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會長”“秘書長”落馬！這些“清水”單位，為何成反腐新戰場

反腐前沿

最近，反腐的利劍指向了一個過去較少被關注的領域——學會協會。

3月中旬，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黨委常委、副會長端小平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中央社會工作部紀檢監察組和海南省儋州市監察委員會監察調查。

此前，中國制藥裝備行業協會副秘書長遆倩鶴，貴州省醫學會會長、原貴州省衛計委巡視員楊克勤，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黨委副書記、副理事長王抒祥等相繼被查。

有專家表示，近期一批“會長”“秘書長”“理事長”紛紛落馬，標志著二十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將學會協會納入反腐重點領域的部署已經全面鋪開，學會協會不再是反腐“盲區”和“避風港”，反腐敗正邁入更專業的重點整治、嚴管嚴治、深入基層的新階段。

學會協會，這些看似“清水”的單位，為何腐敗頻發？

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弄清楚學會協會是干什么的。

簡單來說，它們是政府、企業和市場的“中間人”。比如，一個行業協會可以幫企業反映訴求，幫政府了解行業動態，組織行業交流、推動行業自律。

然而，這些本應促進行業健康發展的組織，在部分地方卻異化為了少數人謀取私利的工具。從曝光案例來看，有幾種典型的腐敗方式。

如“設卡收費”圈錢。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車輛管理所曾要求快遞企業、外賣企業先到“即時配送協會”備案，才能批量辦理電動自行車注冊登記。而該協會秘書長何某，按每輛車120元收費，且不提供任何憑證，把公共服務變成“過路費”，本質上都是權力尋租的變種。

如“官會一體”情形。某部委原司長沈某某，退休后當選中國物業管理協會理事會會長，為相關單位和個人在承辦物業博覽會、提升物業企業排名、協調經營業務等方面謀取利益，單獨或者伙同他人非法收受財物1424萬余元。

和“政商旋轉門”類似，退休官員轉頭進入學會協會任職，帶去原有行政資源和人脈關系，也把學會協會變成了隱性的利益輸送通道，滋生腐敗問題。

還有一種更為隱蔽的方式是，部分學會協會人員憑借積累的人脈關系或鉆制度的空子，為他人牽線搭橋，扮演掮客并從中牟利。

腐敗手法多樣，背后成因復雜。

過去，行業協會由政府主管、主辦，人員由官員兼任，經費靠財政撥款，辦公在政府大院，存在政會不分、管辦一體的問題；或掛靠在行政機關、部門，出現“打著政府旗號”亂作為、亂收費現象，對政府治理產生負面影響。

針對歷史遺留問題，早在2015年，中辦、國辦就印發了《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總體方案》，以“應脫盡脫”原則，推動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把利益鏈條斬斷。但實際中，仍存在“形式上脫了鉤，骨子里還連著”現象。

再來看天平的兩端——“權力”和“監督”。

出于現實需要，政府部門有時會把資質管理、行業準入等事項授權或委托給學會協會。當它們手中握著企業的“入場券”，可以說就是擁有了“準行政權力”。

而監督這頭，則長期處于模糊地帶。

過去反腐的重點在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學會協會的監管主體是民政部門和業務主管部門，廉政監管職能相對薄弱。

有省級黨媒披露，該省有近7000家行業協會商會，其中全省性行業協會商會797家，只有4家設有紀檢組織。一旦出現黨員干部涉嫌違紀，調查處理只能由省級行業黨委承擔，可見該領域的監管缺位。

亂象背后，還有一個常被忽略的原因——很多協會自身也“吃不飽”。

一位商會會長曾公開坦言，當前商會協會普遍面臨活動組織難、會員發展難、負責人接任難等困境。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又缺乏行政資源兜底，一些協會試圖靠“賣頭銜”“有償評比”來維持運轉。

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浙江，行業協會商會數量超7000家。面對普遍性問題，浙江也在探索治理方式。如2023年，省紀委全面啟動行業協會商會專項整治；2024年，省民政廳專門印發通知，劃出紅線，包括嚴禁強制入會和收取會費、嚴禁通過評比達標表彰活動收費或變相收費等，并要求所有收費信息在線上平臺公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中國管理現代化研究會監察與廉政治理專業委員會理事長任建明表示，學會協會反腐，要靠制度完善、監管強化、內部治理等多措并舉。從更長遠角度看，是讓學會找準市場需求痛點，提高資源整合能力，通過提供更專業、更精準的服務，增強自身“造血”能力，從而真正擺脫對行政資源的依賴。

監管沒有永遠的“盲區”，反腐敗沒有“死角”，讓學會協會真正回歸“服務者”與“中間人”的角色，既是這場深水區反腐的初衷，也是必須抵達的終點。

來源：浙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