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美方狂稱“中國肉連狗都不吃”，龍永圖一句話讓對方啞口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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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15日，北京的深秋已經透著股涼意。下午四點剛過，外交部大樓里的穿堂風有點勁兒，吹得走廊窗戶哐當哐當響。龍永圖站在那兒，手里捏著剛傳真過來的幾頁紙，紙邊還帶著傳真機余溫的卷曲。他身邊圍著幾個年輕的隨員，有人手里端著的茶杯還在冒熱氣，有人正低頭整理領帶。

龍永圖的頭發在這幾年白得特別快，尤其是兩鬢，像是撒了一層薄薄的面粉。他并沒有刻意去染黑，就這么任由白發長著。這一天，當那一紙中美關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雙邊市場準入協議簽署的消息真正落定的時候，這位在這個崗位上熬了七年的湖南漢子，沒繃住。眼淚水就在眼眶里打轉，然后順著臉頰流下來，流過那些因為長期熬夜和高壓談判刻下的深紋。

他沒去擦，也沒覺得不好意思。周圍的人也沒覺得奇怪。這十五年，從1986年算起，太長了。長到足夠讓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變成中年人，長到足夠讓一個國家的外貿體制翻天覆地。

龍永圖腦子里那一刻并沒有什么宏大的畫面閃回，他想起的全是碎片。是兩年多前，1997年的那場談判，也是在北京，也是這樣一間不大的會議室。那個美國代表的臉漲得通紅，脖子上的青筋一跳一跳的。那人指著桌上的一份檢疫標準草案，幾乎是吼出來的一句話：“你們國家的肉都是注水肉，那質量別說人吃，連狗都不吃！”

這句話像一根刺，扎了龍永圖兩年多。哪怕到了1999年的這個下午，哪怕手里拿著勝利的果實，想起這句話，龍永圖的手還是會下意識地攥緊。那不是一句簡單的氣話，那是當時西方世界對中國制造的一種根深蒂固的傲慢與偏見。

就在那個美國代表放狠話的第二天，龍永圖沒跟對方吵，也沒在談判桌上糾纏。他回到辦公室，關起門，給下面的人打了個電話：“去查，查美國農業部的內部報告，我要最細的數據。”

那一夜，外經貿部的大樓燈火通明。龍永圖坐在辦公室的沙發上，煙一根接一根地抽，煙灰缸里堆滿了煙頭。凌晨三點，一份標著“內部參考”的文件放在了他桌上。那是從美國農業部悄悄調出來的一份關于其國內肉類生產的檢疫報告。

數據冷冰冰的，但很有力量。報告里詳細列著美國低等級肉品中，瘦肉精和促生長劑的使用比例——高達40%。而且，對于某些寄生蟲和病菌的允許殘留量，美國國內標準和出口標準是兩套。

第二天復會，龍永圖把這份文件輕輕推到美方代表面前。動作很輕，甚至帶著點優雅。那個美國代表拿起文件，剛看了兩行，臉上的紅色就開始往下褪，變成了豬肝色，最后變成慘白。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會議室里的掛鐘走過了整整五十個格。他沒說話，只是默默地把文件合上，推回桌子中間。

從那以后，關于肉類檢疫的無理要求，美方再也沒提過。

龍永圖后來回憶這事兒，語氣很平淡，就像在說昨天晚飯吃了什么。他說：“談判不是吵架，是要講證據的。你侮辱我可以，但你不能侮辱事實。”

但這只是漫長戰爭里的一個小插曲。真正的硬仗，是從1986年開始的。

2

要把這事兒說清楚，得把時間軸往回撥。撥到1947年，那時候的中國，跟現在完全是兩個世界。

1947年10月30日，瑞士日內瓦，關貿總協定（GATT）簽訂。中國是創始締約國之一，這事兒很多人不知道。當時的國民政府代表在那份議定書上簽了字，第二年，也就是1948年5月21日，中國正式成為關貿總協定的締約方。

只不過，歷史跟中國開了個玩笑。后來的幾十年，因為種種原因，這層關系斷了。1971年，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按照規矩，這時候順理成章就能接上關貿總協定的關系。但當時的決策者們看得很遠，也很冷靜。他們研究了關貿總協定的條款，得出一個結論：這就是個“富國俱樂部”。

那時候中國剛從動蕩中走出來，工業基礎薄弱得像張白紙。如果這時候貿然進去，就像一個剛學會走路的小孩直接進了泰森的拳擊場，會被打得連渣都不剩。所以，當時決定：不急。

這一“不急”，就到了1980年代。

1981年，關貿總協定搞了個《多種纖維協定》，主要是管紡織品配額的。中國那時候是紡織大國，不進去就拿不到配額，衣服賣不出去。所以，1984年，中國正式加入了這個協定，算是先伸了一只腳進去試試水溫。

真正的申請是在1986年。那年7月10日，日內瓦，中國駐日內瓦代表團大使錢嘉東，正式向關貿總協定總干事鄧克爾遞交了申請。那份申請書很厚，用中文、英文、法文三種語言寫成，核心就一句話：中國要恢復在關貿總協定的締約方地位。

這一跑，就是十五年。

第一任談判代表是沈覺人。這位老外交官面臨的最大難題不是語言，而是概念。那時候西方國家問得最多的一個問題是：“什么叫中國的有計劃的市場經濟？”

沈覺人很難回答。因為那時候中國自己也在摸著石頭過河，深圳的蛇口工業區剛搞起來，私營企業還叫“個體戶”，稍微大點的叫“鄉鎮企業”。你要跟西方人解釋清楚中國的經濟體制，比解釋量子力學還難。

而且，西方國家那時候是真不客氣。他們拿著稿子，一條一條列標準，把談判逼到死角。沈覺人后來回憶，有時候開完會回到住處，飯都吃不下，就在房間里踱步，想著第二天怎么破這個局。

沈覺人之后，是佟志廣，再之后是谷永江。到了1992年，接力棒交到了龍永圖手里。

龍永圖跟前面幾位不太一樣。他是湖南人，吃辣椒長大的，性格里有股霸蠻勁兒，但面上總是笑呵呵的。他不像有的談判代表，一上來就拍桌子，或者一味示弱。他喜歡琢磨人。

每次談判休息間隙，別人都在喝咖啡、聊天，龍永圖喜歡一個人坐在角落里想：如果我是坐在對面的那個美國人，我為什么要死咬著這個條款不放？是為了保護他們的農場主？還是為了在國會爭取選票？如果我是歐洲人，我為什么要在這個問題上跟美國人穿一條褲子？

想通了這些，再上談判桌，他就不慌了。

但脾氣再好的人，也有底線。1997年那次“狗都不吃”的侮辱，就是底線。

除了肉類問題，那幾年的談判簡直就是一部《受難記》。美國人那是真強勢。當時參與談判的霍建國后來說，美國人的特點就是“強勢、較真、過度自信”。佟志廣打過一個比方，說美國就像個被慣壞的孩子，理發的時候不老老實實坐著，你得用大勁兒按住他。

美國人還有句口頭禪：“這個問題沒有談判的余地。”

龍永圖最煩這句話。一聽到這個，他就反問：“既然沒余地，那我們坐在這兒干嘛？你們直接下個文件通知我們不就行了？”

最讓人崩潰的是“滾動式要價”。好不容易談妥了一個條件，中方剛準備簽字，美方突然說：“哎，我們又有了新關切。”然后把之前談好的推翻，重新來。

周世儉研究員打的那個“活動靶子”的比方特別形象。中國剛瞄準靶子打了一槍，正中紅心，美國人把靶子往上一提，說：“不行，得打更高的那個。”

這種折磨持續了整整十三年。1995年1月1日，關貿總協定正式變成了世界貿易組織（WTO）。中國的申請也從“復關”變成了“入世”。

龍永圖在這期間，成了“空中飛人”。他后來自己算過，光是去日內瓦的航班，就飛了五十多次。那時候沒有手機，沒有視頻會議，所有問題都要面對面談。航空公司給他的里程積分，后來真的夠飛到月球了——這當然是句玩笑話，但足以說明他在天上飄了多久。

3

1999年，是這場馬拉松的最后沖刺，也是最驚險的一段。

這一年的3月15日，朱镕基總理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說了那句著名的話：“黑頭發都談成了白頭發，該結束了。”

這話聽著像是感慨，其實也是一種最后的通牒。

4月份，中美簽了《中美農業合作協議》，看起來曙光就在眼前。但就在簽字前夕，出事了。

美國國會山那邊，反華勢力和勞工組織鬧得很兇。他們跟克林頓總統說，讓中國入世，會搶了美國人的飯碗，中國會變成經濟怪獸。克林頓頂不住壓力，在最后一刻叫停了簽字。

龍永圖聽到消息的時候，正在代表團駐地吃盒飯。他把筷子一放，對著圍過來的美國記者說了一句：“你們會后悔一輩子。”

這不是氣話，是預判。后來的事實證明，美國確實后悔了，而且是很快就后悔了。因為克林頓取消協議的消息傳到美國商界，那些想進中國市場的大老板們炸了鍋，有人甚至在代表團里哭了。

克林頓想找補，給朱镕基打電話，想重啟談判。朱镕基的回答特別硬氣：“要簽，就到北京來簽。”

這就是大國的姿態。以前都是我們求著去簽，現在，你要想簽，得你自己飛過來。

但更大的雷還在后面。1999年5月8日，北約轟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三名記者犧牲，二十多人受傷。

消息傳到談判桌上，中方代表團當場就炸了。龍永圖直接宣布：中止一切談判。

那幾天，北京的氣氛壓抑得讓人喘不過氣。美國人也知道自己闖了大禍，那種居高臨下的傲氣瞬間沒了。他們通過各種渠道傳話，想恢復談判。后來克林頓正式道歉，中方在權衡利弊之后，才同意重啟。

1999年11月10日，美國貿易代表團飛抵北京。這一次，雙方都知道，這是最后的機會。

這一談，就是六天六夜。

地點在外經貿部的一間會議室里。那是真正的鏖戰。美方還是老套路：極限施壓、漫天要價。中方這次也是鐵了心，寸步不讓。

談到第五天，出事了。美方代表團突然集體“失蹤”。中方這邊得到消息，說美國人已經訂了第二天一早回國的機票。

這招叫“談判邊緣政策”，意思是我不跟你談了，看你怕不怕。

龍永圖沒慌。他看了看表，晚上11點。他讓翻譯撥通了美方首席談判代表巴爾舍夫斯基的電話。

電話接通了，龍永圖語氣很平靜：“巴爾舍夫斯基女士，我知道你們買了明天的機票。但這是一次全球矚目的談判，如果就這樣不明不白地結束，我們雙方是不是都該給世界一個交代？哪怕是談崩了，也得有個結論吧？”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傳來聲音：“那你說怎么辦？”

“現在是11點，我們凌晨4點見。談出個結果，不管是簽還是不簽。”

對方同意了。

龍永圖放下電話，立刻向中央匯報。凌晨4點，美方代表準時出現在會議室。

這時候，桌上只剩下7個核心問題談不攏。

天亮了，朱镕基總理親自來了。

據當時在場的人回憶，朱镕基那天臉色很嚴肅，甚至可以說有點“板著臉”。他一坐下就說：“今天一定要簽。不能讓美國人再跑了。我跟他們談。”

談判重新開始。美方拋出前三個問題，朱镕基聽完，只回了三個字：“我同意。”

龍永圖坐在旁邊，冷汗都下來了。這不是賣國嗎？這不是全盤投降嗎？他不停地給朱總理遞紙條，上面寫著：“國務院沒有授權”、“這個底線不能破”。

朱镕基看了一眼紙條，突然一拍桌子，對著龍永圖吼了一句：“龍永圖，你不要再遞條子了！”

龍永圖當時覺得特別委屈，甚至覺得“沒面子”。但他沒敢再遞。

緊接著，美方拋出了第四個問題。這是一個涉及到中國產業保護的大問題。

朱镕基身子往后一靠，語氣變了：“前面三個問題我讓了，這后面四個問題，你們美方得讓步。如果你們讓步，我們現在就簽字。如果不讓步，那就請回吧。”

這一招叫“以退為進”。美方代表也沒想到中國總理會來這么一手。他們湊在一起商量了五分鐘。

五分鐘后，巴爾舍夫斯基點頭：“好，我們讓步。”

1999年11月15日下午3點55分，簽字儀式正式開始。3點58分，協議簽署完畢。4點整，消息向全世界發布。

就在簽字的那一瞬間，美國總統經濟顧問斯泊林突然情緒失控，拍著桌子站起來，指著中方代表吼道：“你們的這個條件，永遠、永遠、永遠也加入不了世界貿易組織！”

時任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騰”地一下站起來，把桌子拍得比對方還響，吼了回去：“你記住，你是在中國的領土上！中國過去受人擺布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那一刻，不管是龍永圖還是石廣生，他們代表的不是個人，是一個忍了一百多年的民族積攢下來的火氣和尊嚴。

4

中美一簽字，多米諾骨牌就倒了。

大家都以為接下來跟歐盟談會順風順水，畢竟美國大哥都簽了，小弟們跟著走就行了。

錯了。歐洲人比美國人更精明，也更雞賊。

歐盟代表說：“美國人吃肉，我們不能跟著吃剩飯。我們有我們的特殊利益。”

他們在電信和保險這兩個領域，提出了比美國苛刻得多的條件。尤其是保險，他們要求控股比例，要求市場準入的速度。

龍永圖跟歐盟談完第一輪，那天晚上一夜沒睡。他一個人在賓館的房間里抽煙，抽到嗓子啞。這個平時不怎么流露感情的硬漢，那天晚上對著窗外的北京夜景，悄悄抹了眼淚。

后來他對記者說：“中美沒簽之前，我壓力其實沒那么大，因為覺得那是很遙遠的事。但中美一簽，所有壓力都壓過來了。如果歐盟談不下來，中美簽的也是廢紙。”

好在，2000年5月19日，中歐達成協議。

至此，所有要求跟中國進行雙邊談判的37個WTO成員，全部談完。

2001年9月17日，日內瓦，世貿組織中國工作組第十八次會議。通過了中國入世的所有法律文件。那一堆文件有幾公斤重，包括工作組報告書、入世議定書、貨物貿易減讓表、服務貿易減讓表……每一頁都是這十五年的心血。

2001年11月10日，卡塔爾多哈。

喜來登酒店薩爾瓦會議大廳。當地時間18點30分，大會轉入中國入世議題。

吉拉德大使向大會報告了工作。18點39分，大會主席卡邁勒手中的木槌輕輕落下。

“咚”。

就這一聲，全場起立，掌聲雷動，持續了好幾分鐘。

龍永圖坐在中國代表團的席位上，這次他沒哭。他只是長長地出了一口氣，這口氣憋了十五年。

第二天，石廣生部長簽署了議定書。按照規定，30天后生效。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WTO第143個成員。

這條路，從1947年算起，走了54年；從1986年算起，走了15年。

5

現在回過頭看，這十五年到底換來了什么？

不是簡單的數字堆砌。

入世前，很多人嚇得要死，說“狼來了”，說中國汽車工業要被沖垮，說中國農業要完蛋。

事實呢？

關稅總水平從15.3%降到了9.8%。清理了幾千部法律法規。

中國的GDP從2001年的11萬億，漲到了2010年的近40萬億。世界排名從第六干到了第二。

進出口貿易額從5000億美元漲到了近3萬億美元。中國成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國，第二大進口國。

最讓人擔心的汽車工業，不僅沒被沖垮，反而成了全球第一大產銷國。吉利、比亞迪這些當年的“小蝦米”，現在成了能收購沃爾沃、能在歐洲建廠的巨頭。

老百姓也沒吃虧。美國消費者過去十年因為買中國便宜貨，省了6000多億美元。歐盟每個家庭每年省300歐元。

更重要的是，中國沒有忘本。入世后，中國對最不發達國家97%的產品實行了零關稅。后來搞“一帶一路”，讓140多個國家搭上了便車。

龍永圖后來離開了談判桌，但他一直關注著這一切。

有人問他，當年為什么能堅持15年？

他說：“我們就是覺得，中國這么大一個國家，不能老在世界經濟體系外面飄著。我們得進去，得成為平等的一員。不是去乞討，是去爭取話語權。”

他還說過一句很實在的話：“談判是妥協的藝術。原則問題我寸步不讓，但只要對國家發展有利的，我敢讓步。”

比如汽車關稅。當年美方逼著降關稅、取消配額。龍永圖回去算了筆賬：關稅降了，進口車便宜了，倒逼國產車降價、提質。最后受益的是老百姓。

所以他讓了。而且讓得心服口服。

這就是那一代談判者的眼光。他們不是為了談判而談判，他們是為了中國的現代化在談判。

6

2001年12月11日之后，龍永圖的名字漸漸淡出了大眾視野。

但在很多場合，當人們談論起中國的開放歷程，總會提起那個把美國代表趕出辦公室的瞬間，總會提起那個連夜查找美國農業部報告的夜晚，總會提起那個在多哈會議上聽到木槌落下時長舒一口氣的側影。

從黑發談成白發，不僅僅是龍永圖一個人的寫照，是整整一代中國外貿人、外交官的群像。

沈覺人、佟志廣、谷永江、龍永圖、石廣生……還有無數個在日內瓦熬夜整理文件的隨員，在北京做翻譯做到嗓子啞的年輕人。

他們用十五年的時間，做了一件事：把中國從世界舞臺的邊緣，拉到了舞臺中央。

1999年11月15日那個下午，龍永圖站在走廊里流淚的時候，他也許想起了湖南老家的辣椒，想起了第一次去日內瓦時的局促，想起了被趕出辦公室的那個美國代表尷尬的表情。

但他更多想到的，可能是未來。

他知道，簽字只是開始，真正的挑戰在簽字之后。但他不怕了。因為就像石廣生部長拍桌子喊的那樣：“中國受人擺布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那份關于1997年肉類檢疫的內部報告，后來被鎖進了檔案柜。那句“連狗都不吃”的侮辱，被埋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取而代之的，是中國港口堆積如山的集裝箱，是高速公路上奔跑的汽車，是每一個普通中國人因為開放而改變的命運。

龍永圖后來再也沒回過那個談判桌。但那個談判桌的故事，已經成了歷史的一部分。

就像他自己說的：“我們這一代人，把該打的仗都打完了，把該走的路都走完了。剩下的，交給后來人吧。”

2001年的冬天，北京下了一場大雪。龍永圖走出外經貿部大樓，踩在厚厚的雪地上，咯吱咯吱響。他抬頭看了看天，雪停了，太陽出來了。

他裹緊大衣，鉆進車里，對司機說：“回家。”

這一年，他55歲。

從這一天起，中國有了一個新的身份：世界貿易組織成員。

而世界，也因為這個成員的加入，徹底改變了版圖。

這一切，都始于1986年7月10日錢嘉東大使遞交的那份申請，也終于2001年11月10日多哈的那聲木槌。

至于那個被趕出辦公室的美國代表后來怎么樣了，沒人知道。

至于龍永圖那一刻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也沒人能完全說清。

我們只知道，那一天，中國的大門，徹底打開了。再也沒人能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