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宋子文是如何聯系上毛澤東的？

張學良與宋子文關系極佳。

1936年西安事變的解決，除了中共的作用外，宋子文的功勞也不少。宋子文之所以能起作用，就是因為他與張學良之間個人關系親密，且兩家算是世交。

這不僅體現在西安事變中，在西安事變的國共秘密溝通中也曾發揮過作用。1936年初，蔣介石令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找毛澤東聯系，想止戈抗日。宋子文與毛澤東并沒有交往，想聯系也無特殊途徑，只好派人直接去陜北找中共。

可是，宋子文派人如何找到毛澤東呢？

他的辦法就是找在西安的張學良幫助。

由此，張學良后來有一段這樣的口述回憶：

“財政部曾派一專員持公函來西北總部見我，并出示孔庸之致我的私函，請我幫忙此人要到‘匪區’去調查經濟狀況。我十分詫異，再三詢問，該員不肯吐實。我說你如不肯明白說出真情，決難獲得通過。彼不得已說出真實任務，是要向‘共匪’有所接洽。我亦將曾同上海某人未談出要領的詳情告訴他。彼言，上海之人，恐是不能負責，彼必將此事傳達‘匪方’。我遂令王以哲將彼送入‘匪區’。

當彼返回時，告訴我說，彼之接洽有相當的眉目。

‘共匪’在此時際，先后將俘我之官兵，陸續釋回。并聲言不再敵視東北軍，因東北軍的官兵，多懷抗日熱心，與中國共產黨的抱負是一致，可稱為同路人，目下共產黨對敵者，非所本愿也。”

就這樣，通過張學良，宋子文聯系上了毛澤東，找到了中共，漸漸，蔣介石與中共中央有直接的聯絡。

陳冠任最新力作建國錄《毛澤東與1921—1949年的中國》（全四冊）記述了此事，該書講述了毛澤東領導黨和人民如何浴血奮斗、建立新中國的壯麗歷程。該書與《治國錄：毛澤東與1949年后的中國》（全四冊）為姊妹篇，一側重于建國，一側重于治國，真實地記錄了毛澤東時代，被譽為“毛澤東新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