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天下為公 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源遠流長

天下為公 天下大同的

社會理想源遠流長

天下為公、天下大同出自《禮記·禮運》，是歷史上中華民族關于社會理想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觀念。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多次引用，向世界闡明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懷有高遠的社會理想。2023年6月2日，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再次強調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指出其對于塑造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價值。今天，進一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仍需不斷從中汲取思想營養。

天下為公、天下大同出自《禮記·禮運》，呈現了中華民族關于理想社會的早期構想（圖為宋刻本《禮記·禮運》，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供圖）

中華民族“公”的觀念由來已久，包括公道、公平、公共、公正等方面，貫穿政治、經濟、社會、對外交流等領域，是中華文明重要的價值基因。史前時期，人類長期生活在原始社會，以血緣關系為基礎形成氏族公社制度，人們在氏族內部共同生產、平均分配。氏族公社制度是最原始的公有制度，也是人類產生“公”觀念的歷史根源。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指出的，那是在生產力低下的條件下實行的“原始的自然產生的公有制”，私有制是生產力發展的階段性結果。

隨著私有制、階級和國家的產生，人類逐步進入文明社會。在中國歷史中，“公”也由與氏族社會集體生活相關的觀念，發展出與“私”相對的含義。《詩經》中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和“言私其豵，獻豜于公”等詩句，顯示出當時人們已經產生公私有別、先公后私的意識。春秋戰國時期，王室衰落，諸侯崛起，西周延續了近300年的宗法分封制發生根本動搖，思想觀念也受到劇烈沖擊。具體到公私觀念上，人們突破了舊有思維框架，不再將權力視作對天子權力的分有，轉而將其視為個人私有之物。同時政治權力不斷下移，“禮樂征伐”從“自天子出”到“自諸侯出”到“自大夫出”最后到“陪臣執國命”，大夫的私人家臣開始竊取國柄、干權亂政。在上行下效過程中，政治秩序日益敗壞，私有觀念也在社會各個階層廣泛傳播。私有觀念空前強化帶來嚴重后果，對諸侯而言，他們不斷通過變法、戰爭、兼并等方式擴大勢力范圍；對中下等貴族和一般民眾而言，他們仿效上層階級，為了個人利益不惜沖破政治和倫理秩序，整個社會逐步陷入“禮壞樂崩”局面。

面對私有觀念的泛濫，諸子百家中的許多學派意識到西周以來以分封制為基礎建立的“公”觀念已無法收束人心，在新的現實條件下重塑“公”觀念成為重建政治與價值秩序的關鍵。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對此均有論述。孔子代表的儒家強調“公”是執政者必須具備的政治德行，《論語》指出“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認為執政者只有做到公平公正才能令百姓滿意；《荀子》指出“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在公私相對的張力下，執政者要以公義勝私欲，“公”具有原則性的優先。《墨子》主張“舉公義，辟私怨”，認為人們應當兼相愛、交相利，不應有所偏私和區別。《老子》強調“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天地無私才造就了天地的長久，執政者應當仿效天地之大德，以無私之心治理天下。法家則認為法才真正代表“公”，《商君書》指出“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君臣釋法任私，必亂。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一切都應斷之于法；《韓非子》指出“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認為公私分明關乎國家存亡。

《禮記·禮運》明確提出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這是對先秦以來諸子百家特別是儒家崇公抑私主張的歷史性總結。《禮運》認為“小康”和“大同”代表著人類社會發展的兩種理想形態。小康社會以“天下為家”作為根本精神，人們以家庭為單位占有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國家形成以嚴尊卑、別善惡、明賞罰、界內外為主要內容的禮制秩序，整個社會穩定有序。盡管小康社會已經達到較高水平，但《禮運》指出在小康社會之上還有一個更高水平的理想社會，就是大同社會。與小康社會不同，大同社會的根本精神是“天下為公”。“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在這個社會形態下，政治上，人們平等參與，選賢任能；經濟上，財貨“不必藏于己”，盜賊絕跡；觀念上，勞力“不必為己”，人們超越私有觀念，關心社會，以參與勞動、奉獻社會為常態；倫理上，“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人們超越一家之私，以公共的社會價值為追求，共同創造社會福祉；社會關系上，人人平等，各盡其能，并為老弱病殘、鰥寡孤獨積極提供社會救濟，體現出強烈的人道主義關懷。大同社會呈現了一幅不分彼此、人人為公的美好圖景。

此后，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觀念貫穿了中國社會發展過程并不斷豐富發展。一方面，這一觀念與秦漢以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形態相結合，參與構建國家政治秩序。漢代劉向在《說苑·至公》中提出“人君之公”在于“以公與天下”，“人臣之公”在于“忠于事君，仁于利下”，明確將“公”作為執政者的最高原則。另一方面，這一觀念也成為社會有識之士批判君主集權以及歷代農民起義提出“等貴賤、均貧富”等主張的重要思想資源。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均引用這一思想資源，批判后世君主違背“天下為公”原則，“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使天下成為君主個人私產，從而有力推動了政治觀念變革。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之際，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觀念更成為思想家們融貫古今的思想營養。康有為撰寫《大同書》，主張破除國界、級界、種界、形界、家界、產界、亂界、類界、苦界等九種界限，最終達到消除壓迫與束縛的大同社會。概言之，作為一種觀念形態，天下為公、天下大同在中華民族觀念體系中具有基礎性的重要地位，深刻影響和塑造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體現了中華文明對理想秩序的追求。

來源：求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