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封面新聞記者 劉虎 攝影報道
4月15日，四川省遂寧大英縣回馬鎮綜治中心。冉體蘭坐在工位上，手邊放著一本翻得有些舊了的《民事糾紛案例評析》。
“我沒什么文化，嘴也笨，多看點多學點。”見記者注意到那本書，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手指無意識摩挲著書頁，“就怕事情處理不好，辦砸了，心里總覺得虧欠人家。”
她是冉體蘭。是那個2022年在回馬鎮臨園大道沖上去救下兩歲男童而失去左臂的“英雄媽媽”，是站上過人民大會堂領獎臺的“全國道德模范”。可卸下光環，她也曾一個人坐在家里，望著門口，不知道明天該往哪兒走。
如今，她坐在這間調解中心的工位上，成了一名每天按時打卡上下班、專管鄰里雞毛蒜皮的基層工作者。
這一次轉身，比聚光燈下的榮光，更沉重，也更踏實。
冉體蘭在大英縣回馬鎮綜治中心
新崗位，新生活
“工作日早上9點到12點，下午2點到5點半。”冉體蘭算著時間，“一天下來，也有六七個小時呆在這兒。”
2024年，“冉體蘭調解工作室”在鎮上的綜治中心掛了牌。到了去年4月，她便成了這里的常駐一員。
“剛開始是真不習慣。”她話說得慢，像從記憶深處一點點往外掏，“沒讀過多少書，就怕事兒辦不了。給領導辦不好，給老百姓也辦不好，總覺得自己占著位置沒干事。”
那種不安藏不住。
剛來時，見到來訪群眾不知道怎么開口，見到同事害怕喊錯稱呼，連工作流程都不知道該從哪兒問起。“心里頭，壓力大得很。”
可冉體蘭有股子樸素的擰勁兒：既然來了，就不能白拿這份工資。
于是，這個自稱“嘴巴不會說、反應也慢”的農家女人，開始翻起了專業書。《民事糾紛案例評析》是她從中心書架上特意找來的，沒人時就翻兩頁，看不懂的就硬往腦子里記。
“本來就是半路出家，再不學點，話都說不到點子上。”她的方言里帶著一種執拗，“腦子里有點印象，總歸要好些。”
問她管用嗎，她答得干脆：“肯定噻。”
2024年底的冉體蘭
“雞毛蒜皮里的江湖”
回馬鎮逢三六九趕場，人一多，調解中心也跟著熱鬧起來。
問她矛盾多不多，她想了想：“有是有，不過在你們看來，怕都是些雞毛蒜皮的事。”
但雞毛蒜皮里，也有它的江湖。鄰里斗嘴、田邊地角的爭執、婆媳置氣——這些事看著小，可一旦積下來，就成了大疙瘩。
當然，也有大陣仗的時候。
“幾十號人涌過來說一個公司拖欠工資的問題，辦公室全是人。我就負責登記、安撫、傳話。”冉體蘭說，“后來政府出面，也很快，事情就解決了。”
面對臉紅脖子粗的來訪者，她的辦法很樸素：“先讓他把氣順了。人一靜下來，就好說話，后頭該登記登記，該找誰找誰。”
有時光坐著不行，還得跟著往村里跑。“鎮上的同事下鄉調解，我也跟著去。雖說都是小事，但一件件辦下來，心里頭也更有感覺。”
從坐在屋里等人，到下到村里找人，冉體蘭慢慢摸到了自己的節奏。
冉體蘭（右）在大英縣回馬鎮綜治中心幫忙收納材料
“被需要”的奔頭
當初設這個工作室，鎮上是看重冉體蘭身上的那股子感染力——同樣的話，從她嘴里說出來，老百姓更聽得進去，矛盾也更容易化解。
可聊著聊著，記者發現，這個地方不僅幫了別人，也填上了冉體蘭心里的那道坎。
救人之后那段日子，她的生活其實并不輕松。
“丈夫要照顧八十多歲的老母親，家里的買賣不好做，兒子到了成家的年紀卻遲遲不談對象，我自己也找不到合適的事做。”談及此，冉體蘭紅了眼眶，她低下頭，用手指抹了一下眼角。“但有了這份工作，一切好像又開始動了。”
“我也覺得自己有個目標了。有個上班的地方，人活起都要舒展些。沒這個目標，天天窩在屋里，還不是對著手機發呆。”
“至少每天有個地方讓我必須去，要按時起床，按時出門。”說這話時，她眼睛亮了，語氣里帶著一種如釋重負的松快。
對她來說，這種“被需要”的感覺，比任何獎杯都來得實在。
“有一份工作，就證明自己還有一點點用處。不是光在家里白吃白住，能減輕一分是一分，心里就踏實一分。”
這一年，冉體蘭也一直在努力“跟上去”。
“我就盼著有事做，有事我就跟著跑，多學一點算一點。”冉體蘭說，她不想要被照顧，不想要被特殊對待，只想像個普通人一樣，證明自己能做事、能做成事。
在她看來，這份工的意義早就超過了每月的工資。“現在生活有奔頭了，每天按時起來，上班下班，日子總算有了規律。”
“那些沒去看的證書”
聊起榮譽，冉體蘭擺了擺手。
“獎狀證書啊，滿滿兩抽屜總有的，具體多少我也沒數過。”
冉體蘭參加“摯手擎天·大愛遂寧”全國道德模范冉體蘭事跡巡回宣講活動。遂寧市委宣傳部供圖
全國道德模范的證書、三八紅旗手的獎杯、大大小小的表彰文件——在旁人眼里重若千鈞的東西，被她收進抽屜，再沒怎么翻過。
“那些事，過去就過去了，老想著干嘛。”她頓了頓，說起那個被救的孩子，“在街上碰見，我也跟大家說，別提那件事了。娃娃還小，不能讓他背著壓力長大，好好讀書過日子最要緊。”
比起過去的榮光，她更在意眼前的真問題。八十多的老母親住了院，丈夫兩頭跑照顧不過來；兒子的事懸在心上，她急，又不敢催。
但她不再像以前那樣焦慮了。
“我現在是想通了。兒女健康就好，我自己有份事做，能給家里分擔一點是一點。只要哪里要我，我都愿意去，我都做得了。”
聲音不大，卻穩穩當當。
問她往后有什么計劃，她搖搖頭：“沒啥計劃，放假了就在家幫幫忙，看看女兒，陪陪老人。”
最遠去過北京，但每次都是領完獎就匆匆往回趕。最大的遺憾，是沒去天安門看一次升旗。
“不曉得要預約嘛。”她笑了笑，“等兒子結了婚，家里事都安頓好了，等我真退了休，或許有機會去看看。”
但眼下，最要緊的是把班上好，把眼下的日子過好。
2024年底冉體蘭揮手向來訪者告別
記者手記：
四年光景，冉體蘭完成了一次靜默的轉身。
她不再只是那個被定格在新聞里的“救人英雄”，而是一個每天按時到崗、翻著專業書、耐心聽著東家長西家短的基層工作者。
這間小小的工作室，她給了它溫度，它也給了她支點。
這大概就是所謂的“雙向奔赴”——當一個人被需要的時候，她也在那份需要里，重新認出了自己。
冉體蘭的故事沒有轟轟烈烈的續集，只有日復一日的平常。可正是這份平常，比任何高光時刻都更有韌勁。
因為它證明了一件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找到它，本身便是一種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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