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神壇的“鐵桿盟友”：跨大西洋聯盟并沒讓歐洲更安全

導讀

冷戰結束后，以北約為代表的西方聯盟體系逐漸從集體安全機制異化為地緣政治工具。北約擴張與對外軍事干預加劇了大國對立，而近期美歐關系的緊張也凸顯了結盟政治的局限性，暴露出同盟關系不能消除美歐權力不對稱，反令歐洲面臨生存挑戰。相比之下，中國堅持“結伴不結盟”的外交政策，推動多元化伙伴關系與務實合作。歐洲亟需重新思考自身戰略定位，以共同安全為核心，超越聯盟思維，適應多極化秩序。

本文為中國觀察智庫獨家約稿，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作 者

李形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云山領軍學者、教授

丹麥奧爾堡大學國際關系兼職教授

揚·奧貝里 (Jan Oberg)

瑞典跨國和平研究所所長

在由西方大國長期主導的國際秩序中，尤其是自冷戰結束以來，以北約為代表的聯盟機制既發揮了重要的集體安全保障作用，同時又逐漸異化為地緣政治權力的工具。這一轉變源于一些國家的干預主義政策，挑戰了國際法框架下的國家主權原則，例如1999年北約空襲南聯盟、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以及北約的東擴。特別是，北約東擴加劇了俄羅斯的安全關切，改變了歐洲的戰略平衡。北約這一聯盟機制不但沒有鞏固冷戰后的穩定秩序，反而延續了結構性對抗，惡化了長期的安全緊張局勢，最終引發了烏克蘭危機。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惡果如今也在聯盟內部顯現出來。昔日“堅不可摧”的跨大西洋伙伴關系正呈現出明顯的內部緊張跡象，最突出的表現便是歐洲在兩種不同的戰略身份之間出現左右互搏：一種是以北約為中心的歐洲，另一種則是社會政治意義上的歐洲。前者在軍事上依然依賴于美國，戰略上處于美國的從屬地位；而后者則追求獨立自主，力圖成為世界“第三極”、一股全球性的“規范力量”。

歐洲缺乏真正的戰略自主，因此以上兩重身份認同難以調和，導致內部凝聚力和外部公信力削弱。在相互對立的拉扯下，歐洲始終無法作為一個統一的行動者采取行動，反而容易受到外部壓力——包括其自身盟友壓力的威脅。為了讓美國繼續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支持，歐洲基本上采取了沉默和順從的態度。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從貿易摩擦到領土威脅，近期美歐之間的緊張關系凸顯了一個基本現實：同盟關系并不能消除權力不對稱。當各方利益出現分歧時，即便是“親密伙伴”也可能遭受脅迫。僅靠共同價值觀就能維系團結的信念化為泡影，因為歷史證明，同盟關系無法凌駕于國家主權或核心戰略關切之上。正如英國前首相帕麥斯頓的名言：“我們沒有永恒的盟友，也沒有長久的敵人。但我們的國家利益是永恒而持久的，我們的責任就是追求這些利益。”

美國重新定義了自己的國家利益，調整了與北約及歐洲的關系。結果就是該聯盟當前面臨的最大挑戰并非來自外部對手，而恰恰來自內部“一把手”。北約的分裂正凸顯出西方聯盟內部的失衡與功能失調。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在3月30日接受半島電視臺采訪時表示，待伊朗戰事結束后，美國將重新評估與北約的關系，他還批評一些歐洲盟友拒絕美軍使用其領空和基地開展行動。美國總統特朗普更是在4月1日接受英國《每日電訊報》采訪時怒斥北約是“紙老虎”，并表示自己正“認真考慮”讓美國退出北約。

美國與丹麥圍繞格陵蘭島的矛盾仍在持續。美國為攫取領土，公然以關稅和強制措施威脅自己的北約盟友，這凸顯了當前大國競爭時代的一個更廣泛趨勢：盟友不過是屈從于霸權國家野心的工具。北約的危機并非異常現象；相反，這是將忠誠與服從混為一談、將伙伴關系與等級體系掛鉤的安排所必然導致的結果。

因此，鑒于近期全球局勢的發展，“盟友”與“聯盟”的概念亟需重新審視。那些言必稱主權、法治、民主的西方聯盟，正日益通過擴張、干涉和脅迫手段破壞這些原則。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從三種國際關系理論的視角來看，結盟政治的局限性顯而易見：從現實主義角度看，結盟政治加劇了權力失衡，必然引發制衡行動。從自由主義角度看，所謂的“普世規范”與實際選擇性適用之間存在鴻溝，這種虛偽的“雙標”行為正在侵蝕其合法性。從建構主義角度看，結盟政治加劇了身份分裂，強化了“我們”與“他們”的對立，從而限制了外交靈活性并阻礙跨集團合作。

在當代西方話語體系中，中國常被描繪成一個“沒有盟友”或“幾乎沒有盟友”的國家。這種非議的潛臺詞是：同盟關系是衡量國際影響力或戰略成功與否的必要指標。然而，冷戰時期的歷史經驗深刻塑造了中國對結盟政治的認知，使其對卷入沖突、依賴盟友和陣營對抗的風險更加警惕。自那時起，中國的外交政策始終秉持不結盟原則，不加入任何正式的軍事同盟，也不“拉幫結派”針對第三方。

中國不尋求建立基于條約的同盟關系，而更強調靈活的伙伴關系、戰略自主和以具體議題為導向的合作。“一帶一路”倡議就是這一策略的生動體現，反映出中國更加重視拓展經濟與外交網絡，而非陣營化的安全機制，從而在提升國際影響力的同時，免受同盟義務約束。

諷刺的是，北約這個聯盟機制就是因為過于強大，受其束縛和支配的歐洲正面臨日益明顯的生存挑戰。歐洲在政治和戰略創新方面能力有限，加劇了結構性依賴，縮小了其自主行動的空間，因此迫切需要進行全面而具有前瞻性的重新評估。在理想情況下，當前這一關鍵時刻應在歐洲引發一場廣泛的協商進程，讓學者、政策制定者、公民社會和媒體全都參與進來，共同探討一個根本問題：未來20年，歐洲應如何定位自己，又該以何種愿景、戰略和全新思維模式來實現這一目標？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這種面向未來的思考在歐洲并非沒有歷史先例。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從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到達格·哈馬舍爾德基金會的《怎么辦？》，再到布倫特蘭委員會的《我們共同的未來》，歐洲在全球關于永續發展、可持續性和安全性的大討論中發揮了引領作用。重振這一戰略遠見還有助于創造建設性契機，推動歐洲與其他各方提出的各類倡議，如中國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等進行有效對接。

此次重新評估的核心還是那個老問題——共同安全。對歐洲而言，這需要重新界定其與俄羅斯和中東的關系，并探索構建以民事手段為主導的沖突管理與和平建設體系。此外，還須構建一種可信的、軍民統籌兼顧的防御體系，同時加大力度重啟軍控、裁撤軍備、建立互信。鑒于歐洲與俄羅斯地理上相鄰、歷史上相互依存，因此俄歐開展對話的意義特別重大；而在全球化的安全環境中，更廣泛地同中東、歐亞地區以及與中國開展合作亦不可或缺。

盡管很多人認為上述觀點過于理想化，不切實際，但他們低估了一個擁有近5億人口的歐洲所擁有的戰略選擇。在美國日益轉向內顧的背景下，歐洲更有機會超越僵化的聯盟中心思維，制定以自身共同利益為導向的政策，同時與其他地區開展協同合作。站在這一關鍵節點，歐洲亟需在國家、地區和全球層面提出建設性思路，開展包容性討論，以適應正在成形的多極化秩序。這種秩序要求人們摒棄過時的聯盟觀念，不再沉湎于“往昔的美好時光”，而是著力培養政治智慧與執政能力，去構想另一條通往未來的路徑。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本文英文原版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原標題為 "Allies’ security myth"，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可查看。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杜娟 付曉雅

編輯：張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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