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法所得認定新規征求意見：操縱盈虧不相抵 余券計價鎖定第五日

證監會查處證券違法案件時，違法所得究竟該怎么算？這個看似技術性的問題，直接影響著罰款金額的高低乃至案件的最終走向。

4月17日，證監會就《中國證監會行政處罰案件違法所得認定辦法（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辦法》）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意見反饋截止時間為2026年5月17日。

《辦法》首次對證券期貨違法案件違法所得的計算規則作出系統性規定，核心看點有三。

其一，明確“盈虧不相抵”原則。當事人實施兩個以上獨立違法行為，既有盈利也有虧損的，不得相互抵扣。這一規則在操縱市場案件中尤為關鍵——以往是盈是虧、盈虧能否相抵，計算結果可能天差地別。

其二，將違法類型區分為交易類與非交易類兩大類。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交易類違法，原則上以“交易獲利或避損”作為違法所得；編造傳播虛假信息等非交易類違法，則以“違法行為收入”作為違法所得。

其三，對案件中尚未賣出的“余券”如何計價作出統一規定。數量基準日鎖定在違法行為影響消除或違法行為結束后第五日，價格基準日同步統一，內幕交易按內幕信息公開后打開漲跌停板日起5個交易日平均收盤價計算，操縱行為按操縱行為結束后5個交易日平均收盤價計算。

這些規則看似是“算賬”的技術細節，實則直接關系到罰沒金額的多寡、執法的統一性，以及當事人有沒有空間通過技術性操作來“做低”違法所得。

盈虧不相抵

當事人實施數個違法行為，有的賺錢、有的虧錢，計算違法所得時能否盈虧相抵？這是《辦法》起草過程中爭議最大的焦點問題之一。

《辦法》給出的答案是：不能相抵。對于兩個以上獨立的違法行為，分別計算違法所得，彼此盈虧不得抵扣。

這一問題在操縱市場案件中表現得最為突出。一個典型的場景是：當事人先后對多只股票實施操縱，有的操作獲利豐厚，有的則虧損出局。如果允許盈虧相抵，最終認定的違法所得可能是盈虧沖抵后的凈值；如果不允許相抵，則只看盈利部分的總額。兩種算法得出的結果差異巨大，直接影響后續罰款的計算基準——根據證券法，罰款金額與違法所得存在倍數對應關系。

《辦法》選擇“盈虧不相抵”，主要基于三層考量。其一，當事人實施數次違法行為，社會危害性顯然大于單次違法，理應在違法所得認定上體現從嚴導向。其二，現有執法實踐已采納“以盈虧不相抵為原則”，此次是將其從執法慣例上升為明文規則。其三，如果允許盈虧相抵，可能為當事人留下人為調節違法所得的操作空間。比如，當事人在被查處期間故意實施一筆“虧損”的操縱交易，用以沖抵前期的盈利，從而降低違法所得總額。

余券如何計價

違法所得的計算離不開兩個基本要素：賣出了多少、賣了什么價。但對于案件查處時尚未賣出的“余券”，既沒有實際成交價，數量也處于浮動狀態，如何確定其價值就成了執法的難點。

《辦法》對此給出了清晰的操作標準。在數量端，將余券的數量基準日規定為“違法行為影響消除或違法行為結束后第五日”。

之所以選擇第五日而非當日或次日，主要是為了減少基準日的隨機性和偶然性，同時確保與違法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更為緊密。如果以當日收盤時點為基準，可能因市場短期劇烈波動導致余券數量失真；間隔太久又可能混入與違法行為無關的其他因素。

數量確定之后，以哪個日期的價格來計算余券的基準價值同樣關鍵。《辦法》將價格基準日和數量基準日予以統一，并根據違法類型分別設定價格取值方式：內幕交易案件，按照內幕信息公開后打開漲跌停板日起5個交易日平均收盤價作為余券基準價格；操縱市場案件，按照操縱行為結束后5個交易日平均收盤價作為余券基準價格。

這一安排有幾個優點。第一，5個交易日的均價能夠平滑單日極端波動帶來的偏差，使余券估值更趨平穩。第二，如果涉案證券后續出現連續漲跌停的極端情況，5日均價也不至于和違法行為結束時的價格偏離過大，避免估值嚴重失真。第三，統一標準后，壓縮了執法裁量的模糊空間，同類案件的余券計價有了可比性。

需要說明的是，余券計價的規則直接影響違法所得金額，而違法所得又是罰款的計算基數。以一個做多操縱市場案件為例，假設當事人操縱結束后仍持有大量余券，股價在隨后5個交易日持續下跌，按5日均價計算的余券價值將顯著低于操縱期間的高位價格，違法所得相應減少，罰款也隨之降低。反之亦然。

兩類違法分軌計算

證券期貨違法行為類型繁多，有的涉及買賣交易，有的則與交易無關。《辦法》的一大基礎性安排，是將違法類型劃分為交易類與非交易類兩大類，分別適用不同的違法所得計算邏輯。

交易類違法行為包括內幕交易、操縱市場、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以及其他交易類違法行為。對于此類案件，原則上以“交易獲利或避損”作為違法所得，同時扣除與交易直接相關的成本和稅費；部分情況下還包括獲取的其他經濟利益。“避損”指的是因違法行為避免了本應承擔的損失，其計算邏輯與“獲利”對稱——相當于將避免的損失視同為收益。

非交易類違法行為則包括證券公司違法承銷證券、編造傳播虛假信息、機構及其從業人員違法等情形。對于此類案件，原則上以“違法行為收入”作為違法所得，不涉及成本和稅費的扣除問題。

舉例來說，某機構因編造傳播虛假信息收取了“公關費”或通過引流獲利，這筆收入本身即為違法所得；證券公司違規承銷證券收取的承銷費，同樣全額計入。

這一“分軌制”安排的核心邏輯在于：有交易行為的，違法所得體現為交易產生的凈收益；沒有交易行為的，違法所得直接體現為違法行為帶來的收入。兩種計算路徑分別匹配各自的違法特征，避免了“一刀切”帶來的計算偏差。

從執法實踐看，交易類案件長期面臨違法所得計算口徑不統一的困擾。有的案件扣除了融資融券利息，有的沒有扣除；有的將印花稅、傭金納入成本，有的則忽略不計。《辦法》此次明確“扣除與交易直接相關的成本和稅費”，為執法提供了統一標尺，也使得同類案件的違法所得計算更具可比性。

值得注意的是，《辦法》還規定了違法所得的計算時點。對于持續性的違法行為，違法所得計算至違法行為終止之日；對于有連續交易行為的，按“先進先出”原則匹配買賣對應關系。這些細節安排看似技術性，實則是確保計算結果客觀、可驗證的關鍵支撐。

從整體框架看，《辦法》構建了“分軌計算定基調、盈虧不相抵劃紅線、余券計價立標尺”的三重規則體系，覆蓋了違法所得認定的主要爭議場景。隨著征求意見結束并最終落地，證券違法案件的違法所得計算將步入更為有章可循的精細化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