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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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9月的一天，美國聯邦調查局反情報組組長IC·史密斯接到同事的一通電話，稱有要事發生，讓他必須馬上趕到聯邦調查局總部。
史密斯立刻驅車抵達總部，隨工作人員進入一間會議室。室內已有五人，包括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韋伯斯特、副局長等高層，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以及兩名正用儀器檢測會議室每個角落以防竊聽的工作人員。
中年男子自我介紹道：“我是美國中情局遠東情報站站長李肅。”說完，他遞給史密斯一張寫有五六行字的紙條，內容大致是：美國情報界遭到中共長期滲透，有一人甚至多人正與中國長期合作。紙條上未透露此人的族裔、性別等任何信息。
待工作人員檢測完畢并示意安全后，史密斯問道：“中央情報局是如何發現這個情報或安全漏洞的？”
“我們通過一位了不起的線人。我們給他取了個代號叫‘飛機人’。他向我們提供了這個情報，絕對可靠。”李肅語氣堅定地說，“他是一個潛伏在中國內部的人，這個案子能否浮出水面就取決于他了。”
史密斯追問：“有什么具體信息嗎？”
李肅搖搖頭：“線人由于級別有限，無法知悉他的真實姓名和身份，只向我方提供了這名紅色間諜的代號——‘舵手’。”
“舵手”是一個潛艇專業名詞，指控制潛艇升降的人。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韋伯斯特對史密斯說：“這項針對內部的秘密調查行動代號‘鷹爪行動’，今日正式啟動，由你全權負責。”
不久，“飛機人”第一次傳來詳細情報：“舵手”在半年前的1982年2月6日，搭乘美國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機抵達北京，入住北京前門飯店553號房間。“舵手”在北京期間與中國情報界高層會晤，被公安部任命為副局級官員，并獲得五萬美元獎金。
北京前門飯店實為保密單位，專門用來接待重要客人，安保森嚴，美國聯邦調查局根本無法從這里獲得任何信息。
因此，史密斯想到的突破口是查詢泛美航空公司的旅客名單，他下令徹查當日從美國飛往中國的泛美航班上的每一位華裔乘客。
史密斯認為這個人肯定是華裔，因為不太可能是其他人。他接手后，第一時間調查和排查的對象全部是美國情報界的華裔。不得不說，史密斯的判斷事后證明是準確的。
可是事情遠比史密斯想象的復雜。那時的電腦尚未普及，也沒有數據存儲，幾乎全靠手動記錄。對于航空公司這種客流量巨大的行業，為求省事，沒有實行實名登記，也沒保存旅客名單。
航班信息的明細也沒有按航空公司區分和羅列，而是記錄了整個機場的明細，不同公司、不同時間的記錄混在一起，可想而知數據量有多大。
面對小山一般高的記錄文件，聯邦調查人員花了整整一個星期才整理出來，結果卻更令人蹊蹺：泛美航空公司在2月6日這一天根本就沒有任何從美國起飛抵達北京的航班。
史密斯氣得摔了杯子，這不是消遣我們嗎？他開始懷疑“飛機人”情報的準確性。中情局的李肅頂住壓力，出面擔保“飛機人”的信息絕對可靠。
李肅的擔保讓史密斯不得不重新審視這份情報。他推測潛伏者“舵手”身在美國，不方便直接聯系中國大陸，那唯一的可能就是聯系中國駐美國大使館。于是史密斯讓人對中國駐美國領事館的電話錄音全部復盤。
美國聯邦調查局一直對中國駐美大使館實施24小時不間斷的竊聽，實際上各國都被美國嚴密竊聽著，而且這些通話記錄全部用磁帶保存了下來。
經過重新分析，聯邦調查局探員從記錄中發現了一個看似不起眼但不同尋常的電話：有一個講中文的人給大使館打電話，說：“我的飛機晚點了。你們注意這件事。”
普通人是不會把自己航班晚點的消息報告給中國大使館的，這讓長期從事反間諜調查的探員提高了警覺。他們推測，應該是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班因為暴風雪停飛了，“舵手”更改了航班。
美國聯邦調查局對泛美航空后面幾個航班進行了分析調查，沒有乘客記錄不用擔心，出入境處有詳細、完整的記錄。
調查結果讓案件陷入死胡同，出入境記錄未發現任何頭緒和疑點。
毫無頭緒之際，一名年輕的調查員回家探親，飛機落地后取行李時發現一位金發美女，便上前搭訕，主動幫她提行李、出機場。
兩人走出同一個閘口后，調查員發現這位女士與他乘坐的是不同航空公司的航班。調查員意識到，也許“飛機人”的情報沒有錯，他只是把航空公司搞錯了，以為從那個閘口出來的一定是泛美航空的，殊不知也有可能是其他航空公司在使用。
有了方向就好辦。聯邦調查局立刻深挖，在密密麻麻的航空公司飛行記錄中發現，中國民航有一條和泛美航空一模一樣的航線，同樣從紐約肯尼迪機場出發，途經舊金山飛抵北京。而且泛美航空和中國民航使用的還是同一個出閘口，這導致北京的“飛機人”搞錯了航班情報。
聯邦調查局從海關調出當天的出入境信息，根據線索一一核對，有一個名字從重重迷霧中顯現出來：金無怠，華裔，男性，美國公民，61歲。他于2月6日抵達中國，2月27日返回美國……
核查身份后不得了，金無怠竟然是中央情報局高級探員。史密斯趕緊致電李肅：“你們以前有沒有一個叫金無怠的雇員？”
李肅回答：“有，他在1981年退休了，目前的身份是返聘，繼續為中情局工作。”
金無怠于1922年8月17日出生在中國北平一個家境優渥的大宅門里。父親曾留學法國，回國后在法國人創辦的平漢鐵路局任處長。金無怠為側室所生，家里兄弟姐妹共五人。
1940年，金無怠考入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后進入美軍駐中國福州聯絡處工作，身份是秘書兼翻譯。
該聯絡處醫務室的醫生是共產黨員，在耳濡目染之下，金無怠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在周恩來授意下一直為美軍工作。
1949年，金無怠在美國駐上海領事館工作。次年，中美關系緊張，美國領事館遷到香港，金無怠也一同前往。
朝鮮戰爭爆發后，金無怠因為會講四種中國方言，被美國國務院派往韓國釜山，審問被聯合國軍抓獲的中國戰俘。
志愿軍中有一部分人是解放戰爭時期從國民黨軍隊投降過去的。這部分人意志不堅定，被美軍發展成中央情報局的線人，隨著遣返安插到中國大陸。
一年后，金無怠調往日本沖繩工作。他利用在香港轉機到日本的機會，將戰俘營的情況詳細匯報給中共。
隨后中情局明顯察覺到，那些從中國戰俘中招募的間諜遣返后幾乎全部被捕。他們很詫異，秘密調查了很久，就是沒有懷疑過金無怠。
金無怠后來在沖繩待了差不多10年，他在這里瞞天過海、刀尖跳舞，也在這里兒女情長，譜寫了一曲沖繩之戀。
金無怠的同事中有一位來自臺灣的女主播周謹予，在“聯合國軍之聲”電臺任職，工作內容是向戰俘營里的志愿軍戰俘廣播和“洗腦”，號召他們放棄返回中國大陸，投奔“自由世界”臺灣。
金無怠和周謹予因工作關系先后抵達沖繩，因都熱衷于交誼舞而相識，一來二去好上了。
金無怠當時有自己的妻子，周謹予也有自己的丈夫，且兩人各有三名子女，不過這些世俗并沒有阻止兩人的結合。
他們分別離婚，在60年代初結婚，并移居美國加州，進入美軍情報處加州圣塔羅莎分部工作。
臨行前，金無怠在日本的接頭人區啟明告訴他：“如果發生失聯，你給香港的羅先生寫一封信或寄一張明信片，按郵戳日期延遲30天，有人會去見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