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構成反人類罪”，伊外交發言人譴責：白宮正集體懲罰伊朗民眾

“美已構成反人類罪。”

這不是巴加埃第一次使用這個級別的詞匯。就在三天前，即4月16日，他已在美國財政部宣布新一輪制裁后發帖，將美國的政策定性為“經濟恐怖主義”和“由國家主導的勒索行徑”，強調“這些措施從積累效果來看，堪比種族滅絕”。

三天之內，措辭從“堪比種族滅絕”升格到“已構成戰爭罪和反人類罪”。這不只是修辭強度的遞進，而是伊朗官方對美國制裁與封鎖組合拳的一次總定性：白宮正在對伊朗全體民眾實施集體懲罰，這一行為已經跨越了國際法中最沉重的紅線。

巴加埃的憤怒，直指美國2026年4月密集出臺的兩套施壓方案。

第一套是“經濟狂怒行動”。4月15日，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在白宮記者會上放話：美國計劃加大對伊朗的經濟打擊力度，對與伊朗進行商業往來的企業和國家實施二級制裁，此舉在金融層面“將等同于軍事上的轟炸行動”。同一天，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發布公告，對伊朗石油運輸基礎設施領域加大施壓，將總計20多個實體、個人和船只列為新制裁對象。路透社報道稱，美國財政部的警告信已送達阿聯酋、阿曼等國家。

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思16日在新聞發布會上進一步加碼，揚言“對伊朗施加最大化的經濟壓力”，美軍將隨時準備“重啟作戰行動”。

第二套是海上封鎖。4月13日，特朗普簽署海軍封鎖令，全面禁航伊朗所有港口，國際油價應聲突破100美元/桶。封鎖令生效后，伊朗原油出口每日減少約200萬桶。美軍擴大了對伊朗航運物資的封鎖范圍，將武器、彈藥、原油、成品油、鋼鐵、鋁等全部納入。

“經濟狂怒”加上“海上封鎖”，美國的策略本質上只有一個目標：切斷伊朗的石油命脈，把伊朗經濟徹底逼到墻角。

巴加埃指控中最關鍵的一句話，不是“戰爭罪”，而是“對伊朗民眾實施集體懲罰”。

國際法語境中，“集體懲罰”是一條明確的禁忌。《日內瓦公約》禁止對平民群體因個別行為而施加報復性懲罰。巴加埃的指控建立在一個現實邏輯上：美國的制裁和封鎖，名義上打擊的是伊朗政權，實際上摧毀的是伊朗普通人的生存空間。

伊朗官方多次將民眾生活困境歸因于美國制裁。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曾明確表示，伊朗人民面臨的經濟困難，“一個主要原因是美國政府及其盟友長期以來的敵對態度和非人道的制裁”。巴加埃在4月16日的發帖中更一針見血地指出：美方蓄意推行“使伊朗無辜民眾深陷痛苦和煎熬的政策，卻以自詡正義的姿態加以包裝”，這暴露出他們“非人道的思想”。

這種指控有國際法學者和聯合國方面的部分呼應。伊朗此前已在安理會呼吁，美以對伊朗的軍事行動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原則，所有聯合國成員國都應要求追究其責任。今年1月，伊朗外交部也明確聲明，美國的經濟制裁“違反伊朗公民的人權，構成反人類罪”。

值得玩味的是，在美方連續打出“封鎖+制裁”組合拳的同時，特朗普卻擺出了一副“談判者”的姿態。

4月16日，特朗普在白宮稱美伊“接近達成協議”，“伊朗已同意幾乎所有要求”，下一輪會談或于本周末舉行。他甚至在4月19日宣布，美方代表正在前往巴基斯坦伊斯蘭堡，為第二輪談判做準備。

但就在同一篇4月19日的帖子中，特朗普的威脅緊隨其后：“如果伊朗不接受協議，美國就會摧毀伊朗的每一座發電廠、每一座橋梁。不再做‘好好先生’了！”他還對封鎖做了一番頗為得意的“賬本”計算：“伊朗每天損失5億美元！美國毫發無損。事實上，現在有很多船正駛往美國的得克薩斯、路易斯安那和阿拉斯加去裝貨（能源）。”

這種“邊談邊打”的策略，專家解讀為美國“增兵+封鎖+制裁”組合拳的核心目的：通過極限施壓逼迫伊朗在談判桌上讓步。中東問題專家指出，美國認為此前的軍事打擊和伊斯蘭堡對話都沒有迫使伊朗作出足夠讓步，因此選擇繼續加碼。

但這套策略面臨一個根本矛盾：你越是用經濟封鎖“集體懲罰”伊朗民眾，對方就越不可能在談判桌上妥協。每增加一輪制裁，德黑蘭尋求非對稱報復手段的概率就增加一分——代理人襲擊、航運干擾、網絡攻擊，哪一樣都不好對付。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更是一針見血：“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再加上油價飆升——反而幫助了伊朗的經濟。貝森特部長現在試圖做的是收拾特朗普發動這場戰爭所造成的爛攤子。”

“反人類罪”是一個有嚴格法律定義的國際法術語，通常適用于針對平民的大規模、系統性攻擊行為。巴加埃將美國的制裁和封鎖定性為此罪，在國際法層面并非空穴來風。

從法律角度看，巴加埃援引了聯合國大會第3314號決議，該決議第3條(c)項將“封鎖一國港口或海岸”明確納入“侵略行為”范疇。從人道主義角度看，封鎖導致伊朗石油出口驟降、藥品和食品進口受阻，受沖擊最直接的不是政府官員，而是普通百姓。

但從政治角度看，“反人類罪”指控的實際效力有限。美國并不承認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權，聯合國安理會層面美國擁有否決權。伊朗此前多次呼吁聯合國追究美以責任，均未產生實質效果。這并不意味著指控毫無意義——它在道義上為伊朗爭取了外交空間，在“全球南方”國家中引發了共鳴。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就在美國對伊朗揮舞制裁大棒的同時，美國國內也有不同聲音。南達科他州共和黨參議員邁克·朗茲直言：“如果不進行政權更迭，我不樂觀地認為我們真的能解決這個問題。”而民主黨參議員沃倫則批評新制裁是“收拾爛攤子”。兩黨議員都對新一輪制裁的效果表達了質疑，這在華盛頓并不多見。

巴加埃用“反人類罪”這個詞來指控美國，不僅是一次外交措辭的極限升級，更是一次話語權的激烈爭奪。在導彈和航母無法抵達的戰場上，語言本身也是一種武器。

“反人類罪”的指控能否進入國際法庭，目前看并不樂觀。但它的真正效力在于：將一個超級大國的政策邏輯公之于眾——當制裁從打擊政府演變為摧毀民生，當封鎖從軍事手段淪為集體懲罰，美國宣稱的“捍衛自由”敘事就暴露出了最赤裸的本質：用伊朗普通人的痛苦，為華盛頓的談判籌碼買單。

這正是巴加埃所說“非人道的思想”的真正所指。白宮可以選擇無視“反人類罪”的標簽，但它無法回避一個根本問題——當制裁的對象不再是一個政權，而是一整個民族時，美國究竟是在懲罰敵人，還是在懲罰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