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倫斯·斯通 | 貴族注定要衰敗嗎？

“社會地位的本質是一個人被同代人何以待之（同時， 反過來他又如何對待他們），而不是引起那種對待的品行才能或財富。”如果我們按照這一經典的定義對貴族的社會地位予以考察的話，就會看到，在伊麗莎白統治時期，貴族和鄉紳間保有一道相當堅實的難以逾越的屏障，而到了斯圖亞特王朝早期，這一屏障遭到了顯著的——如果說是暫時性的——侵蝕。

在伊麗莎白統治時期，鄉紳對貴族肯定還有一些憂懼感。威廉·霍利斯斷然拒絕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一位伯爵。“看在上帝的分上”，他說，“我不愿意把帽子拿在手里站著與我的女婿說話。我希望她嫁給一個忠厚誠實的紳士，我可以和他友好地侃侃而談。”直到 16 世紀晚期，貴族仍然過著一種半君王式的生活，一大群侍從圍繞陪伴在他的周圍，儼然組成了一個小宮廷。他們每次出行都有一大隊車馬隨從，當他們穿越一個村莊時，須向他們鳴鐘致敬，地方鄉紳也要前來向他們致意。當他們進餐時，紳士之子必須前來侍奉。當他們的信件在公眾集會中大聲宣讀時，人們必須脫帽以示敬意。

到 17 世紀早期，盡管政府在力圖保持恭敬服從觀念態度的繼續存在上付出了越來越多的努力，但它還是被打破了。愛德華·沃克爵士認為，1615 年以后貴族數量的迅速增加，“引入了在對話交流上的平等性；這從英國人性格氣質上考慮的話，結果產生了不良的后果，熟……而生蔑”。早在 1578 年，就有評論說，在諸如位于邊遠地區的蘭開夏郡、柴郡和什羅普郡各郡，貴族得到的尊重，要遠高于倫敦附近各郡貴族，因為貴族在邊緣地區極為稀缺，而在后一地區卻司空見慣。多年來，貴族一直是劇作家們的笑柄，不久這種批評嘲諷就在現實生活中反映了出來。當有人問亨利·雪利爵士是否認為亨廷頓伯爵是一位紳士時，他毫不客氣地反駁說，“對此我一無所知；但是如果我的鷹飛入任何一位貴族客廳的話，我就趕緊尾隨尋找”。1620 年代和 1630年代期間，一些意味深長的小事情不斷發生。一個紳士在一條狹窄的通道中推搡并辱罵卡萊爾伯爵；兩個趕貨運車的馬夫故意沖撞埃克塞特伯爵的馬車，并將之撞翻在地；一個乞丐用短棍攻擊威斯特摩蘭伯爵。同時，佃戶對貴族不再像慣常那樣的尊順，鄉紳也不再像以前那樣歡迎他們，約曼也不再像以前那樣按照他們的吩咐選舉。到內戰爆發時，貴族出身已不再像以前曾經的那樣，或者不如幾個世紀后再次出現的那樣高貴。

貴族聲望暴跌的各種原因已有充分詳實的闡述。它們包括：貴族財富相對于鄉紳的衰減；區域性財產，無論在絕對意義上，還是在相對意義上的驟然縮減；其軍事力量在人員、武器、城堡和抵抗意志上的衰弱；為了金錢而不是因為美德，把榮耀的爵位封授給了太多的人，并且封授給了太多地位卑下不配享有的人；他們對佃戶態度的變化，不再把他們視作勞力提供者，而是看作租金提供者；由于人們對政治和宗教問題感知程度的不斷上升，他們對選舉的影響削弱了；慷慨仁慈的鄉村生活，為不斷增長的對奢侈揮霍城市生活的偏愛取而代之；在學校和大學獲得書本教育在有產階層內部傳播開來，以及國家對被證明真正有能力的管理精英的需求，都不再考慮身份地位要求；個人主義興起無處不在的影響，加爾文主義對選民靈性等級的信仰，清教徒對個人良知的凈化提升，影響了世俗社會對等級和忠順的態度；最后是，或者實際存在，或者憑空想象出來的，鄉村和宮廷對憲政理論、稅收方法和規模、禮拜儀式形式、審美趣味、在錢財方面的誠實，以及性道德上的日益決裂。

在 17 世紀早期，許多力量一起，導致了上層社會等級結構的全面削弱。由于一個世紀的掠奪、淡忘和加爾文主義的影響，對主教制度的尊敬衰微了；由于對教士道德和教育缺陷的攻擊，以及由于《新約全書》的廣泛閱讀，對教士的尊敬削弱了；由于國王與宮廷的性墮落、與親西班牙外交政策和一個天主教王后的聯系，對國王的尊敬削減了；由于允許甚至不是紳士的人獲得了從男爵爵位，對從男爵的尊敬削弱了，由于詹姆斯和白金漢大規模的恣意封授，對騎士爵位的尊敬也削弱了。因此，17 世紀早期，歷經了根據法律而對社會地位差別的硬化，而同時又出現了對教會、國家、社會和家族中權威者尊敬的衰減。毫不奇怪，貴族聲望的陡然衰弱最終催產了新的憲政理論。下院議員們相信，下院天生就是一個遠比上院更為重要的機構。約翰·皮姆把上院描述為，與“王國的整個下院機構”相比，只不過是“根據世襲繼承和生來就享有權利的第三等級”。盡管上院和下院間在重要問題上的政治沖突，對這些思想觀點起到了刺激推動作用，但它們卻即刻觸動了公眾的心弦，而且正是由于公眾的反響回應，上院被迫在 1640—1641 年不情愿地予以退卻。正是這一氛圍，為1640 年代后期平等派思想的流行鋪平了道路，同時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其緣何會流行。威廉·奧弗頓從歷史的角度爭辯說，征服者威廉及其繼承者們“造就了公爵、伯爵、男爵，以及尾隨其后的強盜、流氓無賴和盜賊的主人”。他得到認可的“移走上院虛假的權力”的結論，與其平等派同伴們的結論相去甚遠，根本沒有什么發展。

面對越來越多對他們特權的批評，對其人身鄙視的不斷增長，以及對他們權威的地方根基的侵蝕，他們極其愚蠢地試圖發動一場反擊，這場反擊最清晰可見的特征是，暴露了他們在安全方面的過分自負。奧布里發現他們“極為可恨地自傲和自負，法國人會說‘英格蘭的爵爺們好像是兇猛的惡狗’”。復辟之后即又出現了同樣的評論，一個旅游者評論說，“英格蘭的王公貴族……通常都有著難以讓人容忍的自負和傲慢。看來，爵爺們認為，那些人與貴族屬于不同等級，他要對他們專橫以待”。貴族對真實或想象的冷落表現出了過分的敏感。1635 年，當阿倫德爾伯爵途經徹斯特時，因為市長沒能來歡迎致意而大發雷霆。當市長最終出面致意時，阿倫德爾伯爵奪過他的手杖，大喊道“我要叫你知道什么是自知之明，以及如何侍奉王國的貴族”。這一歇斯底里的怒火勃發，是貴族時過境遷、威風不再的憂慮焦躁感的征象。同一現象的另一個征象是，貴族對紋章學的狂熱興趣和樂此不疲地研究出版家族史。

17世紀早期的每一個貴族都忙于追溯過去，以尋求當前的平衡。普通法律師們在中世紀的羊皮卷手稿中苦苦求索，以為他們反對特權法庭和大法官廳法庭的主張要求提供證據；下院的反對派議員們為反對國王而苦苦翻查議會案卷；在對立者一方，勞德派教士們也對宗教改革前的教會權力和財富念念不忘；國王也在加強著其森林、逃避騎士封爵罰金和兵役免除稅的中世紀權力。與之相似的是，大貴族也樂于回憶那些他們作為王權的天生世襲顧問，以及在行將就木的彈劾程序之下充任大臣犯罪審判法官的時代；他們雇用塞爾登和黑克威爾尋找上院的特權，之后，他們不遺余力、精心細致地捍衛這些特權。在做這件事的過程中，他們意識到——或者是在科克和古文物研究者們的誘導下認識到——他們是蘭尼米德陣營中男爵一方或西門·德·蒙特福特的男爵同盟者們的直系子孫。1641年，當絕望的查理一世在約克召集了一個由貴族組成的大諮議會，以建議他該如何去做時，他們最重要的時刻似乎來臨了。因為國王本人是力圖貴族復興的積極支持者，所以保王黨人和宮廷貴族與其反對派中的貴族一樣，都熱切地鼓動國王召集貴族的大諮議會。1630年代個人政府的整體框架結構，依賴于教會和國家對特權的再主張。因此，主教的批評者和對貴族的挑戰者，都有可能會受到嚴厲懲罰；因此，為了恢復對社會秩序的遵從，出賣爵位在1629年突然中止了；因此，樞密院中的世俗貴族比例由原來的2/3增加到了3/4；也因此，1639—1640年間，大量增加有爵位者特權的建議也提上了議事日程。

與往常一樣，這一貴族復興的嘗試只不過是加速了舊秩序的衰亡。反對派中的貴族沒有意識到，無論是在彈劾案中，還是在1640—1641年的斗爭中，他們只不過是充當了律師和鄉紳的攻城槌和擋箭牌。保王黨貴族沒有認識到，無論是在樞密院還是在鄉村，他們都只不過是充當了國王獨斷專行權力意圖主張的掩護。他們日益增長的傲慢，不但沒有嚇倒原來的敵人，而且還樹立了新敵。與法國和勃蘭登堡不同，在英國，有著共同利益的大特權貴族和專制王權的堅實聯盟，仍然沒有成熟地建立起來。當危機來臨時，英國的貴族就在國王和下院的壓迫下分崩離析。

本文節選自《貴族的危機：1558—1641年》（[英] 勞倫斯?斯通 著，于民 王俊芳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