深入，“舊史家”大多能注意和反省自身或學界同仁在理論闡釋與分析中的一些不足與問題所在。其中，最重要的當屬對簡單化、教條化、機械化地闡釋與分析問題方法的及時反省與抵制。例如，在古史分期問題討論中，在唯物史觀的觀照下，童書業及時反省了自身在歷史理論問題闡釋中簡單化、機械化的缺點。他指出其過去雖“信奉資產階級的‘經濟史觀’”，但存在“把歐洲中古封建社會套在西周春秋的歷史上”分析問題的缺點。楊向奎也指出當時學界在分析古史分期問題中，存在以部分代替整體、以后來的發展情況說明古代的非歷史主義的現象，造成了“把中國古代史簡單化”，“這樣就會得出主觀而片面的結果”。又如，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討論中，束世澂從歷史主義視角指出，侯外廬把只存在于古典奴隸制和資本主義生產發展后才有的“自由土地所有權”運用來衡量封建社會，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而且，學界“籠統地說封建土地國有制在東方占統治地位”，也犯了“用教條式的理解來抹殺事實”的錯誤，這些是應該抵制的。又如，在農民起義問題討論中，賀昌群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指出，學界存在著以簡單化的分析方式認為農民起義“只是打擊和‘削弱’了封建制度”或“只是發展和‘鞏固’了封建制度”。他說，這些錯誤的理論認識是應該抵制的，所以“必須對具體的歷史問題做具體的分析，特別是階級分析”，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楊翼驤認為，要正確評價農民起義的領袖人物，“要依據他所活動的歷史階段分別予以正確的評價”，不可簡單化地“把兩個不同階段中的行動混淆起來”。要之，“舊史家”對學界簡單化、教條化、機械化的方法弊病的反省和抵制，無疑加速了他們對唯物史觀正確而健康的認識與運用。

（三）參與方式中凸顯敏銳的學術意識和“不怕做對立面”的學術勇氣

從“舊史家”參與“五朵金花”討論的論著和言論中可以看出，一方面，他們非常注重從經典作家的歷史理論著作中汲取理論營養。在參與討論中，重視唯物史觀的理論指導，善于從學界最新動向和學術觀點中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并以實事求是的精神解決問題。另一方面，自覺地響應郭沫若等馬克思主義史家提出的理論問題與學術觀點，并積極參與討論和爭鳴。例如，在古史分期問題討論中，范文瀾、郭沫若、尚鉞等馬克思主義史家率先提出或完善了各自古史分期理論學說，“舊史家”或出于理論探討的熱情，或出于對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家理論學說的不盡認同，紛紛參與到了這場討論之中。又如，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的討論，也是由馬克思主義史家侯外廬、鄧拓、范文瀾等率先進行理論引導與帶動，“舊史家”隨后參與其中的。

需要指出的是，“舊史家”雖是初入馬列主義理論的新境界，但他們都積極參與其中，并大膽發表自己的“一家之言”。如在“五朵金花”討論中，黃云眉、童書業等與蘇聯學者謝苗諾夫、約賽夫維奇等人進行了學術交流，他們交換了各自對“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古代東方“公社”性質問題、古代東方封建制早熟問題、中國古史特殊性問題、農業上應用奴隸等問題的看法，提出自己的見解并與蘇聯學者商榷。又如，在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上，白壽彝對范文瀾主張的“西周封建說”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范文瀾雖試著對這一學說做修正和完善，“但他（范文瀾）只用殉葬的少見，和小農的存在，來作證明，究竟還是不能證明的”。童書業雖與郭沫若所主張的“戰國秦漢時代為封建社會”見解相同，但對郭沫若認為“戰國時代才開始進入封建社會”的論斷卻不贊同，而且在史料的認識上，他也對郭沫若提出了異議。再如，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上，束世澂以“不怕做對立面”的學術勇氣，對侯外廬提出的“皇族所有制”問題從理論依據、史實依據和名詞概念的辨析上一一進行了質疑，并指出了侯氏在這一問題上的缺點在于，“對于土地制度發展史的系統不明，又為自己的中國封建社會基本上沒有土地私有權的舊說所累，以致陷于邏輯的不嚴密”。

同時，見解不同的“舊史家”之間也有著廣泛的學術交流與批評。而且，批評的形式也多樣化，不僅限于各種討論會、座談會中口頭觀點的闡發，也包括學術期刊中商榷、論爭論文的發表等。當時全國大專院校中設有歷史系者幾乎都組織過針對“五朵金花”中某一問題或多個問題的專門討論。例如，中國古史分期討論激烈的山東大學，多次召開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會、座談會，童書業先后做過“中國古史分期問題討論中的派別”、“中國古史分期問題”等報告，引起了如黃云眉、鄭鶴聲、張維華、王仲犖等“舊史家”廣泛參與其中討論、批評。黃子通發表探討關于宗法制與封建制的關系論文后，迅速引起了童書業發表專文對其觀點與理論進行商榷與批評。又如，關于封建土地國有制問題，束世澂對賀昌群的論文也以專文進行了商榷與批評，指出了賀昌群引用經典的不嚴肅和理論思維中的一些不足。

要之，圍繞以“五朵金花”為熱點的歷史理論問題，“舊史家”立足公正和開放的學術切磋與批評方式，不僅有利于他們迅速掌握、運用唯物史觀的理論從事學術研究，而且，也有利于促進以“五朵金花”為熱點的歷史理論問題的深入探討與史學的發展。

余論

也要指出的是，作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史壇中一個重要的學術群體，并非所有以史料考證見長的“舊史家”都參與到了這場大討論中。未曾直接介入討論中的“舊史家”包括陳寅恪、陳垣、顧頡剛、柳詒徵、朱謙之、劉文典等。他們之中有的因為年齡偏大或固有學術特長根深蒂固，不易深入學習與運用唯物史觀的理論來從事學術研究，有的因為新中國成立前后學術境遇的轉換而受到排擠，對接受、運用唯物史觀的新理論有抵觸。自“五朵金花”討論后，他們漸漸與唯物史觀主導的主流史學話語體系疏遠了。而且，參與“五朵金花”討論的“舊史家”，在史家主體觀念建構、思維與方法的轉換中并非一下子就可以完成由史料到史觀的轉變，受新中國十七年間（1949—1966）泛政治化的影響，特別是在“左”的意識形態影響下，多少與時代帶有幾分緊張與隔膜之感。有的“舊史家”如雷海宗、向達、陳夢家、童書業、劉節等也因發表了一些過激而與主流話語不甚符合的的言論，遭受到了批判、迫害。

但是，“舊史家”積極參與到“五朵金花”的討論中，在新中國學術發展史中是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與現實意義的。一方面，發展和壯大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研究隊伍，增強了唯物史觀的學術活力。新中國成立前，馬克思主義史家研究隊伍主要來源于延安和重慶兩地，專門從事學術研究者和對史學理論的探討有限。新中國成立后，作為重要史學生力軍的“舊史家”積極參與到“五朵金花”討論中，為他們融入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提供了展示理論嘗試的舞臺，也普及了唯物史觀與增強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活力。另一方面，為新中國史學的理論架構與學科生長做出了重要貢獻。以“五朵金花”的討論為契機與理論源泉，“舊史家”對相關歷史理論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與探索。如古史分期問題，不僅激發了他們進一步思考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分期問題、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也激發他們對中國封建社會長期遲滯性、延續性的理論思考。農民起義問題和漢民族形成問題的探討，激發了他們參與到對歷史人物評價、歷史創造者問題、歷史發展動力問題、古代民族關系問題的關注與探討中。而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則激發了他們對社會史、經濟史等理論的關注。同時，“舊史家”也積極參與到中國通史、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社會經濟史、民族史、世界史等學科教學與建設中，為新中國史學的發展培養了大批史學人才。（節選自《史學理論研究》，2015年第2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