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鄉愁與生命意識——讀郭杰《月光下看海》斷想 | 孫悅

一、建立在移民精神圖譜上的詩篇

當代詩歌是落寞的，同時也是喧囂的。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建設成為社會中心。消費主義的狂歡洪流、互聯網空間的過剩信息，引發精神的集體虛無，也讓詩歌的聲音趨于邊緣化，似乎“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文學從來無法脫離時代的精神圖景而孤立生長，新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精心雕琢卻沒有靈魂的詩歌，仿佛成了字詞的迷津游戲、句子的分行儀式，遠離了個體對自我生命細節的觸摸與省思，也遠離了切真的詩情。

作為深圳文學譜系中不應忽視的書寫者，詩人郭杰以詩歌的“慢”抵抗信息的速朽，以語言的“靈”尋覓著個體生命的褶皺與光彩，在鋼筋森林與潮汐漲落間建構起獨特的審美坐標。在詩集《月光下看海》中，郭杰撫摩日常，思念故鄉，憑吊古跡，也守望桃源，建構起了自己的詩歌風格。其詩既是對私人日常經驗的誠實記錄，亦是對城市精神空間的詩意重構。

值得注意的是，詩集收錄了200首詩歌中，僅有3首創作于20世紀末。即1984年的《一枚羽毛》、1985年的《風中寄語》以及1992年的《告別春天》，而其他197首全部寫于21世紀。尤其在2023年，郭杰爆發式地寫下了134首詩。正如他在《月光下看海·二十歲的夢想》中自白：“六十歲了/當我不再夢想成為詩人/當我滿目滄桑/我卻思如泉涌/天哪，我居然寫下/那么多奇怪的詩/關于昆蟲、宇宙和愛情/有時自己也不敢相信。”他似乎在冥冥中踐諾四十年前的那個夢。

這種創作密度的時空分野，也似乎暗合了郭杰南下的生命轉折。他正是在1998年赴深圳大學任教。深圳的移民特質與創新基因，既賦予其詩歌流動的開放性，又沉淀出對精神原鄉的執著凝視。他在《夕陽下的紅樹林》說：“夕陽/從銀白到金黃/從金黃到橘紅。/海灣灘涂/像開裂的明鏡。/有水之處/閃耀著霞光/無水之處/隱藏著鳥聲。/一切都在積蘊/溫度和食物。/紅樹林/那綠色小型叢林/吸收陽光/吸收海水。/為遠道而來的/黑臉琵鷺和紅嘴鷗/支起碩大的帳蓬。/翩翩群飛的候鳥/演繹鄉愁軌跡。/遙遠的三江平原/那是曾經的棲息地/此刻正飄舞/今年第一場大雪。”

該詩語言雋永，回味悠長，以凝練詩語勾勒出深圳紅樹林的生態圖景。字里行間卻生長著更深層的文化根系。在深圳這座移民城市里，多元的文化建構起特殊的文化空間。深圳文學特有的移民氣質也正源自于這種流動的文化空間。詩人既承受著作為“外來者”的異鄉體驗，又沐浴在“深圳人”的認同暖流中。這種雙向拉扯的精神張力，就構成了深圳文學極富魅力的敘事磁場。詩人在群飛的候鳥身上捕捉到遷徙者的隱喻——他在遙望記憶中的三江平原及其大雪時，也在追蹤著現代人精神遷居的軌跡。這種雙重凝視幾乎貫穿了他的全部書寫。詩集中還有《紅樹林》《大沙河的中秋》等詩，從詩名也能窺見鮮明的城市地標。而這，正是深圳賦予其詩歌獨特的城市光暈。

由此可見，郭杰跨越四十年的堅韌創作，是個體心境的真摯流淌，也折射了一個時代的光影變遷。它與深圳這座城市崛起的同步性，讓我們不得不把這些詩篇視為記錄中國當代城市文明演進的精神檔案，建構起了屬于這座移民城市的獨特詩學。

二、城市“鄉愁”與精神歸鄉的雙重凝視

詩歌始終是人類情感深處最隱秘的圖像。而“鄉愁”，這一既私密又共通的情感體驗，從來就是這一精神圖譜中最打眼的主題。從魯迅筆下的紹興水鄉、沈從文塑造的湘西邊城，到余光中折疊海峽的“船票”、宋之問怯問來人的“近鄉情”，皆從不同的美學路徑，指向了對人類精神棲居地的永恒叩問。

郭杰，這位來自江蘇徐州的詩人，自學生時代便長年客居各地，其創作軌跡本身便構成了一部遷徙者的詩學檔案。詩人常遠游，作有《巴黎》《歐羅巴隨想曲》《九寨溝》《青海湖》等游記詩，后又長居嶺南，遠離故土。因此，在他的詩歌創作中，“鄉愁”始終是重要的書寫主題，其筆下的“故鄉”也尤為動人。

《故鄉的歌》便是一首感情激越的長詩：“用手觸摸/用腳步丈量/用力呼吸/故鄉的一切。/火車站雨夜的汽笛聲/喚醒一個孩子的夢/走上天橋看火車/看不盡遠去的軌跡。/遠方是路/是不停的腳步/遠方是夢/是夢后的滄桑/遠方是雨夜的汽笛聲/是車窗外飛逝的風景/遠方有無邊的玉米田/和田埂上抽旱煙的農民/遠方有稀落的黃土窯洞/和窯洞旁停靠的馬車/遠方有軍營的號聲/起床集合出操熄燈/遠方有更遠的航線/飛過浩瀚的冰雪和海洋/遠方有繁華都市的喧囂/也有森林和田野的綠影/遠方是遼遠的地平線/遠方是一本大書。”

雨夜汽笛、天橋鐵軌、玉米田埂、黃土窯洞......這些碎片化的記憶符號，蒙太奇式的意象拼貼，把故鄉被編纂成一部游子的精神史詩。在即將遠行的孩提時代，詩人眼中的“異鄉”承載著無邊的希望、無限的可能。對于跟隨時代潮流紛紛遷居都市的當代人來說，這曾是一種共通的生命感知。可是20世紀末至今，我們已經離開故鄉太久、太遠了。詩中“遠方”的復沓呈現，正是對現代性遷徙浪潮的隱喻。當城市化進程將無數人推離故土，郭杰卻不愿遠離自己的精神根脈和地方經驗。他在書寫中反復描摹記憶的細枝末節，進行“精神歸鄉”。通過詩歌的呼喚，人與土地的情感聯結重新生發出來，成為了我們精神圖景中不能折斷的無形絲線。這種故鄉情結，也事實上成為了每一位移民內心中強有力的羈絆，讓他們不至于遺忘來處，也不至于迷失歸途。

他在《故鄉之戀》中有過這樣的真摯表白：“從山海關之東/到嘉峪關之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從嫩綠的春天/到金燦燦的秋季/一棵麥苗/結出許多麥粒。/從天到地/從云到雨/從氣體之氤氳/回歸蕩漾的液體。/從我的生命中/一眼望去/整個世界只是背景/除了你還是你。”

如果說《故鄉的歌》以具體的意象鋪陳鄉愁的廣度，那么《故鄉之戀》則通過凝練的時空架構，抵達了鄉愁的哲學縱深。“從山海關之東，到嘉峪關之西”的空間跨度，“從嫩綠春天，到金秋麥浪”的時間循環，最終坍縮為“整個世界只是背景，除了你還是你”的存在主義式的宣言。在遼闊的空間和輪回的時間里，在這天地之間、云雨變幻之中，對于個體稍縱即逝的生命而言，任憑世界何其浩瀚，都不過是無意義的背景。唯有那小小的結著麥粒的故鄉，占據了詩人的全部視野。她比時間更長，比世界更大。這種將故鄉抽象為生命本體的書寫策略，令鄉愁超越了地理意義上的懷舊，升華為個體對自我生命存在的終極叩問。

而這種屬于移民群體的鄉愁敘事，恰是當代城市詩學的核心內容，也是一個時代的癥候。在浮萍無根的隱痛中，郭杰通過詩歌回望時間的長河，抓住了自我生命的堅實根系，也重建了這個時代的精神廟宇。

三、對古典詩魂的現代轉譯

汪曾祺說，中國人對自然美有一種獨特的敏感。歷史長河里浩如煙海的古典詩詞，所用自然意象的數量蔚為壯觀。詩人們或是借自然景物表達個人的思想情趣，或是創造了一個個詩意的居所，千百年來指向中國人共同的精神家園。

郭杰對自然意象也格外青睞，諸如夕陽、黎明、露水、晚風、日月、星辰、風雪、河流、鳥獸、大海、樹木等。他對自然景物的描繪，筆觸細膩，使其如畫卷般徐徐展開：“乳白色薄霧/彌漫秋山/恍若一簾紗幕/山色如黛/環繞片片田野。/沉甸甸的稻谷/伸展四方/遠處河水宛轉/向天邊流去/岸邊樹木稀疏。/幾間村舍錯落/白墻黑瓦/已是炊煙裊裊/池塘里鴨群游動/泛起了漣漪。/輕陰薄霧中/高鐵疾駛而過/在我腦海里/留下美麗的畫面/匆匆一瞥。”（《月光下看海·美麗的田野》）

然而，在寫景的同時，將抒情與哲理融為一體，才是中國古典文學最為獨特的寫作景觀之一，也是中國文化精神中獨特而強烈的生命意識的集中體現。譬如蘇軾在《赤壁賦》中有“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的達觀；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中，也有“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千古詰問。宇宙深邃而無垠，時光漫長而無涯，與之相比，人類不過是一葉稍縱即逝的扁舟。只是詩人們有幸用一雙細敏的眼睛見證了那輪永恒的明月罷了。這樣獨特而通透的生命意識，借由代代相傳、千古流芳的文字，深深烙印在中國人普遍的精神圖譜中。

郭杰筆下，也有這樣令人觸動的詩篇：“我這微弱生命/與浩渺無垠的宇宙/轉瞬間融為一體/頓時感到/驚訝、敬畏/甚至帶有幾分顫粟”（《駛向北極》）；“而今/我來到這里/一個/微末生命/向蒼茫宇宙/致以深深敬意”（《寫在老黑山火山口》）。車窗外壯麗的星辰，蘊含奇跡般力量的火山，飛越千年的古老隕石，都讓詩人敏感的心靈為之戰栗。為之戰栗，卻并不自慚渺小。他總是在詩歌中張揚著人的尊嚴，肯定著人的價值：“無盡的銀輝/彌漫于天地之間/也未曾/讓你相形見絀/讓你自慚螢火渺小/讓你褪去生命的歡顏”（《螢火蟲》）。他在《生命》一詩中還領悟到：“帶著自己的哭聲到來/帶著別人的哭聲離開/生命之短暫仿佛瞬息/生命之渺小猶如塵埃/但世界上每一個生命/都閃耀出星辰的光彩/無論銀河是多么浩繁/心弦的獨奏無可替代”。這兩首詩都直抒胸臆，幾乎不事工巧，卻傳達出一種直抵本質的真理：那些轉瞬即逝生命，那些卑微細小的存在，依然有歌唱的權利，依然有歌唱的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在詩人的身份之外，郭杰亦是學者。他主攻中國古典詩歌藝術與詩學理論。他對古典詩歌美學觀念和思想意識的接受，也無處不在地反映在了創作中。“詩言志”是中國詩歌自古有之的精神脈絡，孔穎達則進一步提出，“在己為情，情動為志，情志一也”。“言志”與“緣情”并無本質區別，通過抒情而言志，使情志合一，才能體現出詩歌真正的精神力量。這與郭杰的創作傾向頗有同感，其詩往往發源于個人細小隱秘的情感，卻走向更廣闊高遠的精神境界。譬如《月光下看海·序詩》，應是詩集的詩眼之一：“我不過是匆匆過客/偶爾瞥見百花園中風景/眺望靈感遠去的背影/像眺望漸隱西山的夕陽/在晝日碌碌奔波之余/留下一片片零落的詩行。”一種人間過客的忽然傷感，一種青春遠逝的隱秘遺憾，都在詩語中得到了表達。

正因如此，在詩集的同名詩歌《月光下看海》中，“我”才能親近那怒濤萬丈的大海，讓個體的渺小心靈與廣博的自然情景交融，進入“天人合一”的深邃境界。這種博大深沉的對生命的省思，是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心理特征。詩人通過這樣的感性體驗和理性思索，實現了生命意識的暗流與當代詩歌長久共振，并完成著古典詩魂的現代轉譯。

四、生命褶皺與光彩的詩性表達

法國象征主義詩人阿瑟·蘭波留下過“生活在別處”的著名宣言。但終其一生，蘭波都在他鄉尋找“別處”。因不可抵達的理想，他的人生注定是悲劇性的。然而，他的詩歌有著別樣的光彩，卻是以割裂了“此處”的生活為代價的。

中國當代詩人中，海子身上也有著蘭波式的獨特氣質。他在詩歌中反復書寫“遠方”，“我是遠方的孩子/給你帶來遠方的祝福”（《小站·高原節奏》），更有“目擊眾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遠在遠方的風比遠方更遠”（《海子的詩·九月》）。在這些詩篇中，遠方是不可抵達的理想，然而，就在臥軌自殺的前一年，海子在西藏寫下了那首名為《遠方》的詩：“遠方除了遙遠一無所有/遙遠的青稞地/除了青稞一無所有/更遠的地方更加孤獨/遠方啊除了遙遠一無所有/……/這些不能觸摸的遠方的幸福/遠方的幸福是多少痛苦。”海子最終發現，遠方不是“春暖花開”，而是荒蕪的、一無所有的，乃至幻滅的。臧棣認為，這首詩體現了海子最根本的世界觀，也反映了海子對“幸福”所做的一次“自我矯正”。顯然，第三代詩人在80年代初興起，他們厭倦了脫離生活的高言大志，主張詩歌回歸世俗生活、私人經驗。當然，駱一禾曾明確指出，詩的任務并不止于對日常經驗狀態的描摹和呈現，更重要的是揭示日常經驗狀態下人的精神內質和精神結構。確實，只有當詩人面對個體生命的光彩與苦難，向內求索“與我有關”的精神深處，才能發掘出一種具有人性氣息的詩性。

日本作家岡本加乃子在小說《老妓抄》的終章里，摘錄了一首“足以管窺老妓心境”的和歌：“我心中的悲哀啊，年年漸深，而我的生命，越來越繁華光彩。”既無陌生化的矯飾，也無意象的迷宮，寥寥字句中，對時光的感傷與眷戀，對生命的渴望與熱情，尤為動人。

郭杰的不少詩歌，讀來也是如此。正如他自言：“詩是在生活的長河里卷起的浪花，是在生活的大樹上結出的果實。一個人的生活、一個時代的生活、一個民族的生活，帶著酸甜苦辣、喜怒哀樂，在內心深處煥發出瞬間的感悟或持久的激蕩，心潮澎湃，不能自已，借助于某種形式和技巧的語言流淌而下，自然就形成了詩。換言之，生活是詩的源頭，情感是詩的河床。”這一詩歌觀念與其作品的美學氣質是高度一致的。他的詩歌是個人化的，甚至是細小、瑣碎的。午后陽光、山雀午餐，都能引發詩情。然而，其抒情從不空洞，因為始終關乎此地的事物，關乎此時的感受。可以說，他寫下的是靈魂的遭遇。

郭杰曾被余秀華的詩歌所打動，寫下過《詩的震撼》。事實上，余秀華正是生活的詩人，她詩歌的天真與靈氣，發自質樸、纖細的詩心。扎根苦難的生活，記錄細微的感受，才能寫下這樣好的句子：“巴巴地活著，每天打水，煮飯，按時吃藥/陽光好的時候就把自己放進去/像放一塊陳皮。”（余秀華：《搖搖晃晃的人間·我愛你》）郭杰也和余秀華一樣，也在生活的細枝末節照見真實的自我。他說：“詩呢，不過是個人心中幾層微瀾，漾出文字的波光。”（《月光下看海·訪友不遇》）

詩人從個人經驗中生發出來的感悟，卻喚起他者共通的生命感受，這也讓我想起了錢穆之語：“我哭，詩中已先代我哭了；我笑，詩中已先代我笑了。”尤其難能可貴的是，郭杰詩篇的舒展美，并非源于辭藻的雕琢，也無關形式的工巧，而是因為詩人在個人的生活日常中尋覓著真正的詩性。詩人以敏感的目光觀察著“與我有關”的萬事萬物，生發出所見所聞、所思所感，或是一剎而過的念想，或是一時涌現的情感，或是忽如其來的回憶，甚至倏忽而逝的幻夢，心中細響，筆下便留聲。

正如詩人所言：“詩人的生命是短暫的，生命的詩歌是永恒的”（《月光下看海·陶淵明印象》）。郭杰的詩歌正是其心靈與所生活的土地有著密切聯系的證明，因而確乎是生命的詩歌了。創作詩歌四十年，郭杰見證著物質文明的狂飆突進，卻以守望者的姿態，為精神荒原留存著返航的坐標。他純粹而自然的詩心，就尤顯珍貴。我們也相信，這種既張揚著當代詩歌的南方氣質，也為城市提供了靈魂的詩篇，就不失為一種可傳之作。

（作者孫悅，深圳大學人文學院現代文學專業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