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出《大唐狄公案》的高羅佩，如何與中國文化結緣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4月10日專題《“旁門左道”的漢學家：高羅佩與狄公案》B02-03版。

B01「主題」“旁門左道”的漢學家：高羅佩與狄公案

B02-03「主題」高羅佩的中國記錄

B04-05「主題」一個荷蘭人如何把中國公案小說變成了全球現象

B06-07「歷史」《真事隱》“九子奪嫡”背后的“真事隱”與“假語存”

B08「中文學術書摘」民法與社會文摘兩則

撰文丨宮子

性情自從拳腳出

高羅佩對東方文化的興趣可以說是家族文化的一部分。他的祖父威廉·雅各布斯·范·古利克便在從事電氣工作的同時迷上了東方文化——雖然僅限于宗教轉世之類的傳說，而他的父親（同樣也叫威廉·雅各布斯·范·古利克）則在大學畢業入伍時加入了荷屬東印度皇家軍醫署。他的父母在荷屬東印度工作生活了12年，并在此期間生下了四個孩子，但不巧的是，就在高羅佩出生的1910年的前一年，他的父親結束了荷屬東印度的工作，全家搬回了荷蘭聚特芬。于是，高羅佩在小時候對于遙遠迷人的東亞風情幾乎只有眼饞的份。他的哥哥們不斷講述著荷屬東印度的景色，白色的墻壁，陽臺上種植的奇花異草，沖涼的長柄水瓢，乘涼的蠟染布短褲……他的父親還在當地獲得了一個“哥薩克人威廉”的綽號。這些遙遠的故事讓小高羅佩意亂神迷，然而由于父親在殖民地的工作已經結束，他便只能跟隨家人生活在荷蘭，觀賞哥哥們飼養的刺猬和蜥蜴來解悶。

轉機發生在1914年。在回國五年后，高羅佩的父親再次獲得了前往荷屬東印度就職的機會。為了安排工作，高羅佩的父親提前只身一人出發，一年之后，他在殖民地晉升為上校與軍醫署署長，才將全家搬到了荷屬東印度的首都巴達維亞。起初，搬到荷屬東印度的高羅佩并不適應東南亞的氣候，頻繁患病，不過當疾病痊愈后，小高羅佩迅速熱愛上了這塊東方的新天地。在爪哇讀小學的這幾年，是高羅佩人生中一段非常愉悅的時光。他不太能記得童年時荷蘭住宅的模樣，但是在爪哇生活過的住宅時隔若干年后仍舊歷歷在目，大花園里種植了滿滿的果樹，還有各種動物，客廳里擺放著父親收藏的印尼兵器與中國瓷器。在上學的時間里，高羅佩也迅速和當地小孩子融為一體。他身材健壯，性格合群，非常受小孩子們歡迎。同時，足球也成為了高羅佩第二喜歡的運動。

　《漫逐浮云到此鄉：高羅佩傳》

作者：（荷蘭）巴嘉迪　萬連琴

　　譯者：張凌　

版本：上海譯文出版社2026年3月

至于小高羅佩第一喜歡的運動，聽來則有些令人驚訝——那就是打架。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打架幾乎是小孩子們的一種社交方式。高羅佩雖然身材健壯，但起初缺乏技巧，經常被其他小孩子打得鼻青臉腫。于是高羅佩開始跟著當地的小孩子練習班卡西拉（一種當地武術），放學后參加比武，接受挑戰。小孩子們打架的方式非常原始，比如在小高羅佩騎自行車的時候，有幾個小孩子向他挑釁，問他這個胖子為什么盯著自己，小高羅佩也不廢話，直接停下自行車說“明天下午四點鐘，去舊城堡”。這就是約架的全過程。

無論是在漢學家還是在作家中，擁有此種愛好的人都十分罕見。童年在印尼的摸爬滾打讓高羅佩養成了一種豪爽的性格，在小高羅佩看來，打架幾乎就是一種普遍的社交方式。而當他回到荷蘭上學后，由于歐洲學校將打架視為野蠻孩子才會做的事情，因此在遙遠東方練就了一身本領的高羅佩面對荷蘭同學完全是降維打擊。當高羅佩在1923年跟隨家人回到荷蘭奈梅亨上高級中學時，他簡直看不起身邊的同學，覺得他們又不禁打，又性格保守——在談及青少年懵懂的性事時，荷蘭男生總是竊笑，而在東南亞生活過的高羅佩則認為這是一個非常自然且開放的事情。面對這種竊笑，高羅佩自然是一頓拳腳招呼。作為“校園霸凌者”，高羅佩卻并不欺負弱小。他用自己一身的格斗本領保護了一位叫作施尼特格爾的同學，這個同學由于身材瘦弱且患有兔唇而遭到嘲笑，面對此種情景，高羅佩挺身而出保護了這位同學。

高羅佩，原名羅伯特·漢斯·范·古利克。1910年出生于荷蘭，后成為漢學家以及《大唐狄公案》的作者。在1967年，高羅佩因病去世，去世前他抓緊最后的時間完成了著作《長臂猿考》，他在這本書中論述了這種中國獨有的靈長類動物與中國文化的關系。圖為高羅佩與長臂猿金佳的留影。（高羅佩家族提供）

荷屬東印度的童年經歷讓高羅佩孕育出了一種帶有原始野性的性格——這一點在他成年之后乃至從事學術研究和寫作時都會得以體現。他完全不受規則約束，隨心所向，他同時喜歡打架、足球和爪哇的皮影戲，在收集皮影戲資料的過程中對東方文化產生濃厚興趣，但他同時又不喜歡在爪哇當地非常流行的放風箏比賽，覺得那很無聊。他喜歡動物，因此厭惡打獵，但又喜歡背著父母偷偷去城里買氣槍、去叢林危險地帶冒險的刺激感。這也難怪當高羅佩回到荷蘭后，他仍舊對東方生活念念不忘。他開始學習漢語、日語、藏文和梵文，想著有朝一日再次踏上那片向往的東方。但對一個中學生來說，他似乎在這方面的精力投入過多。十五歲時，由于耗費過多時間學習中文，導致高羅佩的其他成績一塌糊涂，最終留級，用了七年時間才讀完了中學。此時，十五歲的高羅佩已經長到了1米83，身材高大，愛好古怪，熱衷于鉆研東方文化和語言，同時也喜歡喝啤酒和打臺球。面對這樣一個青少年，無論是他的校長還是父母，誰也猜不透他未來將會走向何方。

夢斷亂局無奈何

在十五歲之前，高羅佩只是對泛東亞文化感興趣，但從十五歲開始，他的濃烈興趣準確地轉向了中國文化，并且在這段時間就給自己取了中文名高羅佩——“高”代表姓氏“古利克”，“羅佩”則是在發音上接近“羅伯特”。關于高羅佩對中國文化突然產生的興趣，據說來自他在爪哇的經歷，當時走在沙灘上的高羅佩看到了路邊的漢字招牌，在華人店主的解釋下，高羅佩立刻發現漢字是一種能由單字產生無限自由組合的語言。相比于他已經掌握不少的馬來語和爪哇語，漢語明顯具有更高的難度，被這一經歷激發了好學心的高羅佩在回到荷蘭后，就一直想著花時間學習傳統中文。但在荷蘭，完全不存在中文教師，最終在高羅佩刊登了廣告后，一個在荷蘭念農學的中國留學生前來應聘，高羅佩便從此開始正式學習中文。很快，高羅佩就展現出了在語言方面的天賦。當高羅佩進入高中時，由于已經學習過中文，荷蘭高中課程中的其他語言課諸如希臘語、拉丁語、法語、德語、英語等等對高羅佩來說都變得不再困難。他在偶然的情況下遇到了荷蘭的著名語言學家烏倫貝克，后者也立刻發現了高羅佩的語言天賦，開始為高羅佩授課。1930年，高羅佩進入萊頓大學攻讀文學系和法律系，開始在大學中發揮自己的語言學天賦——以及離經叛道的天賦。

高羅佩手錄的晚清詩人樊增祥詩作。

在彼時的荷蘭，大學生們普遍過著一種波希米亞式的生活，在校園外尋歡作樂，離開宿舍搬到校外的出租屋居住都是常事，但在這批人里，高羅佩依舊是極為特立獨行的那一個。在大學時期，高羅佩選擇與一位比自己年長18歲，且帶有一個7歲孩子的寡婦同居。這個名叫奈麗·雷姆莎的女人是一位考古學家的遺孀，兩人在萊頓大學的圖書館相識，而后共同居住了五年。在這段時間里，高羅佩沉浸于古老東方的藝術收藏與語言學習，通過了中文主修和日文輔修的學位考試，完成了非常嚴肅的學術論文——然而，高羅佩的志向并不在于此。在進入萊頓大學之前，高羅佩的父母以及發掘他天賦的烏倫貝克教授都認為他會在學術中發揮自己的天賦，最終成為一名受人尊敬的語言學家，成為一名大學教授。而高羅佩進入萊頓大學的目的并非如此，他在路上看到了一則荷蘭政府頒發的荷屬東印度的培養計劃，應征者將會先在萊頓大學學習三年的中文和日文，而后再由政府出資前往中國一年，最后將會在荷屬東印度的遠東事務辦公室任職。高羅佩意識到這才是他真正想要從事的職業，不是一個書齋里的語言學家，而是“深入了解那些使用這些語言的人”，“坦率來說，比起教書，我更熱愛學習，因為缺乏成為一位優秀教授的重要素質”。這個決定讓烏倫貝克教授和高羅佩的父母都感到十分驚訝，但在誠懇的談話后，他們最終都理解了高羅佩的選擇。轉眼之間，高羅佩已經完成了大學的學業，1935年，他與雷姆莎告別，踏上了心儀已久的前往中國與日本的列車。

高羅佩繪增程午嘉，1947年春。（嚴曉星提供）

然而，此時的中國，已經不是高羅佩夢想中的那個國度了。

“哈爾濱令我感到震驚和困惑，在陰沉慘淡的傀儡政權‘偽滿洲國’里，這是一座最陰沉慘淡的城市……我住在洞穴一般的馬迭爾賓館中……從旁漠觀的則是衣著邋遢、舉止粗野的中國士兵和衣冠筆挺、態度傲慢的日本憲兵……酒吧里擠滿了粗俗的俄羅斯妓女……那些在自家花園里吟詩作賦、溫文爾雅的中國文士們在哪里？纖巧秀麗的淑女們又在哪里呢？這真是一場可怕的幻滅?！?/p>

以上便是高羅佩初次抵達中國哈爾濱時留下的記錄。很明顯，盡管高羅佩對中國文化和東方國家非常入迷，但對于當時東亞地區的緊張局勢了解甚少。他完全沒有意識到當時的哈爾濱已經成為一座被占據的城市，時隔多年之后，對東亞局勢有了更多了解的高羅佩才再一次在日記中感慨：

“隨著日本軍隊的進入，中國士紳全都南下避亂。強奸和綁架時常發生，導致留在當地的少數中國淑女足不出戶。”

在哈爾濱短暫駐留了一段時間后，高羅佩便被派往位于日本的荷蘭外交部工作。此時是1935年，日本的全面侵略戰爭即將開始，世界的戰爭局勢也變得更加緊張，而身處日本的高羅佩也即將目睹這段歷史。

古琴聲中尋知音

“1936- 02- 26：早上五點半，軍人事變爆發，高橋、渡邊等人被殺。講座結束后去了東京俱樂部，去找法比尤斯，然后同去帝國酒店?！?/p>

這是一段頗像卡夫卡日記的高羅佩日記，難以想象它記載的是對日本歷史走向影響巨大的“二·二六事件”。這一事件導致日本皇道派勢力衰落，軍方勢力大增，整個日本上下開始徹底走上法西斯道路。但對于這件事寥寥數筆的記載，確實體現出了高羅佩對政治局勢的發展并沒有太多的關心——他在日記中還記錄過不少政治事件，而這些事件看上去絲毫沒有影響他的心緒。事實上，當時的荷蘭政府對于日本局勢都缺乏關注，當日本進行海上擴張時，荷蘭當局認為相比于加強海軍法，修改法律允許蛋糕店在安息日開張、解決國內的面包需求要更加重要。高羅佩在公使館里的記錄大部分內容也都是他的語言學習、詩歌寫作、書法練習、生活艷遇以及與上級帕布斯特的矛盾不和。高羅佩在回憶二戰時期時曾表示，“對于日本將會從南邊還是北邊進攻，我們一無所知”，他認為自己的研究要遠比公使館的工作重要，并且在1936年找到了一個“出差”的絕妙理由，終于為自己爭取到了前往荷蘭駐北京公使館工作的機會。

高羅佩舊藏古琴“無名”（萊頓國家民族學博物館提供）

高羅佩在北京待的時間并不長，只有半年不到，但在這幾個月的時間里，進入北京的高羅佩感覺自己簡直抵達了文化的天堂。在抵達北京之后，高羅佩當天先見了幾個中國朋友，和一些漢學家以及公使館人員品嘗中餐，然后在下午就直奔以古玩店和舊書店聞名的琉璃廠。他在北京尋找藏文書籍學習藏語，白天品嘗北京烤鴨和其他中國美食，和友人談論書法，晚上他則待在中國茶館里，而最重要的是，在這短短幾個月的時間里，高羅佩以難以置信的精力，跟隨古琴大師葉詩夢學會了中國古琴。高羅佩對中國古琴有著近乎癡迷的情結，他在出差結束的前一天上完了最后一堂古琴課，在工作結束回到日本后，高羅佩立刻重新規劃了自己的生活。他在東京找人打造了古琴桌，在日本找到中國琴師繼續學習古琴，還向中國、日本兩地的舊書商重金搜求有關古琴的文獻。他在長崎舉辦了“中國雅樂及其東傳日本”講座，研究中國音樂對日本文化的影響，還撰寫了《琴道》和《嵇康及其<琴賦>》兩本學術專著。在古琴方面，高羅佩漸漸成了一名全能型的專家，他不僅十分看重古琴的文化含義，研究古琴所蘊含的中國文人氣質，還對古琴的技術細節深有研究，包括哪一類古琴應該使用哪一種木頭制作，琴弦使用哪一種絲以及對應的粗細尺寸，琴身應該涂什么樣的漆，所有與古琴相關的知識高羅佩都十分精通，在一段時間里，他還曾幫助中國琴師和美國漢學家維修古琴。

可惜的是，高羅佩費力搜索的中國古琴書籍以及手稿，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被日軍摧毀。當高羅佩醉心于古琴時，世界已經遍布戰爭陰云，1940年5月德國正式入侵荷蘭，高羅佩在公使館的工作量驟增，他每天負責大量文件的解碼工作，同時在間隙寫完了研究中國鬼谷子的文章。在高羅佩的日記中，他認為自己從事的那些乏味解碼工作對于自己真正的工作而言是一種“拖累”。然而，這種間隙研究的日子也沒能持續太久，1941年12月，日本對荷屬東印度宣戰，1942年3月，荷屬東印度向日本投降，公使館關閉，高羅佩跟隨同事們一起撤離日本。按照要求，每個撤離人員只能攜帶一個皮箱的物品。在收拾物品的過程中，高羅佩為了在船上解悶，隨手帶了幾本中文書。其中有一冊小開本的狄仁杰公案小說。高羅佩只是隨手將它塞進了皮箱，而且直到一年多后才翻開這本書閱讀。當時的他還沒意識到，這個中國古代的公案小說將會對他的創作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重慶三年難忘懷

1942年，在離開日本之后，作為外交部人員的高羅佩又被分配到了埃及、東非和印度等地工作。1942年11月，荷蘭外交部再次給高羅佩寫信，要求他前往蒙巴薩任職。這封信終于激怒了高羅佩，他回信表示完全不理解為什么要將自己派往這些地區，“一個被上帝拋棄的地方，能看到的只是水手、黑人和三等印度人、阿拉伯人，完全沒有文化”。他認為自己的學識應該被用到正確的地方。最終，在高羅佩提出抗議之后，外交部重新任命，將高羅佩派往了他最想去的地方：中國重慶。

1943年3月，高羅佩乘坐飛機，經由駝峰航線抵達重慶。在重慶，高羅佩終于過上了夢想中的中國式生活。他加入了大量文學社團，加入了“天風琴社”，繼續和中國人探討古琴。根據當時的外交官與學者陳之邁的回憶，高羅佩在重慶時，每次參加社交聚會都會帶上自己的古琴，“我清楚地記得，有一個炎夏之夜，我們在嘉陵江邊吃飯，眾人大快朵頤之后，高羅佩彈奏了古曲《高山流水》”。同時，高羅佩的寫作也非常有古風，他一直使用傳統的中國書面語，拒絕用白話文寫作。除此之外，高羅佩十分熱情地與中國學者們談論佛教，品茶，練習書法，下棋。沒過多久，高羅佩還在重慶找到了自己的一生摯愛——在日本侵占北京后，跟隨學生撤離到重慶的北京姑娘水世芳。兩個人在1943年的夏天相識，而后在同年的9月份宣布訂婚。對于這樁婚事，荷蘭外交部立刻表示同意，但在國內的水家遇到了很大困難。由于水世芳的父親滯留在被日軍占領的北京，無法聯系，作為代表的水家族長明確表示拒絕這個玷污門楣的婚事。最后還是中國官方出手，通過特工聯系到了留在北京的水世芳父親，對方表示對女兒的婚事完全沒有反對意見，兩個人才得以在教堂成婚。在水世芳眼里，高羅佩完全不是一個外國人，“從我們認識直到他臨終，他沒有一天斷過練字；他最愛吃‘元盅臘腸’，喜歡吃四川菜，他實在是個中國人”。

高羅佩與水世芳。

高羅佩在戰時重慶一共待了三年，對重慶的生活，他感到相當滿意。除了很多時候需要躲入防空洞避開日軍轟炸外，他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于學習中國文化和從事研究。無論是他的自傳還是私人日記，他都沒有提及中國當時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形勢，這放在高羅佩身上并不奇怪。早在日本的時候，他對待政治局勢的態度也是如此，晚年回憶時，高羅佩曾說當自己早年身處日本時，完全就是生活在“傻瓜的天堂”中，他和周圍的荷蘭人都對日本正在發生的政治動蕩缺乏敏感，而且天真地認為日本很快就會戰敗。他更多的精力還是投入到了自己最感興趣的藝術文化研究，另一部分精力則用于處理本職的日常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來到重慶后的高羅佩徹底告別了往昔處處留情的浪子形象。

在高羅佩留下的一些官方報告資料中，我們能看到他矛盾的一面。一方面，高羅佩積極地支持中國抗戰，并且敏銳地指出了一些當時中國抗戰存在的問題，“如果完全從中國人的視角來看（美國人幾乎從未聽過）……蔣介石堅信日本遲早會遭遇徹底的失敗……在日本人被趕出中國后，他必須讓自己的軍隊保持完好無損……當中國的大片領土落入日本人手中時，他不能過于賣力地抗日……實際上在抗日過程中扮演一個完全消極的角色”，他還懷疑國民政府可能與日本人達成過某種秘密協議，同時也在爭取讓美國人增加投往重慶的空軍，幫助中國抗日。但另一方面，高羅佩又是一個堅持殖民主義的人，他知道中國肯定會勝利，同時成為東亞地區的領袖，但這會對荷蘭“收復”荷屬東印度極為不利，他建議荷蘭政府增加荷屬東印度地區對日作戰的兵力，“如果我們能在荷屬東印度的戰爭中投入最多兵力，就能獲得收回權利的合理機會”。

畢竟，高羅佩是個絕不擅長政治工作的人。他是一個熱愛中國藝術和文化研究的學者，是一個將中國公案小說帶給世界讀者的作家——只有在后者的身份中，他才能感受到徹底的、無需顧忌的自由。

我是狄公誰是我

“狄公就是我”。

十幾年后，已經寫出《大唐狄公案》的高羅佩會在酒吧里喝下幾杯杜松子酒后，如此低聲對自己的朋友說道。

1943年，終于翻開那本狄公案的高羅佩在閱讀后立刻被精彩的情節吸引，他在中國多方打探有關這本書的信息，但只獲知這本書已經流傳了數百年且從未有人知道具體作者。1949年，在戰爭結束之后，高羅佩終于抽出了大量的時間，將這本來自中國的狄公案翻譯成了英文，并冒著風險私人印刷了一千多冊。據高羅佩的日記所言，他要自行出版這本書，完全是因為圖書市場上充斥著大量三流的、來自日本與芝加哥的偵探小說，他想要向讀者們展示下什么是精彩的中國公案小說。出版之后，高羅佩還聯系了一些中國和日本的作家，詢問他們是否有意愿在當下續寫狄公案，但聯系的作家都以這個題材缺乏異國情調為由表示了婉拒。既然沒人愿意續寫，那么高羅佩便只好親自動筆。

高羅佩繪贈金問源，1945年春。（嚴曉星提供）

1950年，高羅佩寫出了《大唐狄公案》的第一本書——《銅鐘案》。從此開始了《大唐狄公案》系列的創作。在中國公案小說所塑造的狄仁杰身上，高羅佩無疑找到了許多情感共鳴，其中包括打破了眾人對他考試中舉的期望，喜歡打破循規蹈矩的模式，另外還有相貌英俊、身材高大、有著一身很不錯的拳腳功夫?？梢哉f公案小說里的狄仁杰就是高羅佩想要塑造的自己。在狄公案的創作中，高羅佩可以放下所有的束縛，自由自在地探討禪宗佛教，談論對古代生活的看法，自由運用他淵博的中國文化知識，不必再擔心外交部的政治俗務。在1959至1967年間，高羅佩創作的狄公案在荷蘭大受歡迎，他也因此成為了知名的作家（此前他只是一個在學術界眼中不入流的漢學家），后來狄公案一度在圖書市場上消失，直到20世紀70年代，再版的狄公案再次受到了讀者歡迎，也讓人們重新認識到這個奇特的作者。

作者/宮子

編輯/張進

校對/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