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百萬件故宮文物南遷幕后

1937年11月19日，戰事緊逼，故宮博物院緊急接洽船只，從南京搶運4081箱文物，即刻運往漢口。故宮的工作人員，被臨時通知負責押運，匆匆登上汽車，趕往碼頭。

這些文物起初是從1933年開始從北平運往南方的。當時日本人已經攻陷山海關，逼近平津。全面抗戰爆發后，故宮文物又從南京西遷，運往西南大后方。歷經顛沛流離，直至1947年，文物還歸南京。其后，一批文物遷往臺北，多數返回北京故宮，其中約十萬件至今存放在南京庫房。

故宮文物南遷史，是抗日戰爭中一段不平凡的文物長征。在極端危險、顛沛、貧困的處境中，故宮工作人員及其家屬，奇跡般地保存下了一百多萬件故宮文物，其影響持續至今。

這段歷史重新受到關注，是近20年的事。當事人的回憶錄陸續出版，研究成果逐漸面世，集大成者，是不久前出版的《國家記憶：故宮文物南遷史》，作者為故宮博物院第五任院長鄭欣淼。他爬梳史料，糾正了不少歷史訛誤，也厘清了不少史實。

“經歷了戰火和顛沛流離，千山萬水，跑遍大半個中國，這段經歷賦予了故宮文物新的價值。”鄭欣淼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如果沒經歷過南遷，人們對故宮文物的認識，可能是不同的。”

1938年，從漢中至成都，無橋可通時，由木船載運裝著文物的車輛渡河。本文供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倉皇離宮日

1933年2月5日深夜，北平城在嚴寒中沉睡。警察局的電話打進故宮，說外面已經戒嚴。隨后宮門打開，一隊隊車夫推著板車，靜悄悄地出了宮門。北京城的大街上幾乎沒有車輛，在警車護衛下，裝著木箱的板車隊直奔北平西站。2118箱故宮文物，包括《四庫全書薈要》、歷代書畫珍品，即將踏上未知旅程。

負責押運的故宮工作人員那志良坐在警車上，看著空曠的街道，心生悲涼：“除了車輛之聲外，沒有任何聲音，沒有人說話，也沒有人唱歌，有非常凄涼的感覺。”

為了這一天，故宮已經準備近半年之久。前一年夏天，日軍入侵熱河后，華北危急。故宮文物要不要南遷避險，激辯持續半年。有人堅持故宮文物與北平不可分離，有人擔心文物外遷會動搖人心，也有人從實際出發，擔心遷移會使文物受損。很多社會名流都質疑遷移文物的動議。北平政務委員會甚至提出，拍賣故宮古物，購買五百架飛機，所幸被及時否決。

一時間，故宮文物向何處去，成為輿論熱點。

最終，炮火做了決定。1933年1月，日軍攻陷山海關，平津門戶洞開。行政院下達電令，命故宮迅速啟動文物南遷。裝箱持續3個多月，裝箱主持者莊嚴和那志良參考景德鎮運瓷器的方法，總結出“穩、準、隔、緊”四字箴言，用棉花、紙、稻草逐層包裝，塞緊在木箱里。后來南遷途中，車輛曾在山路上撞車，文物箱翻滾直下，但文物竟分毫未傷。最棘手的還不是瓷器或書畫，而是看上去最為瓷實的十面戰國石鼓。歷經兩千多年，石鼓表面起皮，石皮與鼓身若即若離，如果受壓脫落，石皮上的古文字就不復存在。一位京城收藏家支招：浸濕高麗紙，塞進石鼓裂縫，以作支撐，再用薄棉花包上四五層，接著糊糨糊、捆麻繩、貼綿紙，裹三四層棉被。扎緊以后，每個石鼓都“胖”了一倍多，最后裝箱封死。

就在第一批文物起運之前，多名負責押運的故宮人接到神秘信函，恐嚇他們放棄押運，否則將遭不測。流言也隨風而起，說沿路埋設了炸彈。直到此時，故宮文物的動向，依然牽引著輿論。

南遷分五批進行，全程軍警戒嚴。至1933年5月全部運離北平，包括代管文物，共計19492箱72包8件。文物首先運抵上海，存放在法租界。3年后，南京朝天宮的新庫房建成，文物箱又溯江而上，遷往新址。

誰也沒想到，這只是文物長征的短暫前奏。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29日，北平淪陷。8月13日，淞滬會戰在上海打響，次日，第一批朝天宮庫房里的故宮文物便撤離南京，距離入駐不到一年。

離開南京之后，文物兵分三路——南路走長沙至貴陽，中路溯長江至漢口，北路越秦嶺至寶雞。搶運南京文物，是在日軍轟炸間隙冒死完成的，上路后，每路都有專人負責，配備武裝護衛。但兵荒馬亂之中，無人能保證平安抵達。

1933年，行政院關于南遷文物起運的密令。

南渡西遷時

三路之中，北路走鐵路，中路走水路，南路坐汽車，各有各的兇險。雖然西遷命令是政府做出的，但戰時事務繁雜，文物只能位居其次。西遷的經費、船只、車皮全都沒有，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等人四處運作，才勉強籌齊物資。

中路文物規模最大，超過9000箱，占總數近半。文物輾轉漢口、重慶、宜賓等地，一路與炮火賽跑，最終落腳于四川樂山郊外祠堂眾多的安谷鄉。從宜賓到樂山的最后一程，水漲船高，一條木船紡繩突然斷開，失去方向。船被急流裹挾，急沖直下，船上的人大喊救命。神奇的是，漂流一段之后，船竟斜向岸邊沖去，在沙灘中擱淺。

虛驚一場，人們不禁感嘆：古物是有靈的。

南路文物同樣生死一線。這批文物本計劃駐留長沙，準備在岳麓山愛晚亭旁側開鑿山洞安置，但日軍從江蘇逼近兩湖，文物只能再度西遷至貴州。文物離開長沙兩個月后，日機轟炸長沙，夷平了曾存放南路文物的湖南大學圖書館，愛晚亭一帶也遭到定點掃射。故宮的人與文物，都與死神擦肩而過。

“南路文物數量最少，但都是精品。”鄭欣淼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南路80箱一共3200余件文物，是各箱中提取的優等品。其中八箱書畫，包括五代以前全部作品、宋元明清代表作和宋元孤本，共700余件，是當時故宮所藏存世書畫的精品。

北路文物由火車運輸，從南京先抵達寶雞，駐留寶雞不到一個月，潼關戰事吃緊，文物開拔去往漢中。此行可能是整個南遷途中最艱險的一段。文物乘坐汽車，翻越白雪皚皚的秦嶺，雪深幾尺，山路被埋，看不清道路。那志良后來回憶，汽車輪胎掛著鐵鏈，在白茫茫的路上行走，不時遇到深坑，撞到大石。

一年后，寶雞遭遇轟炸。原本準備長期儲存文物的窯洞，被炸塌半邊。故宮文物一路避開轟炸，如有神助。重慶的幾個倉庫，文物搬出不到一個月，被炸毀；漢中文廟的文物搬走12天，空房被炸；成都的文物剛搬走一周，春熙路幾乎被夷平。馬衡感嘆，奇跡無法解釋，“只有歸功于‘國家的福命’了”。

鄭欣淼注意到，故宮文物西遷的兩年中，文教機構也集中西遷。“他們一起輾轉奔走在艱難的西遷路上。歷史創造著機緣。故宮南路和北路文物的護送隊伍，就曾邂逅后來西南聯大、西北聯大的兩支師生隊伍。”鄭欣淼寫道。

鄭欣淼頗費周折，找到1938年出版的第一期《西北聯大校刊》，發現一個名為徐世度的人的工作日記。日記記載，他作為西安臨時大學工作人員赴漢中尋覓校舍時，遇到了故宮人，那志良等人為他提供了交通、住宿方面的不少幫助。當故宮職工受傷時，西北聯大的醫學教授也伸出援手，為其做了手術。

鄭欣淼 圖/受訪者提供

山野守寶人

故宮文物西遷，并沒明確目的地，隨戰事變化，故宮人不斷尋找新的安置點。故宮文物加上代管文物，總計1.9萬箱，南路80箱存放于貴州，先在貴陽，后到安順華嚴洞；其余都存放于四川樂山與峨眉。峨眉文物存放在鄉間宗祠，樂山征用了6座祠堂和一座寺廟。

從1937年8月西遷，到1939年下半年，歷時兩年，1.9萬箱文物終于結束漂泊，在川貴三地棲身。

文物有了暫安的家，守護者的生活才剛剛開始。

當時，馬衡在重慶，任故宮總辦事處負責人。下設安順、樂山、峨眉三個辦事處，分別由莊嚴、歐陽道達和那志良負責。文物安置地都在窮鄉僻壤，條件艱苦，常常屋頂漏雨、蚊蟲肆虐，且交通閉塞，這群知識分子卻在苦境里創造出一片文化天地。他們寫詩、作畫、調查古跡、研究學術，保持著文人的精神生活。

對于當時山野守寶人的生活狀態和精神世界，鄭欣淼頗有興趣。“當時不知戰爭何時結束，是什么支撐著他們的精神？正是這些詩詞唱和、讀書論道，以及養兒育女、家庭生活，支撐他們保持精神不垮。”鄭欣淼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新思路的產生，讓這些“邊角料”都成了有意義的歷史材料。

戰爭期間，守寶人的生活物資極度匱乏，簡直一貧如洗，有時只能用辣椒粉和鹽水調拌糙米果腹。最令人揪心的，是親情的割裂。那志良老父留在北平，戰時匯款中斷，他多次向馬衡請求回北平，未獲批準。但馬衡隨即寫信給留守北平的故宮總務處處長張庭濟，讓他變賣馬衡自己家中的物件，籌款接濟那父。直到那志良父親去世，父子再未相見。

“馬衡不是冷血上司，他在戰亂中必須做出最艱難的選擇。”鄭欣淼說，“這種兩難，我們今天很難體會。”

馬衡本為金石考古學家和書法篆刻家，是一名純粹的學者，然而在南遷之中，遇到的所有繁雜事務——籌措經費、申請物資、勘察山洞、考察庫房、后勤保障等等，都需他親力親為。此時，故宮正從純粹的學術職責，轉變為戰時安全運輸、保管文物的職責。“事實證明，故宮很好地完成了工作任務、工作方式的轉變。”鄭欣淼說，“作為一位純粹學者的馬衡院長，首先完成了這種轉變。”

歸途與分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山野中的國寶，終于平安度過戰火年月。隨后，國寶踏上東歸路途。歷時一年多，三路文物先集中到重慶，最終回歸南京。

但和平的希望很快破滅。1948年秋，戰局變化，文物面臨新的抉擇。

1948年11月10日，故宮理事會在南京召開談話會。窗外梧桐葉落，室內氣氛凝重，沒有多少爭議，理事會決定，精選部分故宮文物運往臺灣。一個多月后，第一批772箱文物啟程，南路80箱精品均在其中。

“馬衡院長不同意，但無可奈何。”鄭欣淼說。1948年6月以后，馬衡一直在北平，處理故宮本院事務。南京數次來信，催他南下，并命他精選故宮本院文物，準備遷臺。但北平地下黨已經與馬衡取得聯系，請他阻止北平文物外流。最終，馬衡拒絕赴臺，也沒有運走任何一件北平文物。

三個月內，南京文物分三批渡海，存放于臺中北溝，達15年之久。其中故宮文物597556件，約占故宮南遷文物四分之一。直到1965年，文物遷入臺北新建的一座博物館，成立臺北故宮博物院。

留在大陸的故宮文物，則于1950年、1953年、1958年三次運抵北京，回到紫禁城。最晚抵達的一批，距離京之日，已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

三次北返之后，還有2211箱文物存放于南京朝天宮庫房。“由故宮妥封編號，安排點交寄存，待后運回北京。”鄭欣淼寫道，“飽經滄桑的南京保存庫，繼續守護著兩千多箱南遷文物。”

鄭欣淼根據檔案資料確證，朝天宮現仍存故宮文物2176箱104735件，絕大多數為瓷器。他列出了詳細清單，比如，康熙款各類瓷器32297件，其中青花瓷9663件，雍正款瓷器18264件，乾隆款瓷器33947件……此外，還有銅佛、折扇、如意、玉器、象牙等其他文物4209件。

這是故宮文物南遷留到今天的一個尾巴。幾十年來，曾有過多次讓其回歸故宮的動議，但尚未實現。

整個南渡北歸的過程中，文物有過幾次受損，但與總數相比寥寥無幾。比如，在寶雞卸車時，轉運汽車與機車相撞，一箱黃瓷大碗和鐘表玻璃罩被震碎。警衛手榴彈意外爆炸，炸碎一只瓷碗，一只瓷瓶瓶口受損。在幾次遇雨滲濕、翻車和肩運失墜事故中，也發生少量瓷碗、瓷盤破損，銅鼎足破裂等情況。

而在北平故宮本院，日本侵略者最嚴重的劫掠，是銅缸和銅路燈亭。日軍在大潰敗前夜，大肆洗掠銅器，用于熔化后制造槍械武器。故宮共有66只銅缸、91件銅燈亭被劫走。而并未南遷的故宮文物，平安保全直至抗戰勝利。淪陷時期，故宮堅持修繕文物，并開放給民眾參觀，8年間，一共迎接了196.6萬人次觀眾。

上圖：1933年3月，南遷文物在故宮裝上木箱。

下圖：1938年，裝載文物的軍車駛過四川廣元城外川陜路旁的千佛崖。

人民的文物

景山附近一座四合院里，西廂房地面上，碼放著一堆堆半人高的書報資料。兩臺巨大的顯示器幾乎占滿桌面，鄭欣淼俯身其間檢索資料。歷時四年，他在小屋里寫完《國家記憶：故宮文物南遷史》。

鄭欣淼著《國家記憶：故宮文物南遷史》圖/受訪者提供

書架上數百本關于故宮的著作，是他幾十年來積累的研究資料。更多的資料在書屋之外。數年間，他在各地檔案館中收集一手資料，填補處處空白。他還前往臺灣，尋訪文物遷臺后的幾處落腳點。

后半生，莊嚴回憶故宮歲月，寫下《前生造定故宮緣》，那志良也寫了《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均在大陸出版。2005年，那志良的兒媳王淑芳渡海來到北京，將150多件那志良保存的南遷資料捐給北京故宮。親歷者都不愿讓歷史湮沒。

但對于高層的決策，以往所知不多。鄭欣淼完整查閱到1937年至1945年間故宮理事會的會議記錄，重現了文物南遷背后的高層博弈過程。

爬梳檔案過程中，他糾正了不少歷史訛誤。譬如，南遷中由故宮代管的10面石鼓，本屬于國子監，北返后如何歸藏于故宮，曾眾說紛紜。鄭欣淼還原出完整的證據鏈，證明石鼓1950年便由文化部撥交故宮。

“這本書里，要說我的貢獻，首先，我通過史料糾正了不少錯誤，厘清了很多史實；其次，我有一個新思路，關注故宮人在南遷途中的精神狀態，記錄下他們的詩情畫意和生活雅趣；再次，我也關注到南遷途中故宮與地方及其他機構的互動。”鄭欣淼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些都屬于查找和運用資料的問題。”

這項研究工作肇始于20年前。2005年，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鄭欣淼計劃寫一篇紀念老院長馬衡的文章，為此尋訪檔案，打開了一個歷史的寶盒。在他的推動和參與下，故宮文物南遷史逐漸從少人問津變為學術熱點。

故宮文物南遷，不僅是一段故宮史和文物史，實則對于中國人文物觀念的建立也有重大影響。

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文物觀念尚未深入人心，現代考古學、文物學、博物館學剛剛引入。當時，一個頗有意味的爭議是：作為清代皇宮的故宮，是否值得被保護？清王室舊藏的器物，是不是封建社會的遺存？保護故宮，是否有悖于反封建的宗旨？

當上萬箱文物踏上艱難征途，它們的意義開始變得不一樣了。其中700余件文物還曾漂洋過海，赴英國展示中華文化。戰爭結束，當文物重返故宮，幾乎已經沒有人認為它們屬于清宮，而是屬于國家，屬于民眾。由此，現代文物觀念得到了飛躍式的普及。

“故宮博物院成立，將清宮舊藏變為民族的文化財產，解決了所有權的問題。文物南遷則進一步將它上升到文化命脈的問題。”鄭欣淼說，“在這個過程中，人們更多地把這些文物與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與國家的命運相結合，不斷強化著它的國寶意義。”

留在大陸的馬衡，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長達19年，至1952年卸任，三年后病逝。歐陽道達則終身投身于宮廷古文獻研究。故宮南遷功臣中的莊嚴、那志良、吳玉璋、梁廷煒等，自1949年隨文物赴臺后，再未返回大陸。

20年前，鄭欣淼第一次前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搜尋故宮文物南遷檔案，當他翻開一頁頁卷宗，往事突然活了過來。他激動難抑，寫下一首詩：“紙上猶聞殺伐聲，八年典守鬼神驚。劬勞踵頂西遷記，禮敬心香馬叔平。”20年后，當他完成《國家記憶：故宮文物南遷史》這部全景式著作，這首小詩，依然是最好的總結。

發于2026.4.13總第1231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南渡北歸：解密故宮文物南遷真相

記者：倪偉

編輯：楊時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