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再軍事化”來到危險臨界點

項昊宇

據日本共同社4月7日報道，日本政府在自民黨安全保障調查會議上，正式出臺“為強化持續作戰能力而推進軍民兩用技術”的方針，確保在發生“突發事態”之際，能將小型無人機等民用生產平臺迅速切換為防衛裝備生產線。該計劃還考慮利用民用產品和技術，在短期內高效開發中遠程導彈。這一政策調整再度印證了日本防衛戰略根本性轉變的危險性，日本“再軍事化”進程已經來到危險的臨界點。

在現代國防工業體系中，軍民兩用技術并不罕見，但日本此次推進的計劃之所以值得警惕，在于其極強的隱蔽性、極大的轉化潛能，以及其對和平憲法精神的實質性掏空。

第一，該計劃模糊了和平時期與戰爭時期的界限。日本在機器人、精密制造、航空航天等領域擁有頂尖技術儲備。過去，受“防衛裝備出口三原則”和憲法制約，這些技術大多被鎖定在民用或商業范疇。如今，日本實質上是想打造“隱形軍工庫”。這種做法能夠在不大幅增加賬面軍費開支、不引起國內民眾強烈反彈的情況下，以“發展民生科技”之名，行“擴充戰爭潛力”之實。

第二，“突發事態”的定義權掌握在日本政府手中，這賦予了該機制極大的危險性。一旦日方主觀認定周邊局勢對其構成威脅，就可以立刻啟動該機制，將民用產能轉化為軍火生產線。這意味著日本可以隨時為介入地區沖突甚至主動挑起爭端進行物質準備。

第三，利用民用技術開發中遠程導彈，是極其危險的越線行為。該導彈已遠超任何“防御”需要，是典型的進攻性武器。日本現有的火箭技術一旦與軍事需求對接，將在極短時間內轉化為戰略打擊能力。這種技術轉化能力正是該計劃最需警惕之處。

日本在此節點推進軍民兩用技術計劃，目的在于為其激進擴軍計劃提供支持，背后有著三重戰略野心：一是為所謂“反擊能力”提供物質保障，使本土具備持續的武器研發和彈藥補給能力，擺脫對美國的過度依賴。二是補齊“持續作戰能力”的短板。日本自衛隊雖然裝備精良，但被廣泛認為缺乏戰略縱深和進行持續消耗戰的能力。日本考慮將民用零部件生產線納入防衛動員體系，也是為了在戰時擁有源源不斷的先進裝備補充。這是一種典型的“備戰”行為。三是為日美同盟的角色定位轉換服務。隨著日美同盟從“美矛日盾”向“雙矛雙盾”演變，美國要求日本承擔更多的前端威懾和打擊任務，日本也樂于借此進一步突破軍力發展束縛。

若該計劃全面實施，日本的經濟社會結構、科技發展方向乃至國家發展走向都將發生深刻異化。日本經濟結構將向“準戰時體制”傾斜，大量民用企業將被納入國防供應鏈，政府可能會通過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甚至行政指令，要求民營企業在設計階段就預留軍用接口。這不僅會扭曲市場資源配置，還會讓日本的制造業深度綁定在“戰爭機器”上，形成龐大且利益盤根錯節的新型軍工復合體。日本民眾生活也可能被再度裹挾進“再軍事化”泥沼，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的約束將被徹底架空。

回顧歷史，日本推行類似的“平戰結合”與“國家動員”機制，曾給世界造成深重災難。20世紀30年代，日本在軍部主導下通過了《國家總動員法》，同樣以應對外部危機為借口，將國家的經濟、產業、技術和人力資源強行納入戰爭軌道。一旦國民經濟對軍工訂單產生了嚴重依賴，國家就必須通過不斷挑起新的戰爭來維持經濟運轉。事實也證明，“以戰養戰”的軍工體制，最終將日本推向了毀滅的深淵。

?如今，日本政府將民間力量“武器化”以支撐對外武力投射的內核，與二戰前的國家總動員機制并無本質區別。日本“寓軍于民”的“再軍事化”動向，不僅會進一步打破地區戰略平衡、刺激軍備競賽，也會極大增加地區沖突與誤判的風險。這不僅是日本對其戰后和平發展道路的徹底背棄，更是對二戰后國際秩序的公然挑釁。國際社會需要認清日本激進“再軍事化”的危害，采取切實措施予以限制，督促其回到和平發展的正確軌道上來。（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所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