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大年初三最團圓

我家大年初三最團圓

《山東工人報·人間》

（2023年1月13日第A3版）

□張修東

　　站立歲末年初的風口，仔細傾聽不遠處零零星星的噼啪鞭炮聲，我在回憶中感受成長，在回味中感恩生活，在回眸中感知惜緣，在回想中感懷曾經的那些年。

　　這天，來到同社區居住的母親這里，老人家無意中說起父親健在的遠逝的年。那些年，咱家的年三十都是在初三過。年已八旬的母親說。

　　一轉眼，父親已經有二十多次沒和我們在一起過年了。大年初三，父母做了滿滿一桌子菜，備好白酒啤酒，有意無意地看著電視節目，四只耳朵卻在靜等熟悉的敲門聲。坐等我們回家的鏡頭，好像是我昨天才翻到的一段泛黃的黑白視頻。如果父親健在，他應該步入耄耋之年。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從老家來到礦上當了掘進工。除上班在井下時間長點，總也讓我覺得：累，并快樂著！累，不僅是路途遠，熬時間，還有體力的消耗。而快樂的事，就是業余時間看書屬于我自己，盡管身邊時不時有猜拳行令的喧嘩，呼嚕磨牙的干擾。世間世事，其每一段經歷，總有值得之處。多虧那時的堅持，讓我愛上文學；幸虧那時的積累，為我的文學夢奠基。

　　煤礦的苦樂，我在參加工作之前沒有概念。父親在煤礦工作37年，一直從事井下信號工，與采煤掘進工人接觸很少，更不會將有些認知、知識傳授給我，因此，每當輪休回到父母那里，每當說起井下工作的臟累險，父親沒有更多寬慰的言語。

　　那些年，在煤礦做工，尤其引以為豪的便是“票據制”堂食：到了吃飯的點，飯票、菜票、稀飯票拿上，食堂里可口的飯菜可挑可選，然后便是唱好吃飯—睡覺—上班“三部曲”。還有，就是各類福利發放，搞得恰似時時在過年。

　　過單身、沒找媳婦那會，礦上開展季度、年度勞動競賽活動一個接一個，只要單位創水平、上綱要，工會就發獎品給我們。每逢農歷年、節，礦上要籌集“三米一油”（大米、海米、花生米、花生油）、刀魚、蘋果等好些福利，發到出勤達到要求、安全無事故的礦工手里，這些福利，我都沒落過，由此成了向父母炫耀的“資本”。本來，一月回不去一兩趟的我，這時領取了福利，就往家里送。一位國際著名人士說過：我們愛自己的家，我們的腳可以離它而去，可我們的心卻不。這樣一來，我與父母共處的親情溫暖時刻更多了。

　　說起福利，母親問我，你還記得那一年往家里拿水餃的事嗎？

　　人生中，值得記憶大半輩子的事兒不多，這算其中一件。

　　眼看年節臨近，礦上給每個職工發了四張（年三十到初三）水餃票。同事回老家探親，水餃票不能用了，就直接送給了我。這天，我到食堂領取幾張票的生水餃，想著帶回去讓父母嘗嘗三鮮餡水餃。幾公里路的顛簸，到家成了一個大面團，面里有顆顆蝦仁在靜臥。直到后來弟弟參加工作，父母還在說叨呢。

　　這些事，不算事，我以為。最為關鍵的是，年三十的團聚。

　　俗語說，過了臘八就是年。年，腳步越來越近，父母擔心：年三十的團聚，是不是我們弟兄三個在單位留勤。實際上，父母不是不愿意一家人過年三十，而是在父母眼里，有工作做最重要。父親曾說，能在過年的時候留在單位值班，那是說明平時工作干得還可以，領導還算放心、信任。而母親，即使三十聚不起來，心里也痛快著呢。只要父母高興，我們弟兄就竭盡所能把一顆心撲在工作上，于是有了節日值班的堅守和工作操持。

　　等單位排好了年節值班，我們都是第一時間給父母捎話或回話，以便父母總體安排團聚時間。印象中，我家的年三十，大都在初三這天過的。這時，我在礦辦公室的值班納入常態，二弟在保衛科輪值正常了，井下工人開始陸續返崗上班，三弟也不用 “雙值雙盯”了，我們這一家子拉開團聚的幕布。這個年，不亞于年三十，推杯換盞，說說笑笑，把舊年送走，開啟新的征程。自家定的這個習慣，沿襲好多年，直到我們弟兄幾個退休。

　　是啊，你們退休了，不上班了，也不用再等到初三了，而你父親卻不在了，一家人的團圓，不圓了。母親遺憾地說，我深有同感。

　　歷史行進的步履總也急促，更值得回想。那些年，初三的年團圓，載入了我家歷史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