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漢代“天馬”追求與草原戰爭的交通動力

王子今：漢代“天馬”追求與草原戰爭的交通動力

對“馬”的空前重視，是漢代社會歷史的重要現象。“苑馬”經營與民間養馬活動的興起，都是值得重視的文化表現。“馬政”因執政集團所主持，主要服務于戰爭，同時又涉及政治史、經濟史、交通史和民族關系史。當然，馬的繁育和利用，也是體現人與自然生態之關系的重要社會現象。《史記·平準書》說，漢景帝“益造苑馬以廣用”，司馬貞《索隱》：“謂增益苑囿，造廄而養馬以廣用，則馬是軍國之用也。”《漢書·食貨志上》寫作“始造苑馬以廣用”，顏師古注引如淳曰據《漢儀注》，說到“苑馬”經營的規模：“太仆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謝成俠《中國養馬史》寫道：“像這樣國家大規模經營養馬，至少在公元前的世界史上是罕聞的先例。雖然在公元前500年波斯王大流士時代，曾在小亞細亞的美幾亞及亞美尼亞設立牧場養馬達五萬匹，但后者已成為世界文化史上常被引用的重要資料，而未聞漢帝國大舉養馬的史跡。” (科學出版社，1959，95頁) 從這樣的認識出發，可以體會到秦漢養馬史研究在一定意義上是具有世界史意義的課題。漢代養馬業為滿足“軍國之用”取得的進步與“天馬”追求有直接的關系。

一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經萬里

《史記·樂書》記載，漢武帝得到西域寶馬，曾經興致勃勃地為“天馬來”自作歌詩，歡呼這一盛事。當時受到汲黯的批評：“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于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漢武帝歌唱“天馬”的歌詩，《漢書·武帝紀》稱《天馬之歌》《西極天馬之歌》。《史記·樂書》說：“ (漢武帝) 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為友。’后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為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據《漢書·禮樂志》記載，后者詞句為：“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天馬徠，龍之媒，游閶闔，觀玉臺。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其中“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等文句，顯示“天馬”可以作為遠域文化交往之象征意義。

魯迅曾經面對銅鏡這樣的文物盛贊漢代社會的文化風格：“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他就漢唐歷史進行總體評價：“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絕不介懷。”我們通過《天馬之歌》等作品，可以對魯迅熱情肯定的當時民族精神的所謂“豁達閎大之風” (《墳·看鏡有感》) ，有更深刻的認識。對于漢代藝術風格，魯迅也曾經有“惟漢人石刻，氣魄深沉雄大” (《書信·1935年9月9日致李樺》) 的評價。很可能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武威雷臺漢墓所見青銅“天馬”模型得以設計、制作并收藏。漢代畫像資料中，也多見有翼駿馬的形象。這些畫面，生動真切地體現了民間社會對于“天馬”的熱切關心。

二 “天馬”由來的三個空間等級

《史記·樂書》說：“ (漢武帝) 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為《太一之歌》。……后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為歌。”《史記·大宛列傳》寫道：“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漢武帝時代在“西北”方向尋求“神馬”，曾經有三種出自不同方位的良馬先后被稱作“天馬”。起初“得神馬渥洼水中”，裴骃《集解》引錄李斐的解釋：“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敦煌界。人數于此水旁見群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旁。利長先為土人持勒靽于水旁，后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說屯田敦煌的中原戍人發現當地野馬中有形態資質與內地馬種不同的“奇異者”，捕收獻上，被稱作“神馬”“天馬”。隨后漢武帝接受張騫出使烏孫之后烏孫王所獻良馬，命名為“天馬”。后來又得到更為驃壯健美的大宛國“汗血馬”，于是把烏孫馬改稱為“西極”，將大宛馬稱為“天馬”。

甘肅丁家閘十六國墓壁畫《天馬圖》

據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2冊標示，渥洼水在今甘肅敦煌西南。烏孫國中心赤谷城在今吉爾吉斯斯坦伊什提克，大宛國中心貴山城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卡散賽。“天馬”所來的三處空間方位，逐次而西。看來，當時人對“天馬”的追求來自神秘文化信仰的理念基礎，即所謂“神馬當從西北來”之“西北”，是有越來越遙遠的變化的。湖北鄂城出土銅鏡銘文有“宜西北萬里”字樣，所體現的文化傾向正與“天馬”追求的方向相符。

元封三年 (前108) ，漢王朝出軍擊破受匈奴控制的樓蘭和車師。此后，又以和親方式鞏固了和烏孫的聯系。太初元年 (前104) 和太初三年 (前102) ，為了打破匈奴對大宛的控制并取得優良馬種“汗血馬”，漢武帝又派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率軍兩次西征，擴大了漢王朝在西域地區的影響。“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于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馀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后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馀，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史記·大宛列傳》) 可見對“宛馬”這種定名“天馬”的優良馬種的需求，數量相當可觀。頻繁派出的使團均以滿足“天子好宛馬”意向為外交主題。“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索隱述贊》：“大宛之跡，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窺海上。條枝西入，天馬內向。蔥嶺無塵，鹽池息浪。曠哉絕域，往往亭障。”所謂“天馬內向”，曾經成為體現絲綢之路交通繁榮的文化風景。

三 “天馬”“龍為友”神話

名將馬援曾說：“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 (《后漢書·馬援傳》) “馬”與“龍”作為“行地”與“行天”體現最優異交通能力的物種相并列。這樣的意識應當產生于草原民族特別尊崇馬的理念基礎之上。秦人注重養馬。據《史記·秦本紀》載：“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于是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后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秦人立國，由于“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的基礎。秦對上帝的祭祀，“春夏用骍，秋冬用騮。畤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 (《史記·封禪書》) 。在他們的信仰世界中，馬是最好的祭品。而所謂“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體現了“馬”與“龍”的神秘關系。
漢武帝對于“天馬”的歌頌，也涉及“龍”。《史記·樂書》載錄《太一之歌》有“太一貢兮天馬下”，“今安匹兮龍為友”句。《漢書·禮樂志》作“今安匹，龍為友”，而“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者則有“天馬徠，龍之媒”句。顏師古注引應劭曰：“言天馬者乃神龍之類，今天馬已來，此龍必至之效也。”漢武帝的歌詩中“天馬”“龍為友”的神異形象受到贊美，使我們聯想到其他民族古代神話中“馬”與“龍”的神異聯系。有學者指出，在荷馬史詩中，“海神與神馬、駿馬的形象常常是連在一起的，當希臘人與特洛亞人激戰正酣時，海神來到了他的海底宮殿：把他那兩匹奔馳迅捷、長著金色鬃毛的銅蹄馬駕上戰車，他自己披上黃金鎧甲，抓起精制的黃金長鞭，登上戰車催馬破浪；海中怪物看見自己的領袖到來，全都蹦跳著從自己的洞穴里出來歡迎他。大海歡樂地分開，戰馬飛速地奔馳，甚至連青銅車軸都沒有被海水沾濕載著他徑直駛向阿開奧斯人的船只。”海神與駿馬的形象聯系在一起，論者歸結為“海神、馬神”，他們都是希臘人和特洛亞人的保護神。正是在這樣的意識背景下，發生了特洛伊“木馬”的故事 (曾艷兵《為什么是“木馬計”》，《文匯報》，2018年2月11日) 。而古代中國的海神，通常是“龍”。關注東西方在交通事業進步的時代、海洋與草原條件受到重視的時代背景，思考“天馬”“龍為友”的神秘形象受到尊崇的深層次原因，也許是有益的。

四 “天馬”引入與騎兵軍團建設

馬政開發對于漢王朝軍力的增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漢與匈奴軍事對比的弱勢，首先表現在騎兵的戰斗力方面。平城之戰，在漢軍主力步兵三十二萬人尚未抵達的情況下，“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于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骍馬” (《史記·匈奴列傳》) 。騎兵軍團以戰馬毛色分列四方，體現出其軍事動力資源的優越。而當時中原地方之貧弱，體現于可使用畜力之有限，有“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 (《史記·平準書》) 的說法。漢武帝即位初，在被迫于政治取向方面持消極態勢時，曾經以“微行”“馳獵”方式釋放青春期的狂熱激情。《漢書·東方朔傳》記載：“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秔之地。”“馳射”“馳騖”是一種富有刺激性誘惑的運動。《東方朔傳》說漢武帝“微行”的主要隨從為“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漢書·地理志下》說“隴西、北地”等地方“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又特別說：“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人才地理分布的這一情形，《漢書·趙充國傳》稱作“山西出將”，以為“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少年漢武帝通過“微行”“馳獵”親身體驗了騎戰方式，又通過這種實踐識拔基本資質可以與“戎狄”“羌胡”競爭的軍事人才。而戰馬于“騎射”“馳騖”的重要意義，自然也可以因此獲得切身的體會。

匈奴的軍事優勢突出表現為騎兵的機動性和戰斗力。晁錯曾經指出匈奴騎士的素質優勝于漢軍騎士，“風雨疲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及也”。而戰馬的選用馴養也領先于漢軍：“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 (《漢書·晁錯傳》) 漢武帝建元六年 (前135) 商議對匈奴的戰略，御史大夫韓安國取保守態度，主張維持和親關系。其理由就是漢軍在騎戰方面的明顯劣勢：“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 (《史記·韓長孺列傳》)

怎樣理解“匈奴負戎馬之足”呢?《鹽鐵論·備胡》記載“賢良”說：“戎馬之足輕利。”隨后的說法，可以看作對匈奴騎兵機動靈活戰術的解釋：“其勢易騷動也。利則虎曳，病則鳥折，辟鋒銳而取罷極。”這種軍事能力的基本依托，是戰馬的速度及耐力。據《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匈奴強勢領袖冒頓有盜月氏“善馬”及“自射其善馬”的事跡。“ (頭曼) 使冒頓質于月氏。冒頓既質于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冒頓盜月氏“善馬”，“騎之亡歸”，在著名的自立部族權威的故事中，又有“以鳴鏑自射其善馬”的情節，也透露出草原民族對“善馬”的特殊愛重。“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強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這一態度反襯“地者，國之本也”的堅定理念。但是東胡欲得“千里馬”及群臣“千里馬，匈奴寶馬也”語，應當表現了草原民族珍愛優良馬種的普遍認識。

《史記·平準書》記載：“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養馬業的興起，直接目的在于“伐胡”。有學者指出，“在發展養馬業的同時，漢朝政府還大力引進外來馬種，對中原原有馬匹進行改良”。經過長期的“選育培養”，“使得內地馬種得到根本性的改良，從考古資料看漢代馬種較前代大大進步” (安啟義《漢代馬種的引進與改良》，《中國農史》2005年第2期) 。中原人從草原地方得到好馬，是淵源悠久的民族交往形式。如《荀子·王制》所說：“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漢武帝《西極天馬歌》“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句，指出漢王朝為“降外國”“服”“四夷”即解決邊疆與民族問題，對于“天馬”的特殊期待。漢武帝茂陵從葬坑出土鎏金銅馬，有學者認為是“馬式” (張廷皓《論西漢鎏金銅馬的科學價值》，《西北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關于漢代馬式》，《農業考古》1986年第1期) 。《后漢書·馬援傳》記載“好騎，善別名馬”的名將馬援南征，以所繳獲駱越銅鼓制作“馬式”，上書回顧漢武帝時代故事：“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于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被看作仿擬“天馬”制作的“馬式”，有益于騎兵部隊軍馬的選用與訓練。

漢武帝茂陵出土的西漢鎏金銅馬

漢武帝時名將霍去病號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而“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據說“驃騎所將常選”，裴骃《集解》引張晏曰：“謂驃騎常選擇取精兵。”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 這樣的理解也許并不完整，除“精兵”外，駿騎也應當“常選”。“驃，馬行疾貌。” (《集韻·笑韻》) “驃，驍勇也。” (《玉篇·馬部》) 有人解釋說：“驃騎，猶云飛騎。” (杜甫《天育驃圖歌》仇兆鰲注) 霍去病所部戰馬品質的優異，應當也是常勝的重要條件。

五 “天馬”的軍事史地位與文化史地位

晁錯說：“車騎者，天下武備也。” (《漢書·食貨志上》) “天馬”的引入，強化了漢王朝騎兵的戰斗力。漢武帝發軍擊大宛取良馬，“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 (《史記·大宛列傳》) 。對于《漢書·李廣利傳》同樣記述，顏師古注：“習猶便也。一人為執馬校尉，一人為驅馬校尉。”“執驅”即“擇取其善馬”的方式，體現漢武帝遠征戰略的目的是“破宛擇取其善馬”，其具體措施，也有嚴密的策劃。

當然我們也不能忘記，“天馬”西來，所謂“徑千里，循東道”，所經行的正是張騫使團的路徑。“天馬”遠來的漢武帝時代，正是當政者積極開拓中西交通、取得空前成功的歷史時期。當時，據說“殊方異物，四面而至”，“賂遺贈送，萬里相奉” (《漢書·西域傳下》) 。新疆羅布泊地區出土漢代錦繡圖案中“登高明望四海”的文字，正體現了當時漢文化面對世界的雄闊胸襟。“天馬”，實際上已經成為體現這一時代中西交通取得歷史性進步的一種標志性符號。三國魏人阮籍《詠懷》詩：“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唐人王維《送劉司直赴安西》詩：“苜蓿隨天馬，蒲桃逐漢臣。”清人黃遵憲《香港感懷》詩：“指北黃龍飲，從西天馬來。”都反映了“天馬”悠遠的蹄聲，為漢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成就，保留了長久的歷史記憶。“天馬”作為一種文化象征，體現著以英雄主義為主題的，志向高遠、視界雄闊的時代精神。

新疆羅布泊出土的“登高明望四海”漢代錦繡圖案

“天馬徠，從西極”，對于中原社會的文化生活也有積極的作用。楊泓《美術考古半世紀——中國美術考古發展史》指出：漢代“具有藝術效果的雕塑品”，“許多被安置在都城長安的宮殿池苑之中”，“至于大型青銅動物雕塑，有武帝得大宛良馬后鑄造的銅馬，立于魯班門外，并更名為‘金馬門’”。來自西域的“西極馬”和“天馬”，對漢代造型藝術產生了明顯的影響。“在造型藝術方面，雕塑駿馬隨之轉以‘天馬’為原型”，從漢武帝時代到東漢時期，“駿馬雕塑都一直以‘天馬’為模寫對象，不論是陶塑、木雕還是青銅鑄制，也不論是出土于都城所在的西安、洛陽地區，還是河北、甘肅，乃至四川、廣西，駿馬造型都顯示出‘天馬’的特征，匹匹都塑造得體態矯健，生動傳神” (文物出版社，1997，119、123-124頁) 。“天馬”以其俊逸雄奇，成為漢代文化風格的典型代表。

——本文刊于《文史知識》2018年第4期

來源：文史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