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一帶一路”：“十四五”回顧與“十五五”展望

Articles|China Economist Vol.21, No.2, March-April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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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一帶一路”：“十四五”回顧與“十五五”展望

作者簡介

李向陽*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

摘要：本文以“硬聯通”“軟聯通”“心聯通”為主線評估“十四五”期間共建“一帶一路”所取得的進展，并展望“十五五”期間的發展方向。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的核心和主線，其中“硬聯通”是方向，“軟聯通”是支撐，“心聯通”是基礎，三者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十四五”時期是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起步階段，同時也是以“硬聯通”為主向“軟聯通”為主的轉型期，盡管遇到了新冠疫情的重大沖擊，但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十五五”期間，面對國際政治經濟安全格局的劇烈變化，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將以“軟聯通”為優先目標，推動“硬聯通”“軟聯通”與“心聯通”的協調發展。具體而言，要秉承共商共建共享、正確義利觀和穩中求進的基本原則，在“硬聯通”領域突出安全導向，在“軟聯通”領域完善機制化建設，在“心聯通”領域強化“小而美”項目導向，從而實現高標準、惠民生與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目標。

關鍵詞：一帶一路；硬聯通；軟聯通；心聯通；五年規劃

鑒于中國是“一帶一路”的倡導者和主要推動者，對其在“十四五”期間（2021—2025年）所取得的進展、存在的問題進行評估，并對“十五五”期間（2026—2030年）的發展方向進行展望，首先需要從中國政府和領導人的政策思路出發。2013—2018年是共建“一帶一路”的第一個五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五周年座談會上提出，“一帶一路”已經完成了總體布局，繪就了一幅“大寫意”，未來要聚焦重點、精雕細琢，共同繪制好精謹細膩的“工筆畫”（習近平，2023）。這標志著共建“一帶一路”步入了高質量發展階段。2024年7月，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正式提出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制。2024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四次“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座談會上進一步強調在九大領域重點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制建設。2025年10月，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后文簡稱《建議》）明確了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工作重點。由此可見，“十四五”是共建“一帶一路”向高質量發展的起步階段，《建議》為共建“一帶一路”向高質量發展確定了具體路徑。評估其過去五年的進展有多種標準，如“五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或“六廊六路多國多港”等。鑒于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的核心和主線，本文將選擇“硬聯通”“軟聯通”和“心聯通”作為標準或主線，評估過去五年所取得的進展，并對未來五年的發展方向進行展望。

一、文獻綜述

國際學術界對“一帶一路”倡議進展的評價通常會追溯至2013年（“一帶一路”正式提出的時間），而不會以五年為期限展開。來自不同國家的智庫和學者會因所觀察樣本、研究方法或政治立場不同而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在此，我們僅就國際學術界對“一帶一路”倡議研究的特點作如下概括：

第一，來自共建國的學者總體上對“一帶一路”所取得的進展與發展前景持肯定立場。以中巴經濟走廊為例，盡管西方學術界對其進展和效果存有爭議，但作為共建國的巴基斯坦，其主流智庫對其持有積極評價。針對巴基斯坦兩大核心智庫（伊斯蘭堡戰略研究所ISSI、伊斯蘭堡政策研究所IPRI）所做的一項研究顯示，基于這兩家智庫2015年5月至2023年3月期間圍繞中巴經濟走廊發表的60篇文章，總體呈現積極的戰略敘事：一是宣傳中國與中巴經濟走廊，回應來自西方的爭議和批評；二是推廣中國的敘事與善意，提升巴基斯坦民眾對中國的好感；三是認可區域經濟發展與合作，強調地緣經濟在巴基斯坦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Ahmed & Chaudhry,2025）。

第二，來自西方國家的學者對“一帶一路”所取得的進展與發展前景總體上持負面的立場。在這方面，由美國威廉瑪麗學院下屬研究機構援助數據（AidData）、全球發展中心、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于2021年3月31日發布的一項大型研究報告最具代表性。該報告收集并分析了1999—2020年非洲、亞洲、東歐、拉丁美洲和大洋洲24個發展中國家的政府與中國國有實體之間的100份合同，并將它們與其他雙邊、多邊和商業債權人的合同進行比較，得出了所謂“債務陷阱外交”并非子虛烏有的結論（Gelpern et al.,2023）。

第三，在西方主流學界，與早期“口號式”的研究結論相比，近年來的研究呈現出相對客觀的趨勢。Vera Schulhof等（2025）基于西方國家101份學術期刊在2016—2024年發表的1170篇有關“一帶一路”的文章，根據期刊排名、是否經過匿名評審、發表后的最低引用率等指標進行篩選，最終選出了171篇樣本論文。其中一項發現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帶一路”的規范性形象略有改善，相關概念化中負面目標的描述減少，對利益分配的討論將“一帶一路”描述得更加積極。

在中國學術界，對“一帶一路”進展與前景的評估研究近年來出現了一個重要變化，即相關領域的實證研究越來越多（這在經濟學界表現得最為突出），例如“一帶一路”與公司業績的關系、“一帶一路”與企業技術進步的關系、“一帶一路”與共建國綠色轉型的關系、“一帶一路”與貿易的關系、“一帶一路”與共建國國家治理的關系等。這些研究對于理解“一帶一路”的進展和影響具有重要價值，但同時也普遍存在一些缺陷：一是沒有統一的共建國樣本數量，研究結論之間缺乏可比性；二是缺少共建國或共建國企業參與“一帶一路”的具體標準，多數選擇的標準是與中國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這顯然不能作為選擇實證研究樣本的唯一標準；三是“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多數項目（尤其是基礎設施項目）具有投資回收周期長的特征，迄今為止投資周期尚未結束，其實證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必然打折扣。相比之下，基于田野調查對具體項目進展進行評估研究則很少見。

本文將以“三通”（硬聯通、軟聯通、心聯通）為主線，對過去五年共建“一帶一路”所取得的進展及存在的問題進行評估，并對未來五年的發展方向進行展望。“硬聯通”“軟聯通”“心聯通”是習近平總書記2021年11月在總結“一帶一路”建設前八年進展時正式提出的，為步入高質量發展階段評估“一帶一路”進展提供了理論指南（習近平，2023:315-318）。

二、對“十四五”期間共建“一帶一路”進展的評估

“十四五”期間共建“一帶一路”遇到的最大沖擊是新冠疫情暴發。持續超過三年（2020—2023年）的疫情嚴重打擊了全球經濟、貿易、投資與人員往來。它一方面導致中國對“一帶一路”項目投資增速放慢，另一方面使一部分共建國（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償債能力下降。伴隨全球經濟從新冠疫情中復蘇，2024年中國對“一帶一路”項目的投資開始恢復，2025年上半年比上年同期大幅提升。“十四五”期間，中國在“一帶一路”項目上的累計直接投資超過1600億美元（2021—2025年上半年），對外承包工程合同額（“一帶一路”合作的另一個重要形式）超過10000億美元。回顧過去五年，“一帶一路”框架下的投資經歷了一個U型的發展過程。盡管遭遇到了新冠疫情的沖擊，但“十四五”作為高質量發展的起步階段，共建“一帶一路”仍然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

（一）“硬聯通”領域的進展

“硬聯通”是共建“一帶一路”第一階段的核心內容。步入“十四五”期間，這一領域的進展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其一，“六廊六路多國多港”的互聯互通架構基本形成。在六大經濟走廊中，按其發展水平從高到低大致可做如下排列：新歐亞大陸橋經濟走廊、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中蒙俄經濟走廊、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在“六路”中，鐵路、公路、航運、航空、管道和空間綜合信息網絡齊頭并進。其二，立體化網絡布局初步成型。2023年10月，習近平主席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指出：“10年來，我們致力于構建以經濟走廊為引領，以大通道和信息高速公路為骨架，以鐵路、公路、機場、港口、管網為依托，涵蓋陸、海、天、網的全球互聯互通網絡，有效促進了各國商品、資金、技術、人員的大流通，推動綿亙千年的古絲綢之路在新時代煥發新活力。”其三，國內與國際之間的互聯互通一體化格局得以確立。最為突出的要屬西部陸海新通道。它源于2014年中國-新加坡高層會議上關于通過北部灣向南開放的一個設想，后被稱之為“南向通道”，2018年正式更名為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即陸海新通道），同年國家層面印發了《西部陸海新通道總體規劃》，通道上升為國家戰略。它不僅為西部地區提供了新的對外開放渠道，而且通過機制化把中國西部的13個（區、市）與湖南懷化、廣東湛江兩個區域節點城市（也被稱之“13+2”機制）連接起來，從而形成了國內與國際之間的互聯互通一體化格局。實證研究顯示，通過貿易開放拉動了人口空間集聚和城市化發展。相比于未參與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的地級市，參建地級市的城市人口集聚水平得到顯著提高（陳勇兵等，2025）。這表明，“硬聯通”對促進中西部地區全方位對外開放發揮了重要的功能。

過去五年，“硬聯通”領域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安全問題。一是受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運輸通道受到沖擊。例如，2025年9月，波蘭以俄白軍事演習為由關閉邊境口岸，致使中歐班列停運近兩周。二是東道國的國內恐怖主義威脅中資企業的人員和財產安全。南亞、中亞、非洲部分國家的恐怖主義時有發生，資源民族主義的抬頭進一步加劇了這種風險。

（二）“軟聯通”領域的進展

與前八年（2013—2020年）相比，“十四五”期間推動“軟聯通”建設是共建“一帶一路”的突出特征。其一，共建“一帶一路”的合作協調機制從面向中國國內（設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一帶一路”協調領導小組辦公室）擴展為面向國際。2023年10月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習近平主席正式宣布成立高峰論壇秘書處。這是邁向機制化的重要一步。其二，構建“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國際合作組織。例如，2019年4月，全球“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正式成立，2023年召開了首屆會員大會。它是由生態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相關領域的社會團體、基金會、研究機構和企業等自愿結成的國際性、專業性、非營利性社會組織，目前已有42家機構參加。其三，與共建國合作伙伴共同發布相關領域的指導規則。例如，為推動廉潔絲綢之路建設，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發布了《“一帶一路”廉潔建設成效與展望》《“一帶一路”廉潔建設高級原則》等。

過去五年，“軟聯通”處于起步階段。不同層面的規則與機制建設、如何與現有區域合作機制及民族國家的發展戰略對接都在探索階段。最為突出的挑戰是某些西方國家對“一帶一路”的干擾和沖擊。例如，2021年和2022年，波羅的海三國先后退出中國-中東歐合作框架（“17+1合作”），嚴重沖擊了這一合作機制的功能。

（三）“心聯通”領域的進展

“心聯通”是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同時也是推進“硬聯通”“軟聯通”的結果。除了共建國民眾對“一帶一路”的認知加深和感知提升之外，過去五年最為突出的事件是新冠疫情期間中國向共建國提供了大量的醫藥和防護物資，同二十多個國家合作生產疫苗，“一帶一路”成為生命之路、健康之路。在貿易層面，2024年12月1日起對包括33個非洲國家在內的所有與中國建交的最不發達國家100%稅目適用稅率為零的特惠稅率，產生了良好效果。有關“心聯通”的衡量指標學術界并無共識，但近年來針對共建國民眾認知的實證研究開始增加。例如，圍繞巴基斯坦民眾對中巴經濟走廊的態度，盡管俾路支省與開伯爾-普什圖省（KPK）一直存在負面看法，但實證研究顯示，多數民眾對此持肯定態度（Kanwal et al.,2020）。換言之，中巴經濟走廊在巴基斯坦發揮了民心相通的作用。

與“硬聯通”相比，“心聯通”進展較慢。究其原因，其一，“心聯通”是一個漸進積累的過程，不可能在短時間內發生突變；其二，客觀上西方主流媒體對“一帶一路”的刻意抹黑還在誤導共建國民眾對“一帶一路”的認知；其三，作為倡導者，中國學術界在講好“一帶一路”故事方面還任重道遠。

三、“十五五”期間共建“一帶一路”面臨的國際環境

以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為標志，未來五年國際政治經濟安全格局將發生重大變化，從而必然會影響到共建“一帶一路”的發展方向與進程。

（一）經濟全球化步入周期性調整

經濟全球化步入周期性調整的突出標志有三個：在機制層面，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核心的多邊貿易機制已名存實亡，其三大職能（多邊談判平臺、監督成員貿易政策、爭端解決）已全部停擺或失效。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認為，2025年8月特朗普與馮德萊恩在蘇格蘭特恩貝里莊園達成的貿易協定可以稱為“特恩貝里體系”（Turnberry System）,并認為其取代了戰后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國際貿易體系。更重要的是，大國放棄了多邊主義的核心——最惠國待遇原則。在民族國家政府層面，民族主義與保護主義盛行，國際經濟合作的安全化趨勢上升。特朗普政府發起關稅戰之后，可以確定的一點是全球貿易壁壘增加。在企業層面，以“短鏈化”“區域化”或“本地化”為代表的全球價值鏈重塑加強，企業從追求效率優先轉向韌性優先。

與此相對應，未來國際經濟格局至少將呈現出下述特征：一是國際貿易和投資增速放緩，全球最終消費不足將成為新常態。這主要受制于價值鏈縮短、制造業回歸與美國尋求貿易收支平衡等。二是區域主義取代多邊主義，國際經濟集團化趨勢上升。這種集團化趨勢既有可能表現為地理上的集團化，也有可能表現為合作領域的集團化。三是國際金融領域的“去美元化”加強。美國奉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與“美國優先”，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下降不可逆轉，但究竟是數字貨幣、穩定幣、黃金還是民族國家的貨幣來填補美元留下的空缺尚不確定。

（二）戰后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面臨重塑

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為基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二戰后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對維護全球安全穩定和經濟繁榮客觀上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全球右翼思潮、反全球主義、叢林法則的興起正在挑戰這一秩序的基礎。為此，國際政治安全格局將會發生重大變化。

第一，和平與戰爭成為時代之問。在戰后國際秩序下，尤其是進入核武時代，大國之間基本上沒有發生直接的戰爭，多數戰爭表現為代理人戰爭，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然而，近 年來某些大國奉行安全泛化、迷信實力地位、擴張軍事聯盟、以犧牲別國安全來維護自身安 全、肆意踐踏《聯合國憲章》等，正在威脅世界和平。俄烏沖突直接或間接把主要大國卷入其 中，甚至一些國家認為有可能引發新的世界大戰。特朗普政府威脅要訴諸武力獲取其他國家 領土；同時把國防部更名為“戰爭部”，看似只是名稱改變，但實質上是要把軍事理念從自衛 更改為主動進攻。未來大范圍內發生戰爭甚至在大國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明顯上升。

第二，叢林法則的回歸與大國之間的競爭加劇。在戰爭與和平之問的背后是叢林法則的回歸。基于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戰后國際秩序試圖對叢林法則進行“馴化”，但并未能從根本上消除權力政治與實力至上的底層邏輯。近來對現行國際秩序的破壞主要來自大國之間的競爭，尤其是霸主的理念與行為發生了變化。最典型的要屬第二任期的特朗普政府，“強權即公理”不僅僅是競選口號，而且成為處理國際事務的法則。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多邊機制已經失去了對其行為的制約。即使在北約這樣的盟友體系內，特朗普政府也不再受制于規則的制約。面對特朗普政府威脅吞并加拿大和格陵蘭島，北約其他盟友保持了罕見的沉默。唯有足夠強大實力的國家才有可能與之相抗衡。

第三，全球公共產品供給不足趨勢加劇。全球公共產品的屬性決定了供給不足是常態。戰后美國充當了全球公共產品提供者的角色，但特朗普執政后奉行“美國優先”政策，明確質疑這一角色的合理性，認為得不償失。為此，特朗普政府宣布取消了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要求其盟友提高軍費支出比例，拒絕向其他國家單方面提供出口市場等。這非常類似于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全球公共產品供給者缺位現象，也被稱之為“金德爾伯格陷阱”。當美國在越來越多領域拒絕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背景下，短期內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填補其留下的缺口。

（三）數字技術與人工智能引領新革命，但增長驅動尚待驗證

以數字技術、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全方位地改變經濟運行方式、人類日常生活與思維方式，甚至包括戰爭形態。

第一，圍繞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競爭將成為大國競爭的主戰場。這一點在中美關系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特朗普再次執政之后，中美之間競爭的核心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芯片、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等關鍵技術的控制權或“制高點之爭”。

第二，新一輪科技革命對經濟運行方式的影響是前所未有的，但未來五年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還難以顯現。目前全球范圍內對人工智能的投資呈現井噴式增長，但它的應用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尚不確定。樂觀主義者，如高盛、普華永道等金融機構認為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而悲觀主義者，如諾貝爾獎獲得者阿西莫格魯通過深入分析和嚴謹計算做出預測：在未來十年內，人工智能預計將對總生產率和GDP產生一定的提升效果，但這些提升相對溫和，分別不超過0.66%和1.4%（Acemoglu，2025）。盡管市場存在巨 分歧，但可以確定的是，短期內人工智能的應用還難以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

第三，新一輪科技革命有可能拉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人工智能的應用不僅會拉大不同群體收入分配的差距，而且會拉大國家之間的差距。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在《2025年世界投資報告》中預測，由于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連接和數字能力有限，在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驅動的新一輪數字化浪潮中，發展中家，在全球100強中有56家總部設在美國，另有15家設在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不過總部設在中國的企業從2017年的2家增加到2025年的11家（UNCTAD，2025）。除了對技術研發的投入能力差異外，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競爭中賴以生存的勞動力比較優勢會被嚴重削弱。新一輪技術革命對勞動力的替代程度要遠高于以往的歷次科技革命。

（四）全球經濟將呈現低速增長

進入21世紀之后，全球經濟增長速度呈現出階梯式的下降。2025年6月世界銀行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顯示，21世紀第二個十年（2010—2019年）全球經濟增長率創下了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最低；預計第三個十年（2020—2029年）會在此基礎上進一步下降。其中，發展中國家（不包括中國）經濟增速放慢的趨勢更為明顯，從第一個十年的5.9%下降到第二個十年的5.1%，預計第三個十年會降到3.7%，以至于世界銀行把發展中國家的這種狀況稱之為“無發展區”。到2027年，高收入經濟體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能基本上達到疫情前的預期水平，而發展中經濟體可能需要20年左右才能挽回2020年的經濟損失。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速階梯式下滑與同期的全球貿易增速下滑的軌跡相吻合，同期的增長率分別為5.1%、4.6%和2.6%。受特朗普政府發起的關稅戰及“制造業回歸”政策影響，全球貿易投資增速預計將進一步放緩。

國際金融市場自進入21世紀以來經歷了兩輪加息周期。以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為例，從世紀之初的1%提升到2006年的5.25%；2008—2015年以接近零利率維持了7年；從2016年開始步入新一輪加息周期（這期間因新冠疫情實施了短暫降息），一直到現在維持在5%以上。這一輪加息周期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帶來了重大沖擊。特朗普再次執政后一直對美聯儲施壓要求降息，但由于美國經濟陷入滯脹的風險加大，未來不可能回到2008—2015年接近零利率的時期，市場預期未來利率會高于正常化的水平。

（五）大國經濟競爭呈現出新態勢

與經濟全球化的高漲期相比，未來大國間的經濟競爭將會呈現一系列新變化。

第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廣泛運用產業政策提高其國際競爭力。從拜登執政開始，美國就開始明確實施產業政策，最著名的是2022年通過的《芯片與科學法案》。特朗普再次執政后，實施產業政策已成為一種常態，聯邦政府甚至直接持有戰略性產業中企業的股權，如半導體行業中的英特爾公司、從事稀土生產加工的芒廷山口材料公司（MP Materials）。

第二，特朗普政府以“美國優先”為導向，構建新型國際競爭方式。例如，為發揮在傳統能源領域的競爭優勢，特朗普政府不惜退出《巴黎協定》；為規避多邊和區域經濟一體化規則的制約，特朗普政府要重談《美墨加協定》（USMCA），不排除把該協定分解為兩個雙邊貿易協定。同時，在芯片、稀土等領域構建以美國為核心的同盟體系，并把它稱之為“開放的諸邊主義”（open plurilateralism）。

第三，經濟與安全手段并用以提高其國際競爭力。在特朗普政府發起的關稅戰談判中，表面看是在運用經濟手段（關稅），實際上是把安全手段納入其中，尤其是在與盟友的談判中，把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與經濟手段捆綁在一起，擬議中的“海湖莊園協議”更是直接把經濟與安全進行捆綁。

四、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原則

“一帶一路”的屬性是發展導向的，高質量發展的目標是高標準、惠民生與可持續，因而它既不是在現行全球治理體系之外另起爐灶，也不是對后者的簡單復制，而是對后者的超越。為此，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尤其是推動機制化（“軟聯通”）建設需要秉承下述原則。

（一）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

堅持共商原則的核心是共建合作伙伴協商一致，體現了國際關系民主化的要求。這意味著所有國家無論大小或貧富都是平等的。在機制化建設過程中，它不僅要求規則的制定過程是平等的，而且規則的實施過程也是平等的。堅持共建原則的核心是治理體系由大家攜手建設。在機制化建設過程中，它要求共建國的權利和義務是匹配的，這是國際合作可持續的必要條件。堅持共享原則的核心是發展成果由各國人民共同分享，這是實現共同發展的保障。

同時，我們必須意識到，要把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真正貫徹到機制化建設的全過程并非易事，它關系到共建國的權利、責任與利益的分配。現行全球治理體系的運行實踐證明，下述難題是客觀存在的。其一，民主與效率的關系。協商一致體現了決策的民主化，但這會以犧牲決策效率為代價。目前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的國家超過了150個，如何在所有領域的規則制定中達到協商一致是一個理論上的難題。其二，委托-代理關系與道德風險。作為“一帶一路”的倡導者，中國被某些共建國視為委托方，因而他們熱衷于共商和共享，對共建不熱心，甚至把“一帶一路”視為中方的一種對外援助項目。其三，以現行全球治理體系的機制化模式類推 “一帶一路”機制化的未來走向。

（二）秉承正確義利觀原則

在特朗普再次執政與國際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加劇的背景下，秉承正確義利觀有著特殊的意義。正確義利觀是與“一帶一路”的經濟外交定位聯系在一起的。早在2015年10月，習近平主席就明確提出：“一帶一路’建設是我國經濟外交的頂層設計。”（習近平，2023）所謂“經濟外交”，通常是指一國運用經濟手段服務于外交目標，或運用外交手段服務于經濟目標的行為。“一帶一路”的目標和內容決定了它具有經濟外交屬性。西方國家的經濟外交奉行“價值觀前提下的胡蘿卜加大棒”原則，而中國特色經濟外交奉行的則是正確義利觀原則。義利觀是中國儒家有關義利關系的一種倫理概念。習近平總書記在繼承傳統義利觀理念的基礎上，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如以義為先、義利相兼、予與取的統一、長期利益與短期利益的統一、國家目標與企業目標的統一等。因此，正確義利觀決定了“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與其他共建國之間的利益分配模式，其核心要義是把國家層面的目標（“義”）與企業層面的目標（“利”）有機結合起來，從而真正落實“一帶一路”經濟外交頂層設計的定位（李向陽，2021）。

在“一帶一路”的機制化建設過程中，秉承正確義利觀必須充分考慮到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在“一帶一路”建設的第一階段，中國政府充當了倡導者和推動者的角色，中資國有企業（包括中資開發性金融機構）成為市場的主體，中資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的參與度并不高，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基礎設施投資的高風險所決定的。市場主體的單一性導致某些西方國家學者質疑中國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動機與可持續性。步入新發展階段，不僅需要有更多的中資民營企業參與，而且還需要有更多的東道國企業與第三方國家的企業參與，市場主體多元化是必然趨勢。按照正確義利觀原則，中方秉承以義為先、義利相兼、注重長期利益、多予少取甚至只予不取等理念，但這些理念是國家追求“義”的體現，并不能要求企業放棄利潤最大化目標去實現上述理念。即使對中資國有企業，政府也不能這樣做，更遑論對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

因而，“一帶一路”機制化建設過程中，政府需要運用市場經濟手段引導企業秉承正確的義利觀，如稅收、融資、保險等。在這種意義上，秉承正確義利觀原則與遵從市場化原則能夠實現統一。

（三）貫徹循序漸進、穩中求進原則

“一帶一路”機制化建設是一項從無到有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無現成的模式可供復制。從可行性角度出發，只有循序漸進、穩中求進才能夠走深走實。為克服貫徹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所面臨的客觀難題，機制化建設至少需要在以下兩個方面取得突破。

第一，以開放的區域主義助推多邊主義。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平臺，“一帶一路”奉行多邊主義是其應有之義。但從可操作性角度出發，推進機制化建設不可能直接從多邊主義入手，尤其是當經濟全球化步入調整期，各國的利益訴求分歧加大，從區域主義入手是一種可行的選擇。發展導向決定了“一帶一路”能夠奉行開放的區域主義。依照經濟學的邏輯，如果區域主義是開放的，它就會成為多邊主義的“墊腳石”；反之，如果區域主義是封閉的，它就會成為多邊主義的“絆腳石”。從現實出發，奉行開放的區域主義理念將為“一帶一路”框架下推動自由貿易區建設提供理論支撐。2014年12月，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要逐步構筑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貿易區網絡，積極同“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商建自由貿易區。

第二，在全球多邊主義受挫的背景下，以諸邊主義為指導，構建多元化的合作規則與機制是一種可行的選擇。諸邊主義的核心是尊重參與者的意愿，規則只適用于那些愿意遵守規則的參與者，即“誰簽署對誰生效”。在參與者認知和訴求存在無法調節的分歧的背景下，諸邊主義是一種能夠兼顧民主和效率的決策理念。多年來，我們對其重視不夠，主要原因在于它偏離了世界貿易組織（WTO）一直所堅持的協商一致原則。一些西方大國試圖以此為基礎把中國排除在多邊貿易談判之外。一旦被廣泛接受，WTO框架下就會存在兩套規則體系：所有成員方都接受的規則和部分成員方所接受的規則。其結果一是WTO作為全球貿易投資規則制定者和實施者的地位被削弱，尤其是當多邊主義規則與諸邊主義規則發生沖突的情況下；二是中國可能會面臨“二次入世”的風險。與無法達成規則的狀態（規則空缺）相比，諸邊主義所達成的規則理論上仍然是一種帕累托改進。

諸邊主義未來可能會成為國際規則制定的優先選擇。在后關稅戰時期，集團化會成為全球經濟的主導形態。美國貿易談判代表格里爾提出，美國未來會在特定領域與有共同利益的國家組成聯盟，就某些問題達成高標準，并向其他有類似利益且愿意落實這些標準的國家開放。事實上，拜登政府時期推出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就是建立在諸邊主義基礎之上的。

就“一帶一路”的機制化建設而言，我們完全可以借鑒引入諸邊主義理念。理由是，過去十二年共建“一帶一路”并無規則門檻。引入諸邊主義不是從多邊主義狀態后退，而是共建國根據自身的合作訴求選擇參與機制化建設，這種諸邊主義體現了真正意義上的開放性。

五、“十五五”期間推動共建“一帶一路”的發展方向

基于“十四五”期間業已取得的進展、國際政治經濟安全格局的發展趨勢、需要遵循的原則及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內在要求，“十五五”期間需要從發展與安全兩方面入手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

（一）拓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布局

未來五年，在空間布局上，“一帶一路”的發展方向應以周邊國家為優先，以全球南方國家為基礎，以發達國家為拓展方向。

在經濟層面，周邊已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在陸路絲綢之路框架下的六大經濟走廊中有五個是面向周邊的。過去十三年，“一帶一路”的“硬聯通”建設在周邊的進展最大。在戰略層面，周邊是中國對外戰略的首要。在2025年4月召開的中央周邊工作會議上，以“一帶一路”為抓手推動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已成為中國對外戰略的主要任務。

全球南方作為一個崛起的群體是大國競爭的重要對象。更重要的是，“一帶一路”與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訴求具有內在的一致性，他們有意愿參與進來。

迄今為止，西方國家對“一帶一路”主觀上呈現出排斥態度，但客觀上又在試圖從中獲益。新歐亞大陸橋經濟走廊與中歐班列最為典型。采取多種形式直接和間接地把發達國家納入到“一帶一路”建設之中應是努力的方向。

（二）以安全為導向完善“硬聯通”

通道安全是“硬聯通”需要優先解決的問題。“十五五”期間“硬聯通”的重點是在原有“六廊六路多國多港”基礎上的補充和完善。在傳統的新歐亞大陸橋北線受地緣影響加大的背景下，南線以中吉烏鐵路為代表將打通經中亞、伊朗、土耳其至歐洲的陸路通道。其中，中吉烏鐵路已于2025年7月正式開工，預計將在2031年完成；“中部走廊”穿越哈薩克斯坦、里海、阿塞拜疆、格魯吉亞、土耳其，將成為連接中國與歐洲之間的陸路新通道。南、北、中這三條通道不僅能夠有效降低單個通道的地緣風險，而且有可能把新歐亞大陸橋經濟走廊與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連接起來，形成真正意義上的亞歐經濟走廊。

通道建設的另一個重點區域是中南半島。中國與這一地區國家之間的政治互信與經濟合作空間是其他地區無法比擬的。因此，未來五年加快泛亞鐵路網的建設將是推動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框架下“硬聯通”的一項優先安排。泛亞鐵路網由東、中、西三條相互聯系的鐵路組成：東線從中國的廣西和云南連接越南、柬埔寨和泰國；西線從云南經緬甸到印度洋；中線經老撾、泰國、馬來西亞到新加坡。迄今為止，泛亞鐵路網在中線取得了實質性進展。2025年中越兩國政府已就中國廣西、云南與越南北部的鐵路網連接達成共識；同年，緬甸政府領導人在參加上合組織峰會期間明確表態要加快中緬經濟走廊的建設。

此外，以港口、機場、產業園區為代表的海上絲綢之路、空中絲綢之路、西部陸海新通道也將構成未來五年“硬聯通”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以機制化建設完善“軟聯通”

在“一帶一路”起步階段，國內外學術界普遍認為“一帶一路”不需要機制化安排，甚至西方國家把缺少機制化現象稱之為“低質量”。這是一種認識上的誤區。“一帶一路”最重要的屬性是發展導向，它對應于現行全球治理體系的規則導向。規則導向奉行先定規則，后談合作。這樣做的后果是規則門檻會把一部分國家，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排除在合作之外。而發展導向奉行的是先談合作，后定規則，即根據合作的需要制定規則，體現了真正意義上的開放性。“一帶一路”在起步階段沒有明確完整的規則機制，但這并不等于不需要規則。這就是為什么在前十年沒有把機制化提到議事日程的原因所在。

“十四五”期間，以機制化為核心的“軟聯通”開始起步；“十五五”期間“軟聯通”將成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抓手。2024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四次“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座談會上提出的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制建設九大核心內容為此指明了方向，具體包括：完善共建“一帶一路”合作規劃統籌管理機制，完善“硬聯通”“軟聯通”“心聯通”協調推進機制，完善產業鏈供應鏈務實合作機制，完善新興領域國際交流合作機制，完善投融資多元化保障機制，完善風險防控內外協同機制，完善海外利益保障機制，完善高水平國際傳播機制，完善廉潔絲綢之路合作機制。

為推進以機制化為核心的“軟聯通”建設，一個重要載體是經濟走廊。經濟走廊是指通過特定的地理標識（如河流、山脈、區域）或交通運輸線把沿途經濟體聯系起來的機制，其核心功能是解決區域間發展的不平衡問題。按照這種界定，無論是陸路絲綢之路的六大經濟走廊還是海上絲綢之路，實際上都屬于經濟走廊。經濟走廊不是一個靜態概念，既有經濟走廊的動態演變過程顯示，其從起步到成熟通常要經歷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以交通運輸線為主的狹義經濟走廊。第二階段是拓寬經濟走廊。單純的交通運輸線有助于拉動區域間的貿易往來，但它不是拉動一國經濟增長的充要條件。要讓交通運輸線對沿線經濟產生輻射效應就需要沿交通運輸線改善投資環境，推進城鎮化與工業化，如產業園區、科技園區建設等。至此，經濟走廊從“線狀”拓展為“帶狀”。第三階段是以貿易便利化為核心，推動跨境商品、服務和人員的流動，從而夯實經濟走廊。第四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協調不同國家或區域發展計劃與政策，形成廣義的跨境經濟走廊。由此可見，經濟走廊的升級就是一個機制化建設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機制化建設會涉及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中資企業與外資企業的關系、投融資機制的轉型、貿易投資便利化政策、政府間政策協調等多領域的內容（李向陽，2023）。迄今為止，“一帶一路”框架下的經濟走廊大多停留在第一或第二階段。因而，未來“一帶一路”的機制化建設將與經濟走廊的升級形成互為促進的格局。

（四）以“小而美”項目為抓手推動“心聯通”

“心聯通”在一定程度上是“硬聯通”與“軟聯通”發展的結果，其手段和途徑必然是多重的。在這里，我們只討論一個具有機制化的途徑：“小而美”項目。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四次“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提出，要統籌推進重大標識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項目建設。不同于商業意義上的“小而美”，“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小而美”項目對應的是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其基本特征是投資周期短、見效快，聚焦民生領域，因而能夠提升民眾的獲得感，如教育、醫療、環保、人口分散區域的水電氣等小型基礎設施項目。其融資來源一是大型公司為落實企業社會責任而提供的投資，二是政府的對外民生援助項目（商務部國際經濟合作事務局青年理論學習小組，2025）。共建“一帶一路”奉行正確義利觀原則，這決定了它完全可以把“小而美”項目作為一種機制化安排加以推進。

六、結論

共建“一帶一路”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奏，而是各方的大合唱。每個共建國都有自身的利益訴求，如何評價共建“一帶一路”的進展、規劃未來的發展方向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本文選擇以“硬聯通”“軟聯通”“心聯通”為分析框架，尋求共建國多元訴求中的最大公約數。即便如此，仍有很多領域或問題未能納入。這與“一帶一路”共建國成員的開放性、目標多元化有很大的關系。未來需要構建更具有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理論框架，為共建國學者交流提供統一的分析模板。這是講好“一帶一路”故事的必要條件，也是促進“心聯通”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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