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宏：氣候敏感型傳染病成公衛新挑戰，應對有兩大關鍵

“一旦環境中的‘生態閾值’被突破，傳染病病原體的‘敲門’就可能會取得成功。”

4月20日由上海紐約大學主辦的2026年度“中美氣候與健康合作”卓越講堂上，國家傳染病醫學中心主任、復旦大學臨床醫學院內科學系主任張文宏教授提醒，不少疫情均與氣候敏感型傳染病直接相關。“氣候變暖正在導致熱帶、亞熱帶、溫帶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植被、動植物、媒介生物等不斷向適宜的區域遷徙，這最終可能引發大規模的物種（病原體）交換，從而帶來新的公共衛生挑戰。”

氣候敏感型傳染病（CSIDs）主要分為3類：一類是蟲媒傳播疾病，如瘧疾、登革熱，病毒由昆蟲傳播，棲息地隨全球氣溫上升而擴張；一類是水媒傳播疾病，如霍亂，病毒在會變暖的水環境中增殖，通過降水迅速向外傳播；一類是人畜共患疾病，如溢出病毒，該病原體由動物傳至人主要是基于氣候引起的棲息地遷移或生存壓力。

事實上，全球范圍內可能感染人類的病毒超過1萬種，其中有28個家族的病毒和細菌是最高風險病原體，隨時可能對人類發起攻擊。

張文宏進一步舉例，比如，2016年1月巴西暴發寨卡病毒（通過蚊蟲傳播）大流行，此前寨卡病毒僅在非洲、太平洋島國等地區小范圍流行；這一大流行背后的原因，正是彼時巴西的氣候條件致蚊導致密度極高，而2014年開展的世界杯、獨木舟比賽等國際活動，使得攜帶寨卡病毒的蚊蟲隨人員流動進入巴西，長時間的戶外運動也為蚊蟲叮咬創造更多的機會。

再如，2025年7月廣東佛山發現基孔肯雅熱病毒，這也與當地夏季高溫、雨季提前且降雨量大導致的蚊子密度激增密切相關。盡管基孔肯雅熱病毒感染后的癥狀較輕，主要表現為發燒、皮疹，也未能出現嚴重后遺癥；但這一事件讓公眾清醒地意識到，氣候變化正在加速病原體的進化、演變。

張文宏表示，團隊通過分析廣東佛山基孔肯雅熱病毒基因組后發現，該病毒源自西太平洋地區，經過進化后，在蚊子體內的增殖速度加快，傳播效率大幅提升，基本再生數（R0）顯著上升。再加上適宜的環境條件，最終引發了此次疫情，“如果這類病毒的進化朝著更危險的方向發展，可能會帶來類似HIV（艾滋病病毒）、COVID-19（新冠病毒）的災難性后果，而這一切都難以預測。”

同時，張文宏也提醒，以蝙蝠為核心的生態鏈條，同樣也符合氣候敏感型傳染病的傳播機制。

張文宏表示，國際上對氣候變化引發的病毒傳播，90%的研究聚焦于蝙蝠。目前，已知的諸如埃博埃博拉出血熱、尼帕病毒、馬爾堡病毒以及2003年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都是蝙蝠。如今，針對蝙蝠的長壽生理機制，一些具有商業價值的熱門研究領域也由此誕生，如免疫系統特性挖掘（長壽、抗炎、抗衰老）、ATP酶供給系統等。

“可以想象，隨著氣候變化，蝙蝠的棲息地發生改變，它們不斷遷徙，在棲息的樹木上，其攜帶的病毒會通過尿液、糞便等形式滴落，形成‘病毒雨’；當人類馴養的馬、牛、羊等哺乳動物在草坪上覓食時，就可能接觸到這些病毒。我們永遠無法預知下一次是哪種病毒會與哺乳動物的受體成功匹配，而這種匹配一旦發生，就可能引發跨物種傳播，2003年的SARS疫情就是典型案例。”張文宏說。

此外，張文宏還強調，當未來可能的極端事件發生，生態閾值或被突破，引發不可預測的公共衛生事件；這一過程中，細菌耐藥性問題正變得日益嚴峻，尤其是細菌感染正在成為免疫功能衰退、處于重癥監護室（ICU）內的、或長期住院患者的最大威脅。

如何應對氣候敏感型傳染病？張文宏坦言，快速響應、監測體系仍然是最為關鍵的兩個核心要點。應對全球性公共衛生危機，需要全球協同開展對病原體進行持續監測，早期發現、早期預警，并采取一系列干預措施，來避免大流行發生。

“現階段，全球多個國家正在推行‘100天使命’，即在非疫情時期做好準備，在疫情暴發后的100天內研發出足夠的診斷試劑、治療藥物、疫苗，并通過世界衛生組織的全球協作網絡，來共享病原體的監測數據、診斷技術、治療方案和疫苗資源。國內的傳染病監測網絡已然完善，需要有更多聚焦氣候變化、公共衛生領域的科研資助，為未來可能會到來的挑戰做好準備。”張文宏說。

談及如何實現人類健康長壽這一目標，張文宏對記者表示，人類要實現健康長壽有兩種策略：改造人體細胞來延長壽命（但具有極高的技術門檻與不確定性）、與聚焦環境與生活方式的優化，“當前，我們不能依賴于基因改造或昂貴醫療技術，而是在于應踐行科學、普惠的生活方式，這包括調整居住環境、族群互動模式、飲食結構、運動習慣及睡眠質量等可干預因素；這一方式會更具有可行性、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