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芝加哥大學醫學中心Shergill博士：胃腸道腫瘤治療正在經歷一場靜默的革命｜2026腫瘤周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動脈新醫藥）

編者按：

2026年4月15日至21日，世界腫瘤日與腫瘤防治宣傳周如期而至，主題為“早防早篩早治，同心攜手抗癌”，在這一重要時間節點，動脈網正式推出“生命之光：腫瘤防治破局進行時”專題策劃。

當前，我國腫瘤防治正經歷從“治療為主”向“預防+早篩+精準治療+康復管理”全鏈條轉型的關鍵期，CAR-T、TCR-T、ADC、mRNA疫苗等先進療法持續突破，腫瘤治療加速邁向個性化、精準化與聯合治療的新階段。

作為醫療健康垂直媒體，動脈網將聚焦技術突破、臨床轉化、政策落地與產業協同等重點話題，對話臨床專家、企業決策者與產業專家，記錄創新技術如何跨越實驗室與市場的鴻溝，在產業土壤中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在全球癌癥的版圖上，胃腸道腫瘤始終是威脅人類健康的沉重陰影。其中，胰腺癌更因兇險的預后被稱為“癌中之王”，其治療突破是醫學界久攻不克的堡壘。然而，隨著生物技術的飛速發展，曾被判“死刑”的靶點正被逐一攻克，長期沉寂的“冷腫瘤”也迎來了被“激活”的曙光。我們正站在一個充滿希望與挑戰的十字路口。

在2026年第32個全國腫瘤防治宣傳周到來之際，動脈網專訪了芝加哥大學醫學中心綜合癌癥中心腫瘤內科醫生及醫學助理教授Ardaman Shergill博士——一位專注于胃腸道腫瘤精準治療與臨床研究、尤其深耕胰腺癌和結直腸癌領域的專家。

Ardaman Shergill博士長期致力于KRAS通路相關腫瘤的靶向治療研究，并積極推動創新療法在臨床中的轉化應用。同時，她擔任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NCI）支持的腫瘤臨床試驗聯盟胃腸道癌癥委員會執行官。在此次專訪中，她分享了全球頂尖醫學中心在胃腸道腫瘤，尤其是胰腺癌領域的最新探索圖景，既是對前沿進展的冷靜梳理，也是對臨床現實的務實思考。

從被視為“不可成藥”的KRAS靶點抑制劑取得系列突破，到聯合策略試圖“加熱”免疫治療“冷腫瘤”，再到對未來早期篩查的前瞻布局，芝加哥大學醫學中心的實踐清晰地表明：腫瘤治療的理念正在發生深刻演變。從“根治”轉向“與癌共存”，從“單一療法”轉向“組合拳”，從“被動治療”轉向“主動篩查與預防”，一場靜悄悄的革命正在發生。

01.

從“不可成藥”到聯合治療的曙光

長期以來，KRAS基因突變在癌癥研究領域被視為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山，一個典型的“不可成藥”靶點。這一困境源于其蛋白質結構的特殊性，使得設計能夠有效結合并抑制其功能的小分子藥物異常困難。然而，這個靶點在約半數的胃腸道癌癥中扮演著核心驅動角色，使其成為科學家們無法放棄的必爭之地。

Ardaman Shergill博士在訪談中明確指出，這一困局正在被逐步打破。最初的曙光來自針對特定KRAS G12C突變的抑制劑，這類藥物最初在肺癌治療中取得成功，如今其應用范圍正逐漸擴展至胃腸道癌癥領域。這一跨越標志著針對KRAS的精準治療不再局限于單一癌種，為更多患者帶來了新的希望。

更令人期待的是，藥物研發的版圖正在迅速擴大。研究不再滿足于針對單一突變，而是向著更精細、更廣泛的方向進軍。目前，針對G12D、G12V等其他常見KRAS突變亞型的特異性抑制劑已進入臨床研究階段，并初步顯示出令人鼓舞的療效。

與此同時，另一種策略——“廣譜”抑制也在探索中。研究者們正在開發能夠覆蓋更廣泛KRAS突變譜的“泛KRAS”抑制劑。這種策略旨在為那些攜帶不同KRAS突變的患者提供一種通用的治療選擇，盡管其開發難度和潛在的毒性挑戰可能更大。

這些進展匯聚在一起，指向一個明確的未來：通過更精準的“分子狙擊”，醫生有望直接打擊癌癥的核心驅動引擎，從而有效縮小腫瘤體積，并最終實現延長患者生存期的根本目標。Shergill博士對此表示，這是整個領域感到“非常振奮”的方向。

然而，曙光之中必然伴隨著前路的挑戰。Shergill博士著重強調了新藥研發過程中必須直面兩個核心障礙。首當其沖的是耐藥性問題，這是幾乎所有靶向藥物最終都需要面對的“宿命”。癌癥細胞具有強大的進化與適應能力，在一段時間的藥物響應后，它們可能通過產生新的突變或激活替代通路來逃逸藥物的抑制作用。

為了應對這一必然出現的挑戰，前沿的臨床研究思維已經轉向前瞻性布局。研究者們正在積極探索各種聯合用藥方案，旨在從治療伊始就多管齊下，延緩或預防耐藥性的產生。這種“組合拳”策略被認為是提高療效持久性的關鍵。

第二個嚴峻挑戰是安全性，即藥物的毒性問題，包括皮膚毒性等副作用。因此，如何在提升療效的同時，有效管理并降低治療相關的毒性，是任何新藥能否成功應用于臨床、并被患者長期耐受的決定性因素。

目前的研究趨勢呈現出雙管齊下的局面。一方面，通過更精巧的藥物設計來優化化合物本身，例如新型的G12D抑制劑在早期研究中就已顯示出相比前代藥物更低的毒性特征。另一方面，則是通過聯合用藥策略，利用其他藥物來減輕或抵消主要藥物的副作用。

最終，所有努力都指向在“有效”與“安全”之間尋求一個最佳平衡點。Shergill博士總結道，盡管這些KRAS抑制劑大多在臨床實驗階段，但展現出的前景無疑為胃腸道癌的治療，特別是為那些缺乏有效治療選擇的患者，開辟了一條充滿希望的新道路。

02.

胰腺癌的破冰之道與早期篩查困境

在所有胃腸道腫瘤中，胰腺癌因其極低的生存率而被冠以“癌王”之稱。Ardaman Shergill博士坦率地承認其嚴峻性：根據 Ⅲ 期臨床試驗結果，傳統化療方案的平均療效僅為患者帶來約11-12個月的生存期，這一數字遠遠不能滿足患者和醫生的期待。更棘手的是，胰腺癌的腫瘤微環境具有強烈的免疫抑制特性，使其成為對當前免疫治療幾乎無響應的“冷腫瘤”。

如何破解這一僵局？醫學界正在從多個角度尋求突破。Shergill博士分享了其團隊重點關注的幾個研究方向。第一個方向是致力于開發針對胰腺癌的特異性生物制劑。這類藥物的設計初衷是能夠更精準地識別并攻擊胰腺癌細胞上的獨特標記物，從而實現靶向打擊，同時減少對正常組織的傷害。

另一個被寄予厚望的策略是探索高效的聯合療法。其中，將免疫治療與KRAS抑制劑結合是當前的前沿思路之一。其科學原理在于，KRAS小分子或大分子抑制劑可能具有改變腫瘤局部免疫微環境的能力，削弱其構筑的免疫抑制屏障。

通過這種“破墻”行動，理論上可以使原本被阻擋在外的免疫細胞（如T細胞）能夠重新識別并有效攻擊腫瘤細胞，從而使“冷腫瘤”變“熱”，讓免疫療法得以發揮作用。Shergill博士強調，這雖然目前仍主要處于實驗室研究階段，但代表了潛力的轉化方向。

除了直接針對腫瘤細胞和免疫系統的策略，一個更為新穎的研究方向是探索腫瘤細胞與宿主新陳代謝系統之間的復雜互動。科學家們發現，胰腺癌細胞非常“聰明”，它們能夠操縱身體的脂類代謝等過程，為自己創造更適宜生長和增殖的“肥沃土壤”。

基于這一發現，新的研究試圖“將計就計”，利用腫瘤細胞的這一特性來開發新藥。例如，針對腫瘤依賴的特定代謝通路設計抑制劑，可能切斷其能量和物質來源，或者使已有藥物的療效維持更長時間，推遲耐藥的發生。Shergill博士透露，芝加哥大學胰腺癌研究團隊正在深入研究脂類腫瘤耐藥、腫瘤持續存在與胰腺癌藥物療效之間的關系。。

在治療策略之外，早期篩查被普遍認為是改善胰腺癌預后最根本、但也最困難的另一條生命線。由于胰腺深藏于腹腔后部，早期癥狀隱匿且不典型，絕大多數患者確診時已屬晚期，錯過了手術根治的最佳時機。

Shergill博士從三個層面闡述了破局早期篩查困境的思路。首先，提升公眾與高危人群的認知是基石。他類比了乳腺癌篩查的成功，認為當社會對胰腺癌的早期預警信號（如新發糖尿病、無法解釋的腹痛或背痛、黃疸等）和風險因素（如家族史、特定基因突變、慢性胰腺炎等）有普遍認知時，主動就醫和篩查的比例才會大幅提高。

其次，需要建立模型以精準界定篩查人群，避免對低風險人群進行不必要的、昂貴且有創的檢查。芝加哥大學醫學中心已開展基于MRI（磁共振成像）和內鏡的篩查項目，但其目標人群是經過嚴格風險評估判定的高危個體，例如有顯著家族史或攜帶已知易感基因的人群。

最后，是探索更便捷、可及且成本更低的篩查手段。目前的研究熱點集中于尋找血液中的生物標志物。這包括傳統的癌癥抗原（如CA19-9，但其敏感性和特異性有限），以及更前沿的液體活檢技術，如通過分析血液中循環腫瘤DNA（ctDNA）的特定突變來早期預警癌癥的存在。

Shergill博士特別分享了一項該中心由Kay MacLeod博士領導的正在進行的前瞻性基礎科學研究。這項研究嘗試跳出“尋找腫瘤直接釋放的標記物”的傳統思路，轉而探索在胰腺癌形成明顯腫塊之前，其對身體新陳代謝系統、肌肉消耗（惡病質）乃至整體健康狀況產生的早期、系統性影響。

研究者的假設是，這些系統性影響可能會在血液中留下特定的、可檢測的“指紋”或信號。如果能夠找到這樣的標志物組合，就意味著有可能在影像學發現之前，更早地預警癌癥的發生。當然，Shergill博士也謹慎地表示，這項研究目前仍處于非常早期的探索階段。

綜上可以看出，對抗胰腺癌是一場多線并行的持久戰。在治療端，通過靶向、免疫、代謝調節等多維度的聯合策略尋求突破；在預防端，則通過提升認知、精準分層和創新檢測技術，力爭將診斷關口前移。

03.

從“取代傳統”到“與癌共存”

縱觀整個訪談，一條清晰的暗線是腫瘤治療理念正在發生的深刻演變。Shergill博士用數據直觀地展示了這種變化的價值：在臨床研究中，將靶向治療等創新方案前置于一線治療，能為結直腸癌患者帶來約30個月的中位生存期，這遠優于傳統化療后線使用靶向藥，或將化療置于一線的模式。

這一轉變并非意味著徹底拋棄化療或手術等傳統手段，而是將它們更早地整合到治療模式中，使患者獲得最佳的疾病控制機會。

這種策略為患者贏得了寶貴的額外生存時間。Shergill博士強調，對于患者而言，這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手術在癌癥治療中的角色也在被重新評估和定義。盡管在特定篩選的患者中，手術往往具有“治愈性”的潛力，但其對生活質量的影響、對短期和長期疾病控制的作用，以及發生局部或遠處轉移的風險，都需要被綜合權衡。

肉眼可見的腫瘤實體只是“冰山一角”，顯微鏡下的微小轉移可能早已存在。因此，如今胃腸道腫瘤的診療更加依賴多學科協作，借助一系列現代技術手段，例如更先進的影像學評估（如通過MRI進行直腸癌分期）、用于檢測微小殘留病灶的分子檢測技術、更精準的放療手段，以及在保證腫瘤學療效的前提下盡可能保護器官功能，盡可能縮小切除范圍、減少手術創傷。最終指向一個目標：提升患者的生活質量，并實現長期、穩定的疾病控制。

更進一步講，治療理念正在向第三個階段演進：思考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是否可以避免手術”。特別是對于一些對新型系統治療（如免疫療法）響應極好的腫瘤類型，醫生會考慮先采用藥物治療，并密切監測腫瘤變化。如果腫瘤顯著縮小甚至達到影像學上的完全緩解，或許可以避免一場大手術，或僅對殘余病灶進行局部處理。

這一切理念變革的終點，是Shergill博士明確提出的“與癌高質量共存”（Living Well with Cancer） 的終極目標。這意味著，在無法徹底根除癌癥的情況下，通過系統性的、動態調整的治療組合，將癌癥轉變為一種可管理的慢性病，在長期控制病情的同時，最大限度地保障和提升患者的生活質量。

這種綜合性治療模式的成功，極度依賴于跨部門、多學科團隊（MDT）的緊密無縫協作。Shergill博士指出，跨部門、多領域的緊密協作，也是芝加哥大學醫學中心的優勢之一，其腫瘤內科、外科、放療科、病理科、影像科及研究實驗室之間積極深入的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