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詩人趕上了“晚唐”？育邦《草木深》給出一種新可能

4月8日，江蘇省作協在南京召開“文學蘇軍新關注——育邦詩集《草木深》研討會”。作為70后代表詩人、江蘇文學的重要力量，育邦以詩集《草木深》展開了一場與古典傳統深度對話的探索。詩人深入自然，深入歷史的深處，與草木交談，與陶淵明、杜甫、蘇東坡對談，在古今、天地之間從容地游走。與會專家們圍繞這部“自然、文化與生命相互映照的沉思錄”展開研討。

接線的活兒：在古今中西之間點亮燈火

“在這本詩集里，育邦干的是一件接線的活兒。”中國作協副主席、江蘇省作協主席畢飛宇使用一個生動的比喻開啟了《草木深》的研討。“他頻繁地跟古人打招呼，屈原、陶淵明、蘇軾……他不是在博物館里隔著玻璃看古董，而是在和他們對坐。他不是要復古，而是要把古人那份心境，接到我們今人的電線桿上，看看燈會不會亮。亮了，就是通了。”當然，詩人不僅嘗試接通古今，還接通中西。“他敢在詩里讓莊子撿起維特根斯坦的撥火棍，敢把鳩摩羅什和阿什貝利放在同一個句子里。”畢飛宇直言，這種寫法，弄不好就是夾生飯，但育邦把它煮透了。“他是在用漢語的爐火，同時燉煮東西方的雪水，然后泡上一杯適合現代人喝的茶。”

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執行主任、教授張清華則從代際視角切入，評價育邦“成為一個南方詩歌傳統、也是中國古典詩歌傳統最核心部分的傳承者”。他特別闡釋了詩集名與杜甫“城春草木深”的呼應：“‘草木深’顯然有家國之情，但我覺得不只家國之情，育邦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杜甫原詩當中的原意。”在他看來，江南這座“巨大的園子”里有葳蕤的草木和漫長的歷史，育邦漫步其間，自己也漸漸成為這草木的一部分。張清華還敏銳地觀察到70后詩人這一代的“命運”：“朦朧詩趕上了初唐氣象，第三代趕上了盛唐和中唐，70后可以說是趕上了晚唐甚至五代……你在晚唐無法使用盛唐的口音、語言和意象去寫作。”而育邦的可貴之處在于，“置身于晚唐，也懷想中唐時代”，以深遠、寧靜、幽微、精妙的特質，在細碎中見出深邃。

河南大學教授耿占春認為，兼具世界文學修養與古典文獻學背景的育邦，從整個中國當代詩人群體里面“突出出來”。《草木深》中育邦對話的人物，通常都處在歷史的轉折期以及某些衰弱期，如屈原、杜甫、黃宗羲、顧炎武……“這既是對于這些藝術家、詩人、學者思想探索的關注，也是探索凝聚在他們身上的中國歷史精神和文化精神”。耿占春用“星塵的追慕者”來形容育邦的自我定位——“不是對萬丈光芒的追尋，而是對星塵的微弱光芒的聚集”。他還特別指出，育邦的詩歌在處理自然時，“既有自然所體現對于人生命的冷漠，也把自然呈現出由于自然的再生能力、延續性、不斷輪回，給人內心帶來安慰性的東西”，這是在當代語境中對自然“賦魅和招魂”的嘗試。

蹲下來看泥土：草木背后的生命哲思

畢飛宇描繪了育邦看待自然的方式：“他不是遠眺風景，而是蹲下來，把臉湊近泥土，去看那些從裂縫里、從我們腳印旁邊悄悄長出來的東西。”他稱，育邦筆下的薺菜、櫻花、菩提“哪里是意象？這都是鄰居，是朋友，是每天打照面卻未必打招呼的熟人”。育邦“把這些草木從背景里請到了前臺，讓它們開口說話”。畢飛宇還提到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意象：“《光孝寺之路》《司空山》這些詩，感覺他不是在寫詩，而是在守夜。他像那個守著寺廟或山林的更夫，在凌晨三四點，當所有人都睡了，他提著燈，去聽樹葉落下的聲音，去辨認露水打濕的石階。”

《詩刊》副主編霍俊明將育邦的寫作置于當下詩歌現場的兩個方向中審視——一邊是互聯網背景下的新大眾文藝與素人寫作，另一邊是“對于優秀傳統文化的轉化、再造和重塑”的稀缺寫作。他認為育邦的“對話詩學”超越了簡單的知識化致敬，“保持了強大個體主體性”，“將這些人物的物象場景放在歷史、文化、當下三個語境之下予以重新審視和激活”。霍俊明特別強調，在當代對話詩學體系中，育邦的實踐拓展了傳統的文人詩，把這樣一個看起來非常中國化的傳統帶向了新格局。

詩人、湖北省作協副主席張執浩則從“聲音”的角度解讀育邦：“這本書可以當成一個組詩來讀，調性是一致的。”他注意到育邦詩歌中“沒有戾氣，極其細致”，能夠“用大量的意象和詞匯形成一種氛圍”，“把他者全拉到我的身邊來，用我的方式把他們包容在一起，像個懷抱”。張執浩認為，中國古代詩人都是“行動者”“大地上的漫游者”，詩歌的本質是“尋親訪友”，而育邦“一方面和圈層的朋友之間互相唱和，另一方面綴合先賢”，正是對這種傳統精神的接續。他將育邦與同為江南氣質的詩人胡弦相比較：“胡弦寫作是在一個意象當中深入挖掘，使張力無限擴大；育邦不是，他是在一首詩當中讓大量意象在一起，形成某種平衡感。”

詩人、北京大學教授臧棣細致分析了育邦詩歌的獨特價值。他表示，在新詩百年發展路徑中，育邦把“風花雪月”這類曾被判定為“邊緣化”的題材，“寫成了一個獨具氣象的詩歌現象”。臧棣認為，育邦的寫作“是對新詩長久以來偏重于歷史詩學的尺度的糾偏”，他去掉了觀念化的東西，重新還原到詩人的親歷；去掉了過度反諷，把詩意還原到了溫潤敦厚的感覺；去掉了戲劇化對抗，用詩歌當中更平靜的東西還原了詩意本身。

詩人、圖書策劃人于奎潮則將《草木深》視為認識70后一代詩人的重要契機。他坦言，盡管當下詩壇仍是60后詩人的天下，但“70后是正在展開的一代，也是必將走向更加開闊的一代”。育邦以這份“扎實的文本”展示了同代人中的獨特性。

此心安處是吾鄉：一種值得珍視的“活法”

“在這個追求速度與效率的時代，《草木深》是一本讓人慢下來、靜下來、沉下來的書。它不鼓吹奮進，不迷戀喧囂，而是珍視停頓、回望與內省……我們既是在討論一本詩集，也是在討論一種活法。”畢飛宇說。這番話引發了在場者的共鳴。張執浩也感慨，當代詩人“面臨人的碎片化的情感”，與古代詩人“面對的地老天荒的亙古的人生現場”存在巨大差異，而育邦的寫作提供了一種彌合這種差異的可能路徑。臧棣也認為，育邦的詩人心態“一點不焦慮”，“回歸到了平和智慧的心境當中”。在當代詩歌普遍追求“驚世駭俗的意義”、強調“介入現實”的背景下，育邦展示了另一種可能——“逃出現實的能力，跳出現實藩籬的能力更重要”。

育邦在答謝致辭中引用了博爾赫斯的話：“我寫作是為了光陰的流逝使我心安。”他說：“有人說你堅持這么多年不容易，我說我從來沒有堅持，因為我熱愛。我從事任何的閱讀和寫作，從來沒有堅持，只有熱愛，獲得更多的是快樂。”

現代快報/現代+記者 陳曦

省作協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