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二手玫瑰是最能代表中國的“歌手”？

王小波的名言：“最好的文體都是翻譯家創造出來的。傅雷先生的文體很好，汝龍先生的文體更好。查良錚先生的譯詩、王道乾先生翻譯的小說這兩種文體是我終生學習的榜樣。”盡管小波這話帶著強烈的個人經驗主義和個人審美，但其展現的關于現代漢語的內核，卻完全不差。

現代漢語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劇烈轉型震蕩中誕生。五四的新文化/新文學運動，顛覆了過往傳統中國古典文學/文化，并在往后長達一個世紀的進程里，通過多次的“運動”，呈現了如今的狀態。在廣義的現代漢語的發展里，從西方傳教士以布道作為載體的翻譯開始，再到五四時期許多翻譯家（不局限于文學翻譯）所進行的持續的、變化的漢語翻譯實踐，這是我們現今所使用的中文重要的驅動力。以《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統計，從1917-1949年的30多年間，全國共出版文學類書籍13500種，其中譯作3894種，占所有總書目約30％，跨國別、跨文化的文字交流/文學交流不僅發生于中文當中，在其他國家/語言里也非常常見，但像中國在20世紀所產生的那樣劇烈的、規模如此宏大的輸入，是極其罕見的。

不搞樂子，嚴肅地說：現代漢語的書面語體系的形成，民間日常口語（含各地方言）+傳統明清小說、話本及古典文言文+漢語翻譯實踐，這是現代漢語的三個源頭。但我依然認為翻譯本身是最重要的。“翻譯家是這個民族的先知。”翻譯不僅代表了語言上的轉換，更代表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引入。無論是胡適的“西洋文學救荒論”，還是魯迅、周作人等啟蒙者的身體力行。類比于我們今日所討論的SOUL、R&B等西洋音樂形式作為一種“異文化”的引入，魯迅曾在中文是否要全盤歐化時說：“歐化文法的侵入中國白話中的大原因，并非因為好奇，乃是為了必要。固有的白話不夠用，便只得采些外國的句法，比較的難懂，不像茶淘飯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魯迅之所以為魯迅，包括為何魯迅在日本學者中有如此高的聲望，就是在于同為東亞圈，日本文化總是對著美帝成為跪族男孩，但魯迅卻能夠在身處弱勢文化當中，在不斷的引進和吸收之中，造就一種屬于中國的、新的語言。

如今我們的漢語依然充滿了變化。跟我們的流行音樂一樣。我們共享著世界所有的一切，在面對強勢文化時，哪怕是再弱勢的個體/族群，也能有自己的對抗和張力。本屆《歌手2024》上，二手玫瑰便是最好的代表。

以上是以文化角度的切入，如果真的想把這些文縐縐的話拿掉，我們從純粹音樂的層面，聊二手玫瑰憑什么最能代表中國，那就來聽我這期的播客吧！為什么我們覺得二手玫瑰是一點都不輸給Chante Moore、非常有牌面的作品？當我們已知現代流行音樂的規范全然是“洋人”定義，作為華語流行音樂，其努力的方向和價值意義在什么地方？

這不是《聾啞樂評》第一次談二手。在之前《樂夏》特別節目里，我們就已經說過“二手玫瑰是最能代表中國的樂隊”。雖然都是老生常談，但我們也不妨再談一次，尤其是在歐美大嗓的逼迫下，二手玫瑰變得更有意義。