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女婿被查，61億資產99%來自中東，特使還是斂財者？

4月19日，特朗普談及美伊第二次談判時透露，這次去談判的沒有萬斯，而是美總統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然而沒想到，就在兩天前，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民主黨首席議員杰米·拉斯金正式宣布，對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啟動“全面調查”。

原因是庫什納手中掌管著61.6億美元資產，作為一個普通人，僅過去一年，資產就增長了12億美元，他到底怎么做到的？

核心出資方直指中東石油土豪國，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等國的政府主權財富基金，構成了這家基金的資金基石。截至2025年底，該基金資產已增至62億美元，僅過去一年就暴漲近30%，凈增12億美元。

這樣的財富增長速度，即便在全球頂級投資圈也極為罕見，更別提庫什納的投資生涯幾乎與他的政治履歷同步起步。

中東資本對庫什納的青睞并非偶然。2025年9月，由沙特公共投資基金、銀湖資本和AffinityPartners組成的財團，以550億美元估值收購美國藝電，沙特主權基金最終成為這家游戲巨頭的大股東。

庫什納在交易后公開表示，自己自幼就是藝電游戲的玩家，如今能與孩子們共同享受這些作品，對公司未來前景感到無比振奮。

但外界更關注的是交易背后的利益捆綁——作為雙方協議的一部分，沙特必須在AffinityPartners未來任何融資嘗試中享有優先投資權。

這意味著庫什納的基金與沙特政府形成了深度綁定，而此時他正以特朗普政府中東和平特使的身份活躍在地區事務中。

除了中東主權基金，中國資本也曾是庫什納的重要資金來源。

他旗下公司在美國新澤西等地的多個地產開發項目，通過美國EB-5投資移民計劃，大量吸收來自中國富豪的資金。2017年，其妹妮可?邁耶專程赴北京、上海等城市，向中國投資者推銷項目，成功籌集1.5億美元資金。

庫什納能在政治與商業之間自由穿梭，多年未被實質性調查，核心在于特朗普團隊為他量身打造的"制度漏洞"。

2017年特朗普剛上任，就執意將庫什納納入白宮核心團隊，擔任高級顧問，負責貿易談判、中東政策等關鍵領域。

但美國1967年通過的《反裙帶關系法》明確禁止聯邦官員任命親屬出任其控制下的"聯邦機構或部門"職位，這一任命看似違法。特朗普團隊的破解之道堪稱精妙：將庫什納的身份定為"無薪志愿顧問"，同時辯稱白宮相當于總統的"私人秘書處"，不屬于正式聯邦機構，因此不受《反裙帶關系法》約束。

這一解釋得到了部分法律界人士的支持，1993年法院曾判決克林頓任用希拉里負責醫療改革合法，為這一操作提供了先例。

更關鍵的是，庫什納表面上與家族企業脫鉤并出售股票，以規避利益沖突審查，這套"合規表演"成功麻痹了不少監管者。

特朗普本人就是地產大亨出身，深諳利益交換的門道。在他眼中，庫什納的商業能力與政治價值可以相互轉化。

庫什納憑借"亞伯拉罕協議"為特朗普政府贏得外交政績，推動以色列與阿聯酋、巴林等海灣國家關系正?；?，而中東國家則通過投資庫什納的基金，獲得影響美國中東政策的渠道。

這種"政治服務換商業利益"的模式，在特朗普團隊內部被視為"雙贏"。

直到2026年，隨著特朗普第二任期推進，庫什納一邊以特使身份參與美伊談判、俄烏?；鹞有?，一邊持續向中東主權基金募集資金，這種公私界限的徹底模糊，才最終觸發了眾議院的全面調查。

特朗普將親屬安插在權力核心并從中牟利的做法，看似激進，實則是美國政治家族利益交換傳統的現代變種。美國政治被視為家族企業的歷史，幾乎與《獨立宣言》一樣悠久。

從開國元勛亞當斯父子先后擔任總統，到羅斯福家族出過兩位總統，再到布什家族兩代人入主白宮，政治王朝在美國政壇從未缺席。

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顯示，美國歷史上有700多個家族中有兩名或以上成員曾在國會任職，任期超過一屆的議員，未來有親戚進入國會的可能性比其他議員高40%。

這些政治家族往往通過血緣、婚姻和財富網絡，長期掌控地方乃至全國的政治資源。

肯尼迪家族就是典型代表，約翰?肯尼迪總統任命弟弟羅伯特?肯尼迪為司法部部長，曾引發巨大爭議，也直接推動了《反裙帶關系法》的出臺。

但法律并未徹底終結裙帶政治，只是讓操作方式變得更加隱蔽。

克林頓夫婦離開白宮后，通過寫書、演講和基金會活動賺取約2.4億美元，其核心盟友至今仍在拜登政府擔任高層職務。

與這些傳統政治家族相比，庫什納的利益輸送模式更具時代特征——將外交權力直接轉化為商業資本。

歷史上的政治家族大多是通過政治影響力為家族企業鋪路，而庫什納則是先打造以外國主權基金為核心的資本平臺，再利用外交職務為資本增值服務。

這種"一邊制定政策、一邊向政策對象要錢"的操作，在現代西方政治倫理框架下，幾乎是最經典的利益沖突。

在特朗普看來，庫什納幫美國達成了外交突破，獲得中東資本的青睞是應得的回報，這種商人邏輯與傳統政治倫理的碰撞，正是美國政治極化的重要原因。

庫什納的雙重身份，不僅引發了國內的腐敗爭議，更給美國的外交政策帶來了深層次的隱患。

庫什納的談判方式更像商業整合，而非嚴肅的地緣政治博弈，他刻意繞開巴勒斯坦問題，只聚焦于安全和投資合作，為地區動蕩埋下了伏筆。

批評者指出，這種只談利益不談原則的外交模式，看似高效，實則破壞了美國長期以來構建的外交信譽。

中東國家之所以愿意重金投資庫什納的基金，本質上是在購買政策影響力。

沙特、阿聯酋等國通過資本綁定，得以深度介入美國中東政策的制定過程，而美國的外交決策則逐漸偏離了自身的戰略利益，淪為服務特定資本集團的工具。

2026年初，庫什納以特使身份在日內瓦會見伊朗外長，會晤結束后不久，美國和以色列便開始了對伊朗的轟炸行動，雙方并未就伊朗核計劃達成任何協議。

這種前后矛盾的操作，讓人不得不懷疑背后是否存在資本利益的考量。

美國前外交官評價，庫什納們不是傳統官僚，適合靈活應對跨國博弈，但這種靈活性的背后，是外交政策的短視和功利化。

當外交成為個人資本增值的跳板，國家利益就可能被邊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