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清談是什么絕活？他們為什么不能好好說話？

文|趙立波
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有好幾位公子，其中較為出名兒的要屬王徽之和王獻之了，關于王獻之基本圍繞他的書法成就，并得以與他父親并稱“二王”，可見書法成就非同一般。

至于王徽之雖然書法僅次于他的七弟王獻之，但是關于王徽之的逸聞趣事倒是奪得了王氏子弟的頭籌。他的超邁飄逸的風度，是東晉文人們爭相效仿的偶像級人物。

魏晉名士

東晉到了王徽之的這個時候，清談之風已經達到相當程度，事無巨細，凡是能說話的最好用“清談”來互相問答。做為大書法家的五公子，憑借著家族的煊赫氣勢，和其父風雅的領袖影響，王老五先天加后天，將清談的魏晉風度發揮到了極致，那些隨著歲月也不曾消散的軼事趣聞較之于那些冷澀的歷史文字實在好出許多。

據載，王徽之，字子猷，東晉名士、書法家，王羲之第五子。曾歷任車騎參軍、大司馬、黃門侍郎，但生性高傲，放誕不羈，對公務并不熱忱，時常東游西逛，后來索性辭官退居山陰（今浙江省紹興市）。王徽之還是名書法家，自幼從父學習，有“徽之得其勢”的評價。

在王徽之的精神世界里，包含著最重要的幾個須臾不可離也的朋友，它們分別是：竹子、美酒、筆墨、文人，就是這些編織著王徽之的所有精神世界的夢想。他雖然也出來工作，然而卻完全不將這個看做人生的重大追求，在他眼里，繼承和發揚清談之風才是他的責任和喜好。由于秉持清談風氣，以至于在很多地方的時候都要用清談加之半醉半醒的口吻與人對話。有這樣一個關于清談具體進行的故事。

王徽之

王徽之曾經做過桓沖的騎兵參軍，才華出眾，卻生性落拓，崇尚當時所謂的名士習氣，平時不修邊幅。他在擔任大司馬桓溫的參軍時，經常蓬頭散發，衣冠不整，對他自己應負責的事情也不聞不問。但桓溫欣賞他的才華，對他十分寬容。

有一次，他騎馬隨桓沖出外巡視。不料，老天突然下起了暴雨，王徽之見桓沖坐著車，便下馬鉆入車中，說：“怎么能獨自坐一輛車呢？我來陪陪你吧！”　桓沖見是王徽之，知他不拘小節，又見外面雨下得很大，便讓他同坐。坐中，兩人閑談起來，桓沖故意問王徽之在哪個部門工作，他說：經常看到牽馬的來，大概是馬曹。桓沖又問他管了多少匹馬，他回答說：“不問馬。”桓沖又問最近死了多少馬，他答道：“未知生，焉知死？”這種聽起來莫名其妙的回答，其實都幽默的鑲嵌著典故。其中的回答“不問馬”，古人都知道，《論語》中記載馬廄失火，孔子退朝后問：傷人了嗎？不問馬。回答“未知生，焉知死？”也是出自《論語》，當子路向孔子問死后的情形，孔子就回答了這句。

還有一次，桓沖要他管事，王徽之回答說，今天早晨西山的空氣特別清爽。這種近似于不管你是誰，只要不涉及清談的話題，他都不想回答，如果非要說話的時候，必是這樣一副做派，弄得達官貴人們無所適從，然而在古今讀者們讀來卻是清風習習，好一派魏晉的清談風度。只不過這種風度模仿不得，有時候風度就是一種特殊人格，特殊領域才能具有和堅持的，就像同樣生長著翅膀的鳥和雞一樣，有的能飛，有的卻并不適合去飛。不然只能是東施效顰，或是邯鄲學步，令人噴飯而已。

魏晉名士

關于王徽之的軼事太多，然而，這種清談的風度加之語言思維上的不合作，實在猶如一股清新趣味的風，吹過了那段似暗似明的年代，讓人在疲倦的時候對著東晉風度的王徽之發出一聲真摯的笑聲，想想都讓人感到舒服……。然而遺憾的是，我們看著高興，他們確實源于一種無奈的恐懼的表達方式。因為自西晉之后，文人因言獲罪，動輒遭到殺戮。比如名士何晏、、孔融、禰衡、嵇康，因此這些血淋淋的名單之后到了東晉的時候已經成了文人最大教訓和恐懼，但是他們不說話又覺得憋屈，說錯話又要丟掉性命，于是在才華的助推下，產生了另類的聊天方式，所謂今天所提及的“清談”這種方式，看似放松卻需要很多高超語言智慧和才華，他們用這種方式表達著對朝政的不滿和諷刺，又讓人無從抓住把柄，于是清談如同一股清風吹進了那段黑暗的歷史，這對于今天來看，無非是一種最為無奈的語言軟禁之后的消極抵抗。

然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老百姓被嚇得只能“道路以目”之時，這個朝代距離滅亡也就不遠了。寫到這里又忽然想起夏朝君王的自信：“天只有日，猶吾之又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于是老百姓恨恨地說：“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翻譯成清談的白話就是：”你這個太陽啊，什么時候滅亡呢？我們愿意跟你一起去死“。可見老百姓對于當時朝政痛恨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而那些夏桀和非常想要萬世而傳天下的秦始皇都迅速的被歷史拋進了歷史的垃圾箱里，終究沒有實現代代相傳的荒謬無知的夢想。

因此，清談是無奈，清談是反抗，清談是有聲而又無可抓鞭子的諷刺，非有識者可以知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