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五一剛過,山上的風就軟了。我們放了學,書包往炕上一甩,抓起自制的工具就往山前崖跑。筷子從中間劈開,兩片木頭夾角的頂端削得尖尖的,根部用鐵絲扎緊,這就是我們全部的武器了。再揣上一個空塑料瓶,瓶子是向大人討來的,裝過醬油或醋,還帶著一股酸溜溜的氣味。這氣味混著山坡上泥土的腥甜,就成了童年的味道。
山前崖向陽,石頭多。我們彎著腰,一塊一塊地掀。石頭底下常常是潮濕的,有時趴著潮蟲,有時竄出一只驚慌的蜈蚣,偶爾還會碰到蛇蛻下的皮,薄薄的,透明得像一層夢。但我們最想見的,是蝎子。
它們剛剛結束冬眠,身子還帶著些慵懶,蜷在石頭底下的凹坑里,一動不動,像是還沒從漫長的睡眠中完全醒來。大的叫“老母”,身子黑亮,鉗子粗壯,尾巴上的毒針彎彎地翹著;中等的是“噶大變”,算是少年;小的叫“蝎虎尼”,嫩嫩的,近乎透明,像是還沒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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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了蝎子,是要屏住呼吸的。用那兩片削尖的筷子輕輕壓住它,另一只手趕緊把塑料瓶口湊過去。蝎子掙扎著,尾巴亂甩,但筷子夾得恰到好處,它使不上勁,只好乖乖地滑進瓶子里。要是掀到“老母”,那可真要歡呼起來,聲音能從山前崖傳到山后崖去;掀到“噶大變”,也高興,但不會叫得那么響;至于“蝎虎尼”,我們通常只是看看,然后放回石頭底下,太小了,讓它再長長吧。
被蜇是常有的事。有一次我掀開一塊大石頭,底下臥著一只“老母”,又大又黑,我太心急了,下手重了些,筷子還沒壓穩,它尾巴一甩,毒針就扎進了我的食指。那種疼,真是鉆心,像是有人拿燒紅的鐵絲往骨頭里捅。
我疼得直跳,眼淚嘩嘩地流。同伴們圍過來,有的去尋一種叫“蝎子草”的草藥,嚼碎了敷在我的手指上;有的拉著我往山下跑,說要去衛生室。草藥敷上去,涼絲絲的,疼就減了幾分。衛生室的赤腳醫生會給我們抹點紫藥水,包上紗布,叮囑幾句。第二天,手指還腫著,但我們又上山了,掀蝎子這事,是戒不掉的。
村里收蝎子的人隔幾天就來一趟。騎一輛破自行車,后座上綁兩個竹簍。“老母”五毛,“噶大變”三毛,“蝎虎尼”不要。要是攢多了論斤賣,一斤能賣三百多塊,那得是掀蝎子的好手才行。我們把攢了好幾天的蝎子倒進收蝎人帶來的鐵盆里,他一只一只地數,我們蹲在旁邊盯著,生怕他數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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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過錢的時候,手心是熱的。那錢,多半是買筆、買本子,偶爾也會奢侈一下,買根冰棍,或者幾塊水果糖。有時候攢得多,還能交學費。我記得有一年開學,就是靠掀蝎子湊夠了學費。母親接過錢的時候,眼圈紅紅的,什么也沒說,只是摸了摸我的頭。
后來,我讀到高中,村里有人從外面帶回來一種紅外線燈。夜里打開燈,往山坡上一照,蝎子的身體在紫光下發出熒熒的綠光,遠遠地就能看見。照蝎子比掀蝎子容易多了,一晚上能捉好幾十只。村里人蜂擁而上,山坡上到處是晃晃悠悠的紫光。蝎子一年比一年少,到后來,一整晚也照不到幾只了。
再后來,我上了大學,離開了故鄉。畢業后在城里工作,一年回不去幾次。前些日子回去,特意去山前崖看了看。山坡上的石頭還在,但掀開來看,底下什么也沒有了,沒有潮蟲,沒有蜈蚣,連蛇蛻都沒有了。田地荒著,長滿了野草。村里的年輕人都在城里,只剩些老人,坐在墻根下曬太陽。我問一個老人,現在還有人掀蝎子嗎?他搖搖頭,說:“哪還有蝎子喲。”
我站在山前崖上,風還是軟的,吹在臉上,像多年前一樣。山坡對面,是層層疊疊的遠山,朦朦朧朧的,像是罩著一層霧。我想起那些年,一群孩子滿山跑,掀開石頭時的驚喜,被蜇時的哭喊,賣蝎子時的歡欣,那些日子,真真切切地過去了,像山間的風,吹過了,就不再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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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那些日子又仿佛還在。它們在記憶里亮著,像螢火蟲的光,微弱,卻不肯熄滅。我知道,我們這一代人,注定要離開故鄉,去往更遠的地方。故鄉會老,山坡會荒,蝎子會消失,但掀開石頭那一瞬間的心跳,會一直在。
這就是活著吧。得到一些,失去一些;記住一些,遺忘一些。而故鄉,就是那個你離開了,卻永遠放不下,也回不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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