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建國：談談教育內卷，理想國以及世界觀

教育內卷，張力十足。

當下中國社會，幾乎所有家庭都被裹挾其中，相關討論一直在進行，而內卷也一直在發生，一切似乎無解。或許，這一問題本就沒有標準答案，筆者希望于眾聲喧嘩之中，尋求一些共識，避免內卷爭議沉淀為教育系統的負累與心魔。

“內卷” 概念溯源，及其發展演化

“內卷”一詞是個舶來品，第一個把“內卷”這一概念引入中文世界的，是歷史社會學家黃宗智。在其1985 年出版的著作《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一書中，對于中國小農經濟中的“過密化增長”、邊際收益遞減等現象，黃稱之為“內卷”。

學者陳誠、包雷有一篇學術文章，題為《內卷的產生機制與教育內卷的破解》（以下簡稱《破解》），該文考證了“內卷”概念的源起，最早是德國哲學家康德提出來的。

康德之后，美國人類學家亞歷山大·戈登威澤發展了“內卷”概念，他在1936年的一篇研究原始文化論文中，“內卷化”被用來形容一種文化模式達到最終形態后，無法自我穩定，也無法轉變為新的形態，只能使自己在內部更加復雜化。

1963年，另一位美國學者克利福德·格爾茨在其著作《農業的內卷化：印度尼西亞生態變遷的過程》中，提出了“農業的內卷化”這一概念，并把內卷概念引入到社會生活領域。內卷一詞引申到社會學領域后，慢慢演化為特指一種文明的停滯不前和天花板效應。

近年來，隨著教育“軍備競賽”愈演愈烈，焦慮不已的家長和疲憊不堪的孩子，讓整個中國社會都在思考中國教育到底出了什么問題，問題根源又在哪里？

于是，2020年左右，“內卷”一詞迅速出圈，幾乎成了描述中國教育生態的一個專有概念。對此，黃宗智先生有過一篇題為《內卷化與去內卷化簡析》（以下簡稱《簡析》）的文章，就內卷概念的泛化使用做了分析探討，并如是描述教育內卷現象：面對快速遞增的競爭人數和伴之而來的遞減機會，學校大多逼迫學生投入越來越高的“勞動”來應試，為的是提高本校的平均考分以及對其自身的質量評估，促使本來就缺乏創新性的應試教育體系更加高度內卷化。

學者萬維鋼在講座中，曾引用北京大學劉世定、邱澤奇兩位教授的文章《“內卷化”概念辨析》，認為，內卷的本義是“內向演化”，不是內耗，而黃宗智對“內卷”的理解，實際上是對格爾茨的誤解誤讀，黃宗智所謂的內卷實則是馬爾薩斯陷阱。

及此，我們可以知道，關于“內卷”概念，在學術圈和大眾傳播界之間，出現了兩種差異化理解。有鑒于此，筆者需要明確一下，本文關于內卷的討論，是基于黃宗智先生所闡釋的“內卷”概念，是大眾傳播過程中已經約定俗成的“內卷”概念，也是《破解》一文所界定的：內卷就是在有限空間內的激烈零和式競爭現象；內卷產生的根源是有限且封閉的空間，競爭規則是“排他性”的零和博弈。

現實就是，基礎教育高等教育，優質教育資源總量有限，譬如清華北大985名校學位，永遠無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教育需求。為避免孩子在普職分流、高考遴選過程中掉隊，從小學到高中，家長不得不傾其所能投入到教育“軍備競賽”之中，明知內卷，也不得已而為之，只是希望孩子能夠于激烈的競爭中突圍而出。

人類文明史就是一部內卷史

現代社會，尤其市場機制的引入，本質上是奉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處處強調競爭，優勝劣汰。各種壓力之下，很多人開始向往低競爭低壓力的社會形態，可是，人類歷史上有過這樣的時代嗎？

人類歷史本就是一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史，也是一部慘烈的內卷史。在生產力低下的原始社會，無邊無際的原野與森林，為衣能蔽體、食能果腹就已基本滿足的人類提供了取之不盡的生存資源。那時人類之間很少內卷，可是，那時的人類更多要和老虎獅子卷，在外出采摘或捕獵的路上，在棲息地或睡夢之中，一不小心，就可能成為猛獸的口糧。

后來，人類結成氏族，結成部落，結成城邦，人多力量大，和動物對抗的能力增強了，可是，隨之而來的是氏族之間、部落之間、城邦之間，為了生活生產資源，為了共同體的可持續發展，開始了無休無止的爭奪和戰斗，有文字記載的，典型如希臘城邦混戰，以及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戰國。

春秋戰國時代，諸侯林立，封地有限，王子王孫不斷繁衍，隨著時間推移，供需矛盾不可調和，為了共同體的生存發展，為了爭奪更多的土地和資源成就霸業，諸侯之間戰爭不斷，從一二百個諸侯國，一直卷到只剩下戰國七雄。同樣，中國歷史上北方游牧文明對中原農耕文明的攻擊侵擾，也是因為文明內部生存資源短缺，無以為繼，必須通過對外掠奪，才能讓共同體生存下去，于是，內卷就外化為不同文明之間的混戰。

中世紀西方所謂的“十字軍東征”，實為十字軍東侵，同樣是文明內部出現生存危機之后，內卷的溢出效應所致。文一教授在《科學革命的密碼》一書中，就十字軍東征這一歷史現象做了深入探究，文中有這樣一段敘述“十字軍東征之前歐洲其實處于一種長期的內部混戰狀態，教皇把這種內卷化力量變成了一致向外的暴力而獲得了宣泄”，因為“十字軍在1096年內春天開始聚集時，北歐地區剛剛在過去一年經歷了一場大饑荒”。

曾兩度被搬上銀幕的日本小說《楢山節考》，敘述了一個殘酷的人間悲劇。故事的背景是上百年前日本信州楢山下的一個偏遠村落，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山村異常貧困，食物資源極為匱乏，于是，這個村莊古老相傳一個殘酷的棄老習俗：家中超過70歲的老人，會被背入楢山中祭奠山神。實際上，這是人為拋棄那些已經喪失勞動能力，不能創造價值，卻又占用了生存資源的老年人。

所有內卷，本質上，都是“人類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所致，供給增長是算術級，需求增長是指數級，二者難以匹配，必然內卷。馬爾薩斯人口論，就是建立在“人口增長超越食物供應，會導致人均占有食物減少”這一物理真相之上的，簡單概括，就是狼多肉少、僧多粥少，如果不能對外掠奪尋求增量，就會陷入存量爭奪的零和博弈困局。

由蒸汽輪機、電力和內燃機先后引爆的兩次工業革命，將人類社會拖入大工業文明時代，兼之市場經濟的建立，使得生產力得到空前提升。之后，隨著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突破，引發以核能、計算機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科技革命浪潮，一系列顛覆性科技產品、終端消費品的出現，又一次為人類社會發展釋放出了巨大的生產力紅利。

可是，即便如此，困于地球上的人類整體上仍然面臨生存空間和生存資源的爭奪。一戰二戰，以及之后全球各地的地緣政治戰爭，站在唯物史觀角度，基本都是國家之間為解決內卷問題向外轉移矛盾而引爆的利益之戰。至于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不過是對西方文明擴張性和侵略性的一種理論粉飾。

當今世界，全球范圍而言，大眾媒體、社會輿論給人的感覺，就是歐美發達國家內卷相對較輕，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國家，內卷程度最深最重，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現象。

歐美發達國家內卷不嚴重，一方面是因為這些國家人均GDP、收入水平相對較高，社會福利保障體系較為完善；另一方面，階層基本固化的西方社會，有意識的借助宗教信仰和奶嘴樂項目，讓那些在內卷中被邊緣化的公民，可以在宗教信仰之中尋求慰藉，或在毒品、賭博、色情行業中得到宣泄滿足，精神麻醉，鈍化矛盾。

作為14億人口的世俗化大國，中國人均資源擁有量相對較低，尚屬發展中國家，且普遍注重現世幸福，社會內卷可以理解。只是，同處東亞的日本、韓國，都已躋身發達國家行列了，同樣卷生卷死，有些不可思議。例如韓國，每年高考季，學弟學妹給參考的學長學姐跪地祝福的名場面，讓一些習慣搞宏大儀式的中國縣中都甘拜下風。

而在日本，據紀錄片《9060家族》敘述，目前全日本窩在家里啃老，不出門，不社交，不工作，不結婚，徹底躺平的人，已經接近150萬。這些啃老族，人生低欲望，生活低品質，他們以躺平之姿退出社會競爭，愛卷不卷，得過且過。

一言不合就唱歌跳舞的印度人民，天性樂觀豁達，且有佛教信仰加持，按說不該內卷，可是，如果看過《起跑線》、《最初的夢想》這些印度電影，就能感受到印度社會內卷的嚴重程度，尤其中產階級，不遑多讓。

至于非洲、拉美那些欠發達國家，給人感覺熱情奔放，貧窮但快樂。可是，表象之下，是部落之間不時爆發的血腥沖突，是黑幫之間的暴力火并。譬如薩爾瓦多、海地、索馬里，這些被惡意滿滿的特朗普稱之為“糞坑”的國家，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制約，以及國家治理問題，整個社會還停留在低階內卷階段，尚沒有進化到教育內卷的段位，很多青少年連獲得教育的機會都沒有，往往尚未成年就早早成為內戰炮灰，或在黑幫廝殺中無聲無息死于某條幽暗街巷。

中國、韓國、印度等國家教育內卷的背后，實則是教育平民化、普及化的巨大進步，讓一般家庭都有了參與競爭的社會條件。即使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官學普及度不高，甚至一度被統治階級壟斷，為王公貴族子弟所專享；民間教育主要以私塾形式存在，不成規模，大多數老百姓沒有機會參與其中，自然談不上教育內卷。

未來中國，能否擺脫教育內卷？

2010年，兩個視頻，不該被遺忘。

一個是2010年4月，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接受澳大利亞媒體采訪時，對著鏡頭向全世界說了一段話，大意是：如果十多億中國人都過上澳大利亞人或美國人的生活模式，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

站在美國優先的角度，奧巴馬那一番話說的理直氣壯，只是，按照他的這一論調，中國人永遠不該過上歐美發達國家的高品質生活，這種觀點，近乎無恥。

另一個視頻，則是在此之前的3月份，彼時的央視主持人柴靜對丁仲禮院士的一個專訪，主題《什么是公平的減排方案？》。訪談中，圍繞哥本哈根氣候談判所引發的爭議，丁院士用科學的邏輯與數據，一層層剝開了歐美發達國家的虛偽畫皮。

丁院士鮮明指出，排放權是發展權，是基本人權，而哥本哈根氣候談判中，根據IPCC方案，歐美發達國家未來40年人均碳排放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2.3倍。針對IPCC方案，丁仲禮一針見血“不平等條約，在道德上是邪惡的”，并且提出：今后40年的排放中國跟歐美發達國家一樣多，或者從1990年到2050年，中國人均排放量不超過發達國家人均的80%，行不行？對此，柴靜如是說：“中國是個人口大國，你這么一乘那個基數太大了”，丁院士則發出了靈魂拷問：中國人是不是人？

減排事關人類文明可持續發展，天然具有道德正義，可是，歐美的減排方案，在正義大旗之下，卻滿是算計和雞賊，其實質是以保障發達國家利益為出發點，借以遏制和犧牲發展中國家利益。

根據一般算法，人均GDP達到2萬美元以上，算是摸到發達國家門檻，當然，只是初等發達國家；3萬美元是中等發達國家門檻，也有觀點認為，2——4萬美元區間，都算中等發達國家；至于高等發達國家，有說是4萬美元，有說是6萬美元。

2022年，中國GDP按年平均匯率折算，為18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為12741美元。中國“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2035年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意味著到2035年，中國人均GDP大抵要翻一番才行。

可是，從1.27萬美元到2萬美元以上，中間隔著的這一萬美元左右的增量跨度，幾乎是一道天塹鴻溝。青年學者張誠信在《中國難單靠制造業升級“發達”》一文中指出，2021年全球汽車工業增加值約為2萬8600億美元，中國為1萬3440億美元，按自主品牌44.1%的銷量占比換算，中國本土汽車企業創造的增加值為5927億美元。

那么，即使中國汽車產業拿下全球汽車產業剩余22673億美元增加值，除以14億人口基數，人均GDP只能增加1619美元，加上2021年人均12550美元，也不過14000美元出頭。可是，這22673億美元增加值，如果給一個一億人口的國家，即使這個國家GDP基數為零，也能一步邁入發達國家行列；如果給一個1000萬人口的國家，則這個國家一舉進入全球高等發達國家行列。

2021年，全球制造業增加值16.35萬億美元，中國4.87萬億，占全球29.8%，這個數字接近美國2.56萬億的兩倍。即使，中國制造業在2021年實現通吃，其它11.48萬億全部給中國，人均增加8200美元，加上12550美元，也不過2萬美元出頭，算是勉強跨進中等發達國家區間。

制造業領域附加值較高的行業，也就剩下集成電路、航空裝備、高端機床等屈指可數的幾個了，目前中國都在發起沖擊。可是，即便中國拿下全部制造業GDP，也才剛剛跨入中等發達國家序列，事實上，中國如果能拿下全球制造業產能的50%，基本就已達到極限了。由此可見，實現2035遠景目標何其艱難。

問題是，目前中國人均GDP雖然只有發達國家最低門檻的60%，也已經引發了一些“友邦驚詫”與焦慮，不僅是奧巴馬。胡錫進在2023年5月22日的一篇微博中提及，德國前駐華大使柯慕賢有一次在使館宴請他，對他說，中國什么都能生產，什么都能制造了，德國怎么辦，歐洲怎么辦？他能感受到，那是柯慕賢和德國的最大焦慮。

所以，焦慮之下的美國，趁中國立足未穩之際，開始全面打壓遏制中國，歐美一些國家或明目張膽站隊，或態度曖昧騎墻，總之都在下絆子。于此國際形勢之下，以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想在2035年實現人均GDP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即使考慮人民幣升值等因素在內，難度系數也堪稱地獄級，但是，為了民族未來和人民福祉，堅持做困難的事，正是這個國家的偉大所在。

最近幾年，社會內卷蔓延，本質上是增量空間變小，具體到個體直觀感受，就是就業創業形勢愈發嚴峻，掙錢越來越難。就業方面，內卷主要集中在高薪的高技術和管理崗供給短缺，而一般生產性崗位、一般生產性企業，招工困難仍然存在。

整體而言，中國經過四十年高速發展，高薪高端崗位已經趨于飽和。譬如平臺型科技企業，馬云18人團隊1999年創辦阿里巴巴，根據財報，截至2022年12月31日，員工數為239740人；華為，1987年初創時，20人小企業，1999年15000名員工，截至2022年底，員工數為20.7萬人；騰訊，1998年年底成立，2002年，員工人數達到200多，2022年第四季度，員工數為108436；小米，2010年4月創立，據說成立第一年只有91位員工，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擁有 32500多名員工。

單是以上4家企業，自2000年以來，就提供了超過50萬個高薪就業崗位。可以說，2000年以來的20余年時間，國內科技型企業、金融行業等領域，就為大學生提供了數百萬增量高薪崗位。可是，由于國際形勢變化，宏觀經濟增長趨緩，平臺型科技企業、金融業等都遭遇發展瓶頸，如果未來中國不能在高端制造業領域實現大突破，不能打通頂級工業產業鏈任督二脈，發展的增量空間打不開，那么，中國很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社會內卷可能愈演愈烈。

如果在未來十數年，中國在半導體、民用航空裝備、高端機床、汽車制造、人工智能等領域，都能出現兩三個華為這樣的行業領軍企業，那么，未來20年再創造出百萬量級的高端就業崗位，兼之關聯的產業鏈企業優質崗位大增，社會內卷就能較大緩解。

廣州學者蘇奎在《“孔乙己”就業難，這是個世界性問題，也是個發展問題》一文中指出：20世紀30年代是民國所謂的發展黃金期，1933-1934年間畢業的大學（專）學生僅15216人，如此小規模受過現代高等教育的人才隊伍，偌大中國竟然無法安置。蘇奎認為，青年人就業難是一個世界現象，其本質是一個發展問題，發展中國家尤其容易染上此病，中國也不可能完全擺脫這一規律的約束。

5月27日臺灣大學2023年畢業典禮上，英偉達創始人黃仁勛做了一個很好的演講，最后有這樣一段話：現在的AI時代，你們將創造什么？無論是什么，像我們一樣全力以赴去追求它，跑吧！不要慢慢走。不論是為了食物而奔跑，或不被他人當做食物而奔跑。

無論如何，都要保持奔跑。黃仁勛的這一表達，很硬核，很狼性，似乎不太契合臺灣社會的小確幸氛圍，但是，作為一個世界級企業的掌舵者，一個商海搏擊數十年的商業領袖，他說出了這個世界的殘酷真相，競爭和內卷無處不在，保持奔跑才是正確姿勢。

教育內卷不過是社會內卷的一種溢出，也是人類歷史進程中的必然，中國不是例外。特別是，中國面臨更嚴峻的產業發展挑戰，更嚴峻的地緣政治挑戰，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都將處于過坎爬坡之中，滾石上山，極其艱難，所以，社會內卷還將長期存在，至少，2035目標達成之前，不要抱有太多幻想。

追尋理想國，遵循世界觀

導演郭帆團隊在拍攝《流浪地球2》時，整出了10多萬字的世界觀文件，其中，關于教育主要有兩章。

一章關于義務教育。設定在“流浪地球”時期，大多數人都服務于政府劃定分配的工作崗位，因此教育以職業培訓為主。實行七年制義務教育，四年的小學和三年職業培訓。

一章關于高等教育。“流浪地球”時期，大學培養管理人才和科研人才。前者成為政府成員，或管理工廠與機構，后者留在大學里繼續科學研究工作。通常能進入大學的都是七年義務教育中表現頂尖的人才。大學又分為普通院校和軍校兩大類，普通院校只有政法、工程、農業、文藝、自動化、醫學和科學理論研究七個專業。學校教育主要集中在理工科上，藝術、哲學等相關領域則壓縮到最少。

郭帆團隊關于“流浪地球”的教育觀設定，可能入不了一些專家學者的法眼，因為，在他們看來，“流浪地球”的教育觀，必然是功利性太強，社會屬性太強，違背了人的自由意志，壓抑天性和個性，是不符合成長規律的，是把人工具化的落后的教育觀。

現在有些專家，包括一些教育工作者，動輒批判中國教育，填鴨式、刷題機器、缺乏批判性思維、不利于培養創造力等等，對歐美教育、尤其芬蘭丹麥十分推崇。的確，芬蘭丹麥等歐美發達國家的教育制度，確有可取之處，只是，歐美發達國家和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大不相同，豈能邯鄲學步？

筆者在《小問題與大邏輯，中國基礎教育治理之思考》（以下簡稱《小問題》）一文中，論及芬蘭教育，就曾指出：芬蘭教育雖好，但在未來一段時間，除個別區域的探索性實踐之外，整體而言，中國不宜照抄照搬全盤“芬化”。因為：

其一，發展階段不同。芬蘭是發達經濟體，2018 年人均 GDP 約 50000 美元，位居世界第 15 位；中國 9600 美元，芬蘭是中國的 5.2 倍。5.2 倍的人均GDP 背后，意味著芬蘭國民更高的薪資收入，更好的福利保障，更完備的社會資源供給。而中國，迄今為止，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生存發展壓力巨大。這種壓力是系統性的、全方位的，教育作為社會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不可能阻斷這種輸入型壓力傳導，自我隔絕于社會之外，獨善其身。

其二，外部環境不同。芬蘭作為歐盟成員國，在意識形態方面，與西方大國沒有大的矛盾分歧。再者，芬蘭國土面積 33.8 萬平方公里，是中國的 1/28，人口 550 萬，是中國的1/252，國家體量小，產業規模有限，缺乏戰略縱深，不會對歐美大國構成威脅，不存在所謂修昔底德陷阱之博弈。中國不同，一方面意識形態和西方存在較大差異；另一方面，不論物理規模還是經濟體量，都大到讓西方國家無法忽略，特別是近年來，在產業、科技等領域的全面發力，更是讓西方寢食難安。這樣的外部環境，注定當下中國社會必須要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具體到教育領域，也決不可能輕松隨意。

其三，國家追求不同。作為一個小國，芬蘭自有其局限性，在世界政治舞臺上，它更多是一個追隨者，很難成為引領者。可是中國作為聯合國五常之一，必然要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而且， “一帶一路”倡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些宏圖大志，都是小國芬蘭可望而不可即的。大國崛起，滾石上山，在這一偉大征程中，全社會都要迎難而上，中國教育，也注定要咬緊牙關。

在一些學者眼里，教育體系是可以獨立于經濟社會運行的，他們強調教育的獨立性，卻忽略了教育的歷史性，忘記了教育屬于上層建筑，而上層建筑必然受制于經濟基礎。教育是一個國家社會系統的子系統，內置于社會系統之中，并和政治、經濟、文化等相匹配相兼容。不可否認，中國教育問題很多，需要改進提升，可是整體而言，其與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現狀，基本是適配的。

有些人談論教育，往往是主觀設定了一個理想國度，然后討論完美教育。這個國度里，經濟高度發達，且沒有國際競爭壓力；這個國度里，教育資源是應有盡有的；這個國度里，人人財務自由，不存在就業問題、生活問題；這個國度里，教育因材施教社會人盡其才。那么，這個完美國度，不就是共產主義社會嗎？

很多教育理念看上去很美，實則空中樓閣，懸空搭建。筆者一直認為，教育可以追尋理想國，教育更應遵循世界觀，一如“流浪地球”所設定的世界觀里，教育架構和彼時人類所遭遇的危機狀態是對應匹配的。是故，我們需要明白一點，中國現在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2035年才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社會內卷還將繼續存在，教育需要與時俱進深化改革，但是，必須穩中求進。

筆者在《小問題》一文中，表明：一個國家的教育制度與教育治理，不能脫離其歷史背景和國情社情，自行其是。罔顧發展階段、歷史縱深和地緣政治格局，不考慮國家的實力財力，孤立地渲染教育理念理想，不切實際生搬硬套，人為拔高國民對于現階段教育模式的期許，都屬自欺欺人，結果可能適得其反。

星辰大海

2023年5月30日上午，神舟十六號載人飛船一飛沖天。

被網友戲謔為“小鎮做題家”的北航教授桂海潮，作為參與此次航天任務的三名航天員之一，一起上天了。

2022年，“小鎮做題家”這一概念，被豆瓣“985廢物引進計劃”小組編排出來，主要是指部分出身農村或小鎮的名校學子，缺乏社會資源和綜合素質，進入學校后，因為家境、社交能力、英語口語等原因，在城市同學面前慢慢喪失了信心，變得自卑脆弱。

這個詞組，最初不過是表達了一份自嘲、少許頹廢而已，卻被一些媒體、學者如獲至寶，成為他們批評中國教育的一個由頭，一個證據。此次桂海潮成功飛天，有網友如是評價：他給小鎮做題家打了一個翻身仗。筆者認為，桂海潮是不會在乎“小鎮做題家”這個稱謂的，因為像他這樣代表人類文明奔向星辰大海的人，和那些嘲諷“小鎮做題家”的人，不在一個維度。

桂海潮是從鄉村學校走出來的，自然參加過無數次考試，求學路上也必然主動或被動的內卷過。而今，一飛沖天的他被贊揚被推崇，這背后固然有其個人努力在內，可是，更多還是這個崛起的大國給了他這樣的人生高度和機遇平臺，正如一位長者所言：一個人的命運，當然要靠自我奮斗，但是，也要考慮歷史的進程。

中國社會改革發展都已進入深水期，經濟增速減緩讓社會內卷有所加劇，不過，一個奮進在偉大復興征途上的民族，未來一定能夠承載起所有中國人的夢想與追求。關鍵是，作為個體的我們，不頹廢，不躺平，躬身入局，與砥礪奮進的國家同頻共振，努力奔跑。很多困難時刻，咬緊牙關熬一熬，終會柳暗花明。

其實，桂海潮的星辰大海之旅，也預示著人類文明轉型升級的光明大道，更隱藏著中華民族的勃勃雄心。這份雄心，從兩件事情上可以窺斑見豹，第一件事社會關注度比較高，那就是中國制定了航天強國建設路線圖，2030年躋身世界航天強國前列，2045年全面建成世界航天強國；第二件，不顯山不露水，可是，它比第一件事更為重要，那就是可控核聚變發展。

人類文明打怪晉級之路，也是能源開發利用升級之路，從鉆木取火，到蒸汽輪機，到電力和內燃機，再到核裂變，人類所掌握和使用的能源量級是指數級增長的，但是，核裂變之后，人類的能源開發似乎碰到了玻璃壁壘，長期原地打轉。如果可控核聚變實現突破，那么，人類就打開了無盡能源之門，進入到能源自由之境。

可控核聚變是人類文明的奇點。未來100年，如果可控核聚變技術成熟，再疊加人工智能、生物工程技術等領域的突飛猛進，各種生態化反，勢必推動生產力出現革命性爆發，那時的人類就有望擺脫物質資源束縛，實現GDP自由，從而拿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入場券。

能源自由，必將引發生產力格局出現顛覆性變化，作為生產關系的人類社會組織形式，當然需要同步升級，以與之適配兼容。那時，人類文明就會在全新的生產力基礎之上，進行系統性重構重塑，一如丁仲禮院士在采訪中所希望的那樣，一種更具包容性、更具彈性的文明，就會出現在人類社會的地平線上。

尤為關鍵的是，可控核聚變將使星際航行得以實現，人類可能就此走出太陽系、銀河系，走向更深遠的宇宙，成為跨星際文明，既能在不同星際之間自由遷徙，也能實現物質資源跨星際配置。可以預測，一旦成為跨星際文明，人類的科學視野極有可能穿越物理學的黃昏，在基礎理論方面，取得繼經典力學、相對論、量子力學之后的創世級突破，進一步助推人類文明成為更高等級的宇宙文明。

作為尚是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在航天、可控核聚變等領域的長遠規劃與巨大投入，是奉行長期主義的東方文明智慧所在，也是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大國擔當。航天強國的具體實踐，將為中國不斷積累星際探索經驗，同時推進人才梯隊建設，一旦可控核聚變取得實質性突破，星際航行各項準備工作可能也已基本就緒。或許，那時的中國，將是第一個實現人類登上火星的國家，第一個實現載人飛出太陽系的國家，追求天下大同的東方文明終將是人類之光。

不過，我們必須清醒的認識到一點，星辰大海固然美好，可是，航天事業發展、可控核聚變等領域的突破，都是需要天量資金投入的，沒有GDP、綜合國力以及完備工業體系支撐，一切都是紙上畫餅。所以，2035目標的實現，至為重要，因為，一個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邊緣的國家，是難以持續推進這些宏大敘事的。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可以預見，2035年之前，中國社會的內卷問題很難有質的改變，整個國家仍要奮發圖強，全社會都要做好困難準備，教育體系則要為國家培養更多桂海潮這樣的東方之子。相信在2035目標實現之后，中國形成以中產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社會福利保障體系更加完善，內卷自然趨于緩和，與之對應的教育模式也可以適時調整。那時，當下所推崇的歐美教育理念，就具備了在中華大地整體傳播落地、生根發芽的可行性。在此之前，教育體系的修修補補，技術性調整，都是治標之策，化解內卷作用有限。

值得期待的是，當人類實現能源自由，成為跨星際文明之后，全新形態的人類文明架構中，教育或許可以不再功利，回歸本真和純粹，學校盡可以因材施教，個體盡可以學你所愛，因為，擺脫了物質束縛的人類，已然是一個全新的宇宙物種。

或許，那時的人類，又會遭遇其它問題，諸如劉慈欣在《三體》小說中的困境推演，而教育同樣不能例外。但是，相信人類一定能夠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因為，智慧是人類最大的底氣。

文章作者：教育研究者 陸建國

圖片來源：創客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