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圣師曾是“喪家之犬”？程朱理學與孔子的儒家思想有何異同？

現代人看來，儒學是中華民族的思想基石，可當我們回望歷史就會發現，儒家思想對于兩千多年的傳統社會的影響，實際上經歷了幾度沉浮。

從喪家之犬到治世經學的儒家思想

據《史記》記載，孔子的一生顛沛流離，惶惶如喪家之犬；而儒學從孔子所創立到孟子所發展的一百多年間，其主張始終不為各諸侯國所用。

秦大一統后，儒家思想更因大儒荀子的得意門生李斯所主導的“焚書坑儒”而墜入深谷。

孔孟儒學百年，還是未能成為治世經學

也就是說，春秋戰國的儒學非但未能成為治世之學，儒家思想似乎還要被永遠湮滅于歷史的煙云之中了。

曙光出現在公元前195年，漢高祖劉邦始開帝王祭祀孔子之先河，以最隆重的“太牢之禮”來拜祭孔子。

這是史料中首次有君主公開祭拜孔子的記載，從此“祭孔”成為了國家大典。

然而，身為開國皇帝，在面對剛從戰亂中走出來的漢王朝，整個社會都需要休養生息的現實時，劉邦終究還是選擇了道家的“無為而治”作為漢初統治的主流思想。

劉邦選擇無為而治，以符合漢初社會需要

直到七十年后的漢武盛世，儒學才迎來了首次的在政治舞臺上的高光時刻。

漢武帝時代，積極有為的政治思想成為了化解繁榮背后復雜的社會矛盾的時代需要，以大儒董仲舒為代表的新儒學應運而生，一躍成為了后世數代王朝的治世經學。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歷史原因

經過改良后的新儒學，汲取了陰陽家、法家、墨家等眾多思想的精華，在秉持“仁、義、禮、樂”的基礎上，主張維護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強調“尊卑有序”、“君為臣綱”的王權等級觀念。

同時，在統治者看來，統一的國家就應有統一的民族核心文化，因而當董仲舒一經提出，漢武帝便欣然接納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

漢武盛世的新儒學代表董仲舒

至此，儒家思想正式成為國家的統治思想，也成為了社會的主流政治思想。

儒釋道的并存與程朱理學的興起

在東漢后期，佛教開始傳入中國；到了盛唐，儒學與佛學、道學均同時活躍于朝堂之上與民間之中。

但在唐宋交替的五代十國時期，華夏大地又一次走入戰亂不堪的困局，儒學的地位再次跌落谷底。

儒家思想的再度振興發生在宋王朝。此時的儒家學說被稱為“程朱理學”，以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和朱熹為其主要代表人物。

朱熹，崛起于南宋，集北宋理學之大成

程朱理學以“宗法、貞節、孝道”為禮，正好符合了宋朝——這個局部統一王朝的統治者的政治需求。

為穩固王權，“以禮治國”的儒家學說再次成為朝堂的主流思想，程朱理學使沉寂了數百年的儒學重新煥發生機，二度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